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文学：中国电影美学的探索与变革

正当电影界为电影语言“现代化”是否必须摒弃“戏剧性”的争论持续深入的时候,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也被提上议程。1980年年初,在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透过个人的文章《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指出:应从电影的思想性和内容上提高电影的艺术质量。他认为,中国的电影艺术水平之所以不高,并不仅仅是因为表达方式的陈旧俗套,而是因为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就很一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特别指出,电影本身就是文学——通过电影的手段完成的文学。对于电影的“文学价值”,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内在思想的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文学的表现手段和节奏、气氛等。其实文学的思想性是基础,是电影表现出艺术性的关键所在。电影作为一种文学,就离不开文学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为了尽可能地发挥出剧本的文学价值,就须要牢牢掌握文学所特有的技巧,使得电影文学可以充分发挥且吸收叙事文学、戏剧文学和抒情文学的长处。

电影文学性的讨论与电影的戏剧性讨论本质无二。张骏祥把电影本身的艺术质量问题作为一个切入点,大力倡导导演们“一方面要力求体现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创造性运用好电影手段”。对一个导演是否合格的评判标准便是能否“用自己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作为一个长期实践的电影作者,张骏祥的观点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正是他提出要把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法作为一个重点重视起来,然而这次他却出人意料地支持“电影即文学”的观点,其中包含着他的创作实践经验以及对周遭创作环境的洞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革故鼎新”的整体氛围下,有人矫枉过正,一概而论地“求新求变”。而当时创作界在“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引领下,也确实有一部分人用力过猛,容易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要么是过分强调形式和技巧的重要性,就会导致闪回、虚焦、快摄、定格等技巧的泛滥使用,给人留下华而不实、缺乏真诚的错觉;从虚假的戏剧程式走向空洞的形式程式。很显然,他的“文学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电影界忽视和贬低文学,机械地讲求技巧的外在堆砌和某些流派的照搬。

张骏祥强调的“文学性”又引发了继“戏剧性”之后的另一番争辩。当时电影界的主要刊物如《电影文学》《电影剧作》纷纷刊发文章,刊载出来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强调“文学性”和“文学价值”的真实含义;“文学性”在电影艺术行业的真实地位,以及深入讨论“文学价值”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张骏祥所提的观点,电影理论家郑雪来在《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一文中发出质疑,他首先肯定了电影与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的亲密关系,认为电影文学剧本是一部影片思想艺术得以不断涌流的基础所在,但同时强调,电影创作讲求文学价值并不能等同于“电影就是文学”或者“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电影即文学”。由此,他对于“文学价值”是否应该归属到文艺学的范畴内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若确定用“价值”两字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美学价值”,而非“文学价值”,若刻意把文学价值的地位看得比其他一切的艺术都要高的话,就会违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会与艺术发展的历史不符。对此,他进一步指出,论述电影的本质并不能脱离电影的美学特性和特殊表现手段,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表达和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限于文学,由此看来,决定电影自身特性的关键点不是镜头的结构,而是完全取决于镜头的运动,即蒙太奇。

在文学性和电影性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郑雪来进一步延伸,论述了“电影的文学性”与“电影剧本的文学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郑雪来看来,电影本身就是一门别具一格的艺术门类,有着单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段。但电影剧本与电影艺术之间还不能画等号,电影剧本的文学性不同于电影的文学性。如果过分地看重电影的文学价值,就会遗失电影本身的独立性,久而久之,将沦落为文学的附属品。与此同时,张卫在《电影的“文学价值”质疑》一文中也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张骏祥“电影即文学”的论断把电影的造型表现单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把它看成文学形象外在的消极的外衣,而把导演所从事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消极的翻译,之后把剧本经过编导后搬上银幕的流程看作是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切换,而正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致使电影艺术创作的完整性将无法实现。资深电影理论家钟惦棐撰文《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比较温和地指出张骏祥“电影即文学”论断中的偏颇之处。他认为,与文学的广阔视角和内涵深度相比,电影仍然与其保持着较大的差距。电影需要向文学学习,但不能因此就一味地强调电影的文学性。“诸种艺术均需发展其自身,不然就不足以说明自己。它和其他艺术的联系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发展自身是永远的,无条件的。”(www.xing528.com)

若只是从电影本身的综合特性为起点,作为电影评论家,余倩以为文学与电影之间还是不能画等号的,同时它们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他发表文章并认为,在电影成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中,文学在中间起着关键作用。电影和文学连接紧密:电影自身的根基中若没有文学加持,那么电影本身的艺术性就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就很难发挥出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本质区别。如果把电影当作是文学范畴中的一类,那么,文学本身特有的属性就可能会替代电影本身的艺术性;导演的职责就在于通过电影来体现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学价值,而非盲目地去效法剧本,去创作所谓的“美学价值”。因此,若电影性被文学性完全取代的话,很快,文学价值将会把电影自身的美学价值取而代之。那么,电影就可以跟文学完全画等号了,若真是这样,两者都将失去个体存在的独特性。

导演郑洞天则是尝试从电影和文学的本体差异层面进行论证,认为电影之文学性与文学之文学性存在质的区别,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媒介,电影的创作过程既依赖于文学性剧本,同时又存在许多非文学性的参考变量,如演员自身的形象气质对角色的“改写”, 这些特征往往因为个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带来的感受也是千差万别。像这种复杂的、鲜明的形象很难通过文学的表达来完成,所以有的电影导演会尝试通过非表演性质的电影手法来完成人物形象的补充,使得电影本身的范畴已赶超文学剧本。不难看出,电影自身所隐藏的“文学性”与文学本身自带的“文学性”有诸多相通之处,但这个“相通”只可意会,很难用语言表达。综合来看,提升电影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增强电影本身的文学性,如此说法虽从愿景上看是好的,但中间会有各种不确定性,容易产生一些偏差。

无论是戏剧性的讨论,还是文学性的讨论,最终都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电影理论界发起的这几次争论实际上相互交叉,彼此联系,从不同的角度接触到了电影的综合本性。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起步最晚,发展却最快,在形成自己独有的本体特征的过程中,一直以借鉴其他各类艺术形式为基础。这些争论实质上探讨的是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和它所借鉴的其他艺术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余倩就清醒地指出:“只要电影还是一种叙事艺术,而且还是一种需要演员表演的叙事艺术,那么,戏剧矛盾和戏剧情节,就不但不是违反它的戏剧本性,而恰恰相反,却正是它的本性所要求的……电影要不要戏剧矛盾和戏剧情节的问题,就不只是和一种艺术特性有关,而是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美学上的根本问题有关,也和艺术家对现实的态度有关。”无论持何种观点,参与讨论的理论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必然和文学、戏剧等传统艺术样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影艺术的发展史便是不断借鉴、汲取其他艺术样式的交融史。但是,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必定拥有其彰显个性的表现手段,在思想解放、个体意识萌发的新时期,电影的本体个性也应当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究其根本,如何平衡电影内容和创作技巧才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