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探讨

谢晋导演对中国电影的卓越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创作上,同样体现在他及他的作品对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的重大影响上。在谢晋导演的一生中,他先后四次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讨论。这不仅在中国电影史上绝无仅有,从世界范围看也是极为罕见的。第一次是“谢晋模式”的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青年学者朱大可,借着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打响了这次讨论的“第一枪”。此文发表后引发了相关人群对于谢晋电影与好莱坞商业电影、主流意识形态及中国传统道德趣味之间的联系展开一系列讨论;第二次讨论发生于1998年“谢晋从影50周年研讨会”上,主要讨论的是谢晋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出的作品;第三次讨论是在2003年11月,借着导演谢晋80岁寿诞和从艺60周年之际,众多的媒体、专家、学者,一起参与了在上海大学举办的“谢晋与20世纪中国电影文化学术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众、形成成果之多为人瞩目;第四次则是2008年年底,在谢晋导演因病去世之后,国内多家学术刊物以及媒体发起了对谢晋导演一生电影生涯的回顾和怀念。而在这四次大讨论中,又尤其以第一次为重,这次讨论不但对中国电影界,甚至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此,“谢晋电影”“谢晋时代”“谢晋模式”成为专有名词,被写进中国电影史中,在后三次讨论中都可以看见第一次讨论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凭借其“反思三部曲”等影片走上事业巅峰的谢晋却出乎意料地招致了一些人的猛烈质疑,进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历时五年的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大讨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一个著名的文化事件。

1986年7月18日,《文汇报》刊登了上海财经大学教师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一文,短时间内被全国数百家报纸杂志报道、转载和评论。这篇文章仅仅有2000字长短的篇幅,里面却包含很多决定性的论断:谢晋所拍的电影已经进入一种固定的模式,持守着“好人蒙冤——发现价值——道德感动——以善胜恶”的固有的样式。在朱大可看来,谢晋导演为广大观众所设定的“消除社会矛盾的道德传奇”恰恰彰显出一种“把煽动人情作为其奋斗至高目标的腐朽的美学意识”,随后发表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谐和音”的论断。

同年8月1日,同样是在《文汇报》上,另一位青年学者李劫带着超前意识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进一步提出了向“谢晋模式宣战”的口号。文章指出,“谢晋模式”是一个“陈旧的模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悲剧性现象”,应该对这一“封闭的稳态模式”予以“击破和超越”。

两篇文章一出,在引起了一大批青年学者追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年长电影人的不满。首先是夏衍先生在1986年第10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要大力提高电影质量——在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座谈会上讲话》,夏公表态说,朱李之文的观点“似乎太轻率、太武断了”。随后,著名导演吴贻弓在上影故事片创作人员会议上写了《要做一个真诚的、热爱人民的电影艺术家》一文。吴贻弓导演给予了谢晋创作高度评价,强烈地批评了朱李二人的“超前意识”是“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时代和人民都不会买他的账”的,并做出了“如果将来历史证明我是笨蛋、低能儿,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历史的审判”的慷慨陈词。后来,钟惦棐在《中国电影时报》发表了名为《谢晋电影十思》的文章,尽力将争论控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之内,绝不做武断的裁决。与夏衍、吴贻弓的愤慨不同,钟惦棐对年轻后生的观点则是:朱大可的文章除了有犀利的学术勇气外,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当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表达出个人对社会和文艺强烈的责任感,因此不应该因着他的锋芒毕露和某些不当行为而忽略它合理的核心部分。同时,钟惦棐还用“时代有谢晋,谢晋无时代”十个字对谢晋电影的局限性做了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多年之后,倪震在描述这场争论时写道:“青年评论家朱大可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尖锐而又中肯的批评,持续数月之久的诸家辩论,无论对创作者本人或是论者、观众,都引发深省。检讨所及,远远超出谢晋电影本身,撼动了中国主流电影传统模式的稳定形态。”(www.xing528.com)

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多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到论战中,双方各执一词,热闹非凡。直到《电影艺术》1990年第2期集中刊发了李奕明的《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汪晖的《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应雄的《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谢晋及其“家道主义”世界》和戴锦华的《历史与叙事——谢晋电影艺术管见》等这样一组较为系统地研究谢晋电影的文章,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为这场争论作结。

这组文章虽然在理论依据和论证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是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共同点,就是普遍认为谢晋是政治权力的辩护士,“谢晋模式已然过时”。在李奕明所写文章《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中,把谢晋的电影描述为社会政治权威话语精彩绝伦的电影同声传译者;而在应雄的文章《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谢晋及其“家道主义”世界》中,则是把谢晋所拍的电影描述为“古典写作的璀璨黄昏”,本意在于宣告谢晋时代的终结;另外在汪晖所写文章《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之中,特别针对朱大可文章中有关的传统理论和现代意识的对立进行理论化解析,而后又进一步说明了其背后隐藏的政治与道德的置换秘密,从而完成了对谢晋所拍电影“道德/政治”模式的结构描述;戴锦华的论文《历史与叙事——谢晋电影艺术管见》则详细地分析了谢晋电影中存在的“辩证置换”的现象和叙事表现策略,明确揭示了谢晋历史叙事的现实功能: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维护和论证。

从宏观上来看,对谢晋模式的讨论呼应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洪流,这场讨论之于文化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社会意识形态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裂变,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借评价谢晋电影表达不同诉求。毋庸置疑,谢晋的一系列电影为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文化的塑造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朱大可和李劼等学人对于“谢晋模式”的批判同样符合新时期积极推进思想变革和文化转向的战略需要。一些年轻学者站在激进精英分子愤世嫉俗的立场上,对“中国文化传统”展开激烈的谴责。在这种整体性的文化氛围中,谢晋电影中浓重的传统意识和对传统美德的渲染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

近30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当年这场论争,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携带了大量非学术因子,使论战双方遭受巨大的文化伤害。一时间,谢晋电影成了精英知识分子展现其优雅才能的学术演练场。但是,通过这场持久的争论,使得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理论中成为特别关注的电影现象,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从此以后,“谢晋模式”成为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一个固定的命题,同时也成为中国电影理论发展进程中最为火热的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