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代的藏书家或捐献或出售,基本上结束了其藏书活动。五六十年代新兴起的藏书家不多。主要是两种人:一是部分党政高级官员,如毛泽东、徐特立、董必武、胡乔木、张友渔、李一氓、田家英等;另一类是著名学者如容庚、赵迺搏、王大隆、苏锡昌、吕振羽、谢国桢、赵景深、巴金、傅惜华、艾思奇、唐弢、何其芳、荣孟源、戈宝权、黄裳等。这些人,一则文化素养较高,有藏书的要求;二则工资收入较丰,生活之外,尚有购书余力;三则他们都有资格步入内部供应书店,可购内部参考书和线装古籍。但都收藏有限,多为二三万册而已,超过五万册者寥若晨星。
自六十年代初即开始了思想批判运动,接着进入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一切文化活动概行冻结,私家藏书只有受冲击遭毁散的命运,发展无从谈起。
从80年代开始,极左的禁锢放松,出版事业迅猛发展,私家藏书活动又行复苏。表现特点是起步快、涉面广,又藏书,又藏报,有更加平民化的趋势,至今天即涌现出了大批藏书家。像北京的田涛、湖南的何光岳、南京的周瑞玉、广东的韩英、温州的叶永烈等就是新兴藏书家的杰出代表。最近三五年不少省市都进行了“藏书状元”、“藏书大王”、“藏书家庭”等调查评比活动,这无疑对私家藏书活动的发展是个大推动,大鼓舞。(www.xing528.com)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私家藏书也必有新的变化。最近看到两篇报道,《新闻出版报》的一则报道说:“武汉市有一位李姓医生在郊区买了几亩地,构建藏书楼,拿出二十万元,委托武汉古籍书店为其筹建藏书。”(徐民《一藏书家耗资20万元购书》,见《新闻出版报》1994年10月17日)另一则《光明日报》报道说:“山西沁源县梨花村藏书楼主杨栋新盖起一座四室一厅的藏书小楼,自称是山城中的微型‘天一阁’,民间的‘现代文学馆’。”(徐雁《当今谁做藏书家?》,见《光明日报》1995年4月6日)
这是当代私家藏书的又一新动向,社会上虽有商潮的冲击和“读书无用论”的泛滥,人们趋鹜“铜臭”,营筑“金屋”,但同时又有追慕“书香”,筑建“书巢”的爱书家在滋长。总之,读书种子不会断绝,私家藏书的使命并未完结,它仍在向前发展着,谱写着新的私家藏书史。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日益提高,若干年后,拥有几十万册的大藏书家,必会重新涌现中华大地,二三万册的中小藏书家,必会遍布祖国南北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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