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中国社会以及个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尤为明显。“文革”之后,卸除个人与社会的“历史负担”成为新时期面临的首要问题。第三代与第四代电影人率先扛起这一重担,他们从各自的人生经历、社会角色、文化立场出发回顾“文革”,前者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以新的国家体系代言人的身份“发声”;后者则是从“人”的角度,在新时期的大环境中还原个人、个体,在影片中寄予他们人文理想。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杨延晋、黄健中、吴贻弓、滕文骥、丁荫楠、谢飞、张暖忻等)主要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左右,是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其人生观、社会观和美学观都深受当时的大环境影响。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正处在共和国蓬勃发展时期,当时的理想、信念、真善美等价值观都深深刻在他们的骨子里。这使得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中普遍流露出新中国母亲是理想的、美好的和亲切的。
“我们这批导演有很浓郁的理想色彩。金色的童年、玫瑰的少年乃至自己的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却,常常在创作的过程中闪现。尽管我们也尝到了辛酸苦辣,但是50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信心、人与人的关系、诚挚的追求、生活价值的赢取、青年浪漫主义的色彩等等,这种‘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积极向上的信仰体系,总不肯在心中泯灭。”这种“共和国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与第三代导演主要依靠短期集训和实践摸索的学习模式不同,第四代导演大多都受到过大学的高等教育,这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影坛第一代“学院派”。第四代导演往往更具有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关怀气息,而且他们的创作黄金期恰逢新时期之初,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急切的创作冲动得以尽情舒展。而当时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等社会语境也使得他们在电影形式上有所突破,更为他们的主体意识、人性主张、人物内涵奠定基础。在他们对于“文革”表述也多从“人”的角度出发,主张还原个体、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从不同程度上延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www.xing528.com)
在人物刻画方面,第四代导演突破了第三代导演的固有模式,即二元对立模式。他们在作品中着重描绘正面人物身上的人性亮点和人情美好,减少反面个体人物的表现,让反面人物以群体或“缺席”的方式出场,弱化正、反面人物的对抗。在第四代导演塑造的正面人物的脸谱中,第三代影人作品中的卡里斯马式的典型形象被消解,转而将焦点放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这些人物不仅去掉阶级性、革命性的身份。不再以阶级属性来评判,而且还褪去了“完美”,被还原成为有血有肉、有缺陷和顾虑的普通人。第四代影人的作品在表现普通人时会着重展现出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表现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不起眼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美”,成为第四代导演叙事的集体艺术自觉。他们的影片常常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救助、相互关怀,以及对美好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来体现普通人身上的真善美。从刻画的情境来看,第四代导演和第三代导演对于主人的遭遇和心理变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们镜头中的主人公不会有第三代导演所展现出的大悲大喜,更多的是理性与从容。与第三代导演相比,他们在影片中的意识形态神话在逐渐减弱,政治意识在消退。他们将焦点转向“人”,将更多关于“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话语形态等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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