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生命意识而言,第五代导演也有自己的独特体验。这一代人极少有从学校到学校,又从学校到社会的单一人生轨迹。与第四代导演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基本接受了系统教育的情况不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正要系统学习知识文化的时候,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崇高而又虚幻的口号中,插队于农村或劳作于工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出身不好的张艺谋先是在陕西农村插队,又到国棉七厂当了几年搬运工;即便是出身于电影世家,生长环境与张艺谋截然不同的陈凯歌和田壮壮,也先是奔赴云南、东北插队,后又进入部队服役。等到他们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已经是年届不惑,早生华发了。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具有一种特有的看待生命、对待人生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个体生命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是被动的,是遭受压抑且失去自主选择权的,这与他们认为个体应该是自由、张扬的,起码是对人生有自主权的人生观相悖。在他们个人生活历程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挤压和限制后,表现在他们的艺术呈现中,对挤压和限制的反抗,表现为对自我意识觉醒的强烈诉求。
第五代导演也正是在作品中实践着这种艺术主张。《一个和八个》中,蒙冤的共产党员王金和八个土匪、逃兵及国民党士兵被一同押解,在生死关头,他们压抑的人性得以释放,像真正的男人一样朝着侵略者给予致命的打击;《黄土地》中,翠巧的弟弟最终会像八路军一样走向外面的世界,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孩子王》里的小学生王福也许会是未来不再日复一日的希望;及至《红高粱》,这种生命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大声歌唱、大碗喝酒,敢爱敢恨、快意恩仇,整个电影张扬着酒神精神,体现着人性的豪放,把第五代导演对人性的礼赞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五代导演最初的作品展现的是他们对人性的期待,对生命的张扬,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们的作品却开始往回转,更多地着墨于人性的压抑、生命的扭曲,《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腐朽的封建传统摧残美好的人性,《菊豆》中守旧的封建人伦扼杀了痛快的爱恨,在历史的车轮中,人仅仅只是为活着而活着,一切抗争和努力都是徒劳。这种转向一方面是第五代导演群体反思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其实也是迎合西方的妥协之举,更与大潮过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息息相关。这个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第五代导演曾经坚守的理想与激情,是他们向商业电影靠拢的一种预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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