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关于“谢晋模式”的大讨论涉及了中国电影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电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第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第三,本土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第四,对于国产电影的传统积淀怎么看待。谢晋所拍电影是传统主流国产电影中的佼佼者,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虽然使他的电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赢得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但同时也成为他电影容易招致攻击的地方。
在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浓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政治、社会、道德、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更多地承袭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谢晋电影”或者“谢晋模式”并不只是单纯指谢晋个人的创作,而应被看作一种更为宽泛的电影文化现象。谢晋导演的艺术创作从20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有着长达60年的时间跨度,可谓当代中国电影界的常青树。无论是从题材选择、主题表述,还是从叙事模式、表现技巧上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谢晋电影都成为国产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使得所谓的“谢晋模式”或“谢晋电影”所包含的内涵远远超出了谢晋电影本身,具备了更为深远丰厚的历史文化意义。
谢晋电影的叙事与中国社会历史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在他所拍电影中,我们往往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专注、敬业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所特有的使命感以及炽热的社会参与意识。正是对时代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引导着他常敢于面对现实,近距离去感受、去捕捉最广大人群的疾苦、最有时代感的体裁,从而留下了一部部引发时代共鸣的作品。虽然影片的外在形态随时间推进不断发生变化,但影片内在的艺术品格——现实精神与戏剧表征的完美结合——却贯穿至今。“谢晋模式”作为中国电影的一种特有现象,其中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与审美内涵。从谢晋导演生涯的开始,革命、政治和历史就是他绝对予以突出表现的叙事话题。可以这样说,谢晋电影担负着历史见证人的角色,忠实地记录着社会历史的波动,并试图在社会的整体历程中把握时代的本质趋向。作为一位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本土电影导演,谢晋的电影作品序列基本上完整地描述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命运多舛的社会历史进程。面对着时代、社会的巨大变革,谢晋及时而严肃地向人民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谢晋电影具有鲜明强烈的政治思想,与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取决于他生活的时代,也来自他对电影功能的认识。在谈到影片《芙蓉镇》时,谢晋这样说:“我认为一个重大的作品,总归是要跟国家的命运、时代的特征、人民关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谢晋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艺功能观的忠实拥趸。
但是,谢晋的“文以载道”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说教,他是试图在用真实的情感去打动观众,感召群众。因此,在谢晋的电影中,政治因素只是一个触发点、触动人内心情感的触发物,但它并不是作为影片重点表现的对象,而只是作为导演深入探究人物情感或生命体验的一个视角、一个管道和一种载体而存在。(www.xing528.com)
谢晋一直都在遵照“文以载道”的主线来进行艺术创作,同时又在坚定持守电影本身“寓教于乐”的功能。由于谢晋的电影总是会带上时代的印迹,致使有人质疑电影本身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谢晋的电影中充满了人世间最真实的人文关怀。谢晋电影始终秉持现实精神,竭力展现客观的、真实的社会现实,而影片本身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是通过戏剧性的形式展现出来的。谢晋所拍的电影常常会把社会中人物曲折的命运与整个大环境下的社会生活,以及时代的沧桑变迁结合在一起,从而构建出显著的源于社会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通常不采用比较一般的方式去叙述事件,更热衷于不断强调故事情节的方式去叙述,以鲜明的故事脉络来带动整个剧情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增加电影叙事所带来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在各种机缘巧合下的历史和现实之间,与社会上占据主导位置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同时,也是谢晋电影深得众多观众喜欢的原因之一。
回归到电影本身叙事策略上来,他则是很好地继承了蔡楚生等老一辈电影先驱们所创立起来的带有民族化的叙事传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电影中的叙事部分带有显著的圆润、细致和内敛,回顾谢晋导演以往所拍的众多影片,曾经在电影中采用过的“以家论国”的叙事风格,与蔡楚生等人于1948年所执导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甚是契合。《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这样说:“这是因为在中国,国和家的关系太密切了,国的命运,也就是家的命运。”《秋瑾》则引用了秋瑾那意味深长的诗句:“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通过这种“家与国”之间的置换,谢晋成功地将历史事实和虚构或传奇、个人命运与政治进程融合在一起,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镌写。在个人与家国命运的动态关联之中,以普通人的故事,最世俗的人性、最基本的伦理来诠释一种价值观念与信仰体系,寄托各种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塑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本。从起初让谢晋“一片成名”的《女篮五号》,再到后来遭受强力批判的《舞台姐妹》,再到进入新时期以来赢得广泛赞誉的《芙蓉镇》《牧马人》《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谢晋电影始终秉承现实主义美学与传统道德伦理相结合的叙事风格,然后经过娴熟的电影政治修辞完成与“国/家”的置换策略,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情感美学之间的完美衔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谢晋电影代表了中国民族电影中一种最为有效的形式。正是由于谢晋采用了情节剧的话语策略.在政治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个曲折动人的道德故事,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鄙、开阔与狭隘、奉献与自私、勇敢与怯懦代替了政治上的黑与白、对与错。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以家庭悲欢、情爱恩怨来折射时代变迁,昭示善恶正邪和道德褒贬,来展示中国政治历史的风貌,引发观众共鸣。巧妙地用道德的肯定和否定来完成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这是谢晋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想。
由此,我们大可不必将谢晋电影中道德与政治的转换看作作者的某种手腕或“阴谋”,而不妨看作导演无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艺的精神,并成功适应和满足了观众的需要。“谢晋模式”不仅仅是谢晋个人在艺术创作上的选择,更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不可回避,谢晋模式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这种局限并不是谢晋个人的局限,而应是历史与时代的局限。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电影在全盛时期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是因为作品中包含的社会映像,而后来谢晋电影被冷落也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对之前历史的努力改写甚至有意淡忘。《清凉寺钟声》等影片尽量把政治背景向后推移,更多地讲述人性故事。但相对而言,其成就显然不如谢晋之前的电影。谢晋后期电影的边缘化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导演艺术创造力衰退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话语日渐主流,伤痕文艺已经逐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者必将慢慢地被排挤出文化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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