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极左思想引导下发动的，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利用红卫兵的幼稚和冲动，做出了许多过火的错误的行动，文教单位，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特别是抄家风和“破四旧”活动，不分青红皂白将书籍一律当作“封资修”的旧文化。红卫兵挨家搜索，强抄肆掠，或一火焚之。藏书之家，无一幸免，书籍之厄令人痛心。略举几例，可见一斑。
上海郑逸梅:“1966年8月26日，陕北中学(即原晋元中学)教师施某率红卫兵突来抄家，毕生所藏书籍、字画、文物、古玩，共装七车，全部被掠，为之痛惜……1977年为我平反，否定以前所有强加我之诬词。但又谓抄家物资已被偷盗殆尽，归还无望。仅取回一些破残书籍，我毕生节俭所珍藏之字画、书札，如唐伯虎、文徵明、马湘兰、文三桥、李日华、王守仁、王渔洋、林则徐、曹寅、龚定庵、袁枚、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书画，均掠夺一空，无从归回。计书札万余通，扇子近四百件，字画五百余件，珍本书籍数十种，一般书籍数万册，以及各类铜瓷玉石，文物古玩，损失之巨，言之犹有余痛。”(《艺林散叶荟编·郑逸梅自订年谱》)
作家黄裳:“当时我正在干校当泥水小工，一天，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第二天我遵命去报到了。接着那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立即出动，三十多条汉子，两部卡车，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榆下说书·祭书》)“‘文革’后幸有所发还，然完璧归赵之说已不复可能矣。”(《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
北京藏书家傅惜华:“他死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部卡车，把所有的藏书片纸不留地全部运走了。”(《榆下说书·碧渠馆》)“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藏书被抄到文管处，于是不顾感冒，冒着大风，流着鼻涕，急急忙忙赶到文管处，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书堆上，选走若干，拿走‘鉴定’……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流入江青、康生手里，‘破四旧’的‘革命’也就实现了。”(《康生与江青》)
山西藏书家许伯华的藏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以四旧物品，(将藏书)在院内、街门外两处焚烧，经一日一夜烧尽”。(《山西藏书家传略》)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私家藏书受损情况，兹就所查见文献记录资料表列如下:(https://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损毁私家藏书简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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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笔者仅查得的不完全的私家藏书“文革”受损实录。这恐怕是自秦火以来中国藏书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藏书之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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