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与国家图书馆：密切关系

综观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私家个人藏书与国家公共藏书二者的关系，不论在封建时期的古代，抑或近现代都是极其密切的。请先看历史文献记载:

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这样才有了汉代国家宫官藏书的兴盛，并出现了中国第一代目录学家刘向父子及中国目录学奠基工作——《别录》和《七略》。

《隋书·经籍志》说:“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至有隋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之盛。

又，《新唐书·艺文志》记:“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

《旧唐书·经籍志》则记:“开元七年(719)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肃宗、代宗崇重儒术，屡诏购募。文宗时，诏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由此可见，唐代宫官藏书，屡散再聚，皆仰私藏。

至宋代，徽宗时“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有观采者，乃命以官。”高宗时“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皆见《宋史·艺文志》)

据袁絅《枫窗小牍》卷下记:“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得书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以缺逸，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自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又据《(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记:“(南宋)中兴秘府始建，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值秘阁陆宰家所藏书凡万三千有奇。”陆氏为宋代越州三大藏书家之一，陆宰系著名文学家陆游之父。这些资料都说明了宋代国家宫官藏书更是以私家藏书为基础。

至清代乾隆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征访，限令呈缴，合集公私二藏，修成一代文献大典《四库全书》，这是中国藏书史上一次空前的私家藏书的大会合。

明末藏书家曹溶议《流通古书约》，丁雄飞、黄虞稷订《古欢社约》，清代藏书家周永年继而撰《儒藏说》，并与桂馥共创“借书园”，欲藏书久远，方便学人之求。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土壤上自发地创立公共图书馆的舆论先声和最早实践。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文明流入中国，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再具体从藏书家及其个人藏书与近现代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关系方面去考察，可以明显看出以下三个现象:

第一，近现代藏书家中的有识之士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郑观应在光绪十八年撰《藏书》一文(见《盛世危言增方新编》卷四)首倡“广置书楼”。继而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有《上清帝请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书》，梁启超又在《论学会》中提出“咨取官局群籍，以备储藏”，“尽购已翻西书，以便借读”。在戊戌前后各种学会纷纷成立，建书楼、购图书，成为一时风气。以私人之力建成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最早者，北方有国英所建之“共读楼”，南方有徐树兰所建之“古越藏书楼”。两者都初具规模，藏书数万卷，条立规章，管理有序，开图书变私藏为公用的新风尚。

光绪末年大藏书家罗振玉又首先提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宣统元年，清学部始奏《分年筹备事宜折》，先罗致湖州姚氏(觐元)咫进斋藏书及南陵徐氏(乃昌)积学斋藏书为建馆藏书基础，并任命编修，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缪荃孙为京师图书馆监督。

先此，在金石、书画、图书收藏家两江总督端方的推动下，购得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于南京创办了江南图书馆。不少省区公共图书馆亦于此时先后陆续开办。端方、张之洞这些达官兼藏书家是早期筹备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热心推动者。(www.xing528.com)

第二，近现代藏书家中又有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公共图书馆的工作，成为许多公共图书馆的领导人和业务骨干。

先从北京图书馆(其最初名京师图书馆)说起，它的早期的几任馆长(初期称图书馆监督):缪荃孙、徐坊、徐森玉、梁启超、陈垣、袁同礼等都是著名学者兼藏书家。还有些藏书家像谢国桢、傅惜华、向达、赵万里、朱家濂等人都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对其藏书采购、目录编制、善本鉴定诸方面的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先生是著名藏书世家苏州顾氏秀野堂的后人。曾在该馆任职的潘景郑、瞿凤起、李庆城诸先生都是出身于近代藏书世家的版本目录学家。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叶景葵则是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创始人，藏书八万册的顾颉刚先生早年曾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制定过《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省馆中的南京图书馆(其前身名江南图书馆)早期馆长陈庆年先生、浙江省图书馆老馆长张宗祥先生、山东省图书馆老馆长王献唐先生、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前馆长傅增湘先生等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藏书家。

高等学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前馆长向达先生、复旦大学图书馆前馆长潘世滋先生也都是藏书家。

第三，私家藏书是许多公共图书馆藏书的最初基础，更是古籍资料补充的重要来源。关于许多藏书家向公共图书馆捐赠情况本书前有专节叙述，兹不赘述。至于私藏归公的形式，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基本可分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是慷慨捐赠。这是私藏归公的主要形式。像早期的卢靖、严修、张謇、张元济、叶景葵。近期的傅增湘、周叔弢、陈垣、潘景郑、冯贞群、郑振铎、顾颉刚等人的私家藏书都是无偿捐赠归公。

其二是寄存。实际上多数也等于捐赠，只是在开始说法不同而已。此类像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瞿兑之补书楼藏书之寄存北平图书馆，钱叔琳等人藏书之寄存常州图书馆。

其三是收购。这有的是直接从藏书家手中成批廉价收购，像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之归江南图书馆，张氏适园藏书之归中央图书馆等。也有的是从旧书市场的书商手中高价收进，特别是些著名的宋元善本书，像从海源阁流散出的不少善本书就是这样购归国家图书馆的。

其四是没收归公。比较而言这是少数，像汪伪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藏书的收归中央图书馆。

还有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家而转归各地公共图书馆也有一部分。不过此项归公后来落实政策，有的已经清退，有的商议价购作了合理处理。

由于私家藏书受其个人嗜好的影响，尤其是学有专长的大藏书家，有在某学科资料搜集特别丰富的专藏特点，这些藏书一旦归于某馆，就突出地形成了其藏书构成的某种专藏特色。如任凤苞的天春园、王体仁的九峰旧庐各收藏有二千多种方志图书，他们分别归入天津图书馆和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就使这两馆收藏方志丰富著称全国。再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因收有高燮闲闲山庄所藏《诗经》专藏一千多种，山东省图书馆收有卢松安《易》类图书一千多种，使得该两馆收藏这两类图书而名列前茅。

特别各公共图书馆的善本、稿本特藏，又绝大多数从私家藏书搜集而建成。流传至今已相当稀少的宋元古本，不用说多由明清藏书家传递延流下来的，至于所谓名抄、名校、名人批注的善本书，更是全都成于历代学者藏书家之手。就是原来收藏于历朝宫廷的国家藏书，也因历经战乱而流散于社会，又由热心的藏书家百计搜求，苦心保护被保存了下来。像北京图书馆现藏的《永乐大典》，多是一本本转从私人藏书家手中集中起来的。

总而言之，藏书家及其私藏，与国家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关系，可谓深且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