中国电影美学的探索与变革：第五代导演的人文主义精神

毫无疑问,第五代导演从影的初衷是围绕着深层文化、民族命运展开的。及至20世纪90年代和新的世纪,尽管他们不断地抛出形态各异的电影作品,实际上都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英雄》《无极》,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作品,无一不把触角伸入个人乃至民族的命运,无一不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展示导演个人的精神内核。总之,可以说第五代导演的时代和社会处境,决定了他们与一个大文化背景的相伴相生、同体同构。

就人文意识而言,第五代导演实践了启蒙主义的理想,呼唤现代性的到来,确立了具有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充满创造力、强调实践等特质的人文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带给他们对历史现实进行批判反思的视角,人生的体验赋予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时代的思想浪潮滋养下,他们得以公允地看待世界;与前辈导演不同,在他们身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依然存在,但他们的思想与时代精神已趋于同步,大的文化生态环境使他们培育出一种看待问题的独立精神。随着大量西方新潮艺术涌入国内,随着这一代人眼界的不断开阔,单一的意识形态思维已经不再左右他们的思想和创作,随着中国走过的思想解放过程,第五代导演身上已经少有惯性思维的规约,代之而来的是对理想的实践和对艺术边界的超越。与第四代导演过于节制的表现方式不同,第五代导演已经有了表现自我的可能。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空间可以取代时间,整个历史作为中国的形象被本真的展现在观众面前;在陈凯歌的电影中,他可以长时间地展示色彩丰满的黄土地、渲染异常痛快的腰鼓戏;在张军钊的电影中,黑白的对比揭示情境、荒芜的大地参与叙事;在田壮壮的电影中,古老的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民间的法度和规则由隐晦逐渐呈现。他们对生命和历史现实的客观认识,使第五代导演树立了创造性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的浪潮中,他们是受惠者,更是不折不扣的实践者。第五代领军人物之一的陈凯歌,在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就已经活跃于北京的一些沙龙和知识界聚会的场所,接触了最初的人文意识洗礼。在这个群体中,他无疑应该算是一个精英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曾写作《少年凯歌》,抒发了那一代人英姿勃发的时代精神,这与梁启超曾经鼓吹的“少年中国”精神及五四的开阔气象一脉相承,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和时代意义。可以说,陈凯歌曾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电影诗人”,抑或是一个充满玄思的“银幕哲学家”,与他的精神气质相匹配,陈凯歌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的电影导演。在他的电影中,主动承担起思索人类困境的文化使命,其时代精神和启蒙精神是相当自觉的,他常以文化工作者自居,在电影的表达中,以个人对于宏观历史的叙述去展现自己对于人文的思考。用电影表达他对文化的思考是一种自觉选择。(www.xing528.com)

强烈的时代氛围和个体的独特思索,使第五代导演在从影之初就突破了旧有规则,开始关注人在社会历史文化当中的处境,思考个人命运如何在宏大的历史环境中浮沉,探索历史文化底蕴,契合了时代主潮。明确的历史生命意识和人文思考在他们的精神建构中提升为哲理化的文化自觉,使他们在创作中实现了文化的自我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