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美学：创新技巧与本体回归

在该时期,电影创作者开始脱离政治宣教,绞尽脑汁寻找摆脱特殊时期枷锁的钥匙。他们开始反思个性经验对于电影创作的重要性,回归电影艺术的本质并逐渐形成一股浪潮。同时,受到伤痕文学思潮的影响,电影创作者开始吸收现实主义的各种表现手法,出现了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形式的影片。这个时期的国内电影界开始就“电影应该电影化”“电影语言应该多样化”等关于电影及其本质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国外的电影理论开始在国内译制、传播,已经被国内的电影人应用到创作当中。

在大胆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上,拍摄于1979年的《小花》、《苦恼人的笑》和《生活的颤音》,是标志着电影形态开始发生转变的最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花》是一部描写解放战争中三兄妹悲欢离合命运的影片,用副导演黄健中的话来说它“是个老故事,并不给人新鲜感”,但电影却用一种新鲜的语汇将一个战争故事叙述得浪漫而隽永。影片一反以往惯用的平铺直叙的叙事方法,在许多段落中运用闪回、彩色和黑白穿插的表现手段来打破传统电影的时空观念,突出人物的情绪、感受。在周医生看到树林中的“卧牛石”而回忆起17年前雨夜托孤的场景中,导演用交叉剪辑和色彩穿插的手法把一段交代情节的平淡段落表现得错落有致,既突出了叙事重点,又将人物伤感的情绪传达给观众,从而使影片的节奏张弛有度。影片结尾,翠姑身受重伤,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创作者将其哥哥奔来看她的现实和她在昏迷中产生的幻相,诸如水中不停闪烁的光斑、空中飞翔的白鸽、树梢上五彩斑斓的光芒等剪辑在一起,两者的互相交映使影片的情感越发充沛,感人至深。这些如今看来已经司空见惯的手法在当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小花》一经上映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如同一场飓风震撼了所有的中国观众”,并在电影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而如果将考察视角放得更开阔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独特意义不仅表现在形式的探索、创新方面,也体现于提高电影的娱乐性上,它“满怀新潮与激情地将通俗剧、罗曼史以及战争史诗三种叙事方式融为一体,极大地满足了这些年观众对于娱乐电影的渴望。”在这一创新浪潮中,电影创新不仅仅局限于镜头表现,许多影片在声音方面,如自然音响、电影音乐的运用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导演开始认真地把电影看成一门视听艺术,追求画面和声音的有机结合,《生活的颤音》即在这一方向上迈进了积极的一步。影片几乎集中了当时所有新颖的表现技巧,而其真正的成功之处是在音乐的整体构思上。在这部影片中,音乐在宏观方面成了剧作结构的依凭,在微观方面则运用其节奏、旋律与电影剪辑相配合,将人物内心的苦闷渲染得让人动容,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相较而言,《苦恼人的笑》在当时的整体创作中显得独特新颖、自成一家,它“表现出只有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年代背景下,才可能出现的荒诞。”电影运用了大量慢镜头、定格、声画对立和夸张变形等手法,来表现一个在“四人帮”统治下想说真话而不能的普通记者的心理世界。影片充满隐喻和象征,其中最为醒目和奇妙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段落。在这一段落中,男主人公仿佛置身于一个为孩子满月而设的宴席之中,晚清官员、旧时军阀等各种封建势力聚集到一起,他们因互相吹捧而得以大快朵颐,那些只讲实话的知识分子却遭到毒打。镜头配合表现的内容摇摆不定,并不时使用高速摄影来渲染荒诞、恐怖的气氛。鬼魂般的人物和地狱般的场景将电影抹上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这种魔幻风格和影片表现现实生活的写实手法及展现回忆的浪漫手法相融合,用悲剧的色调刻画出小人物在历史灾难面前的精神压抑和心灵折磨。(www.xing528.com)

探索、创新是这一时期电影界的普遍意识,创作者努力从各个方面获取创造力的因素。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对艺术形式的探索上,也表现于对思想内容的开拓和挖掘中。其时导演们大多都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思考电影的本质,思考电影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希望可以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完成更新民族价值观念的文化启蒙。与《小花》同年出现,由李俊执导的《归心似箭》,虽然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显得朴实许多,但却打破了以往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模式。影片不再局限于刻画性格单薄的英雄人物,而是塑造了一个在亲情、爱情和军队利益发生冲突时同样感到困惑的普通抗联战士。从此时起,不论是从政治的还是哲学的角度,中国电影都开始表现出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开始关注大时代之下的个人命运。1980年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即通过一个人伦关系的情节框架,来表现不同人在面对巨大磨难时的抉择与行动。不过强烈的创新愿望虽然使电影界重新焕发出一种活力,却也不免滋生出一种浮躁的心态,那种希望快速“走向世界”的想法让创作者们不假思索地采用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表现手段,一部分作品流露出花俏、肤浅的倾向。针对这种现象,电影界开始了自身的沉淀,他们意欲寻求更明确的理论指导,20世纪80年代初吴永刚、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谢铁骊导演的《今夜星光灿烂》等影片的出现,标志着电影创作的某种转向,中国电影由此“从浮泛走向深邃,从狭窄走向宽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