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的转型：中国私家藏书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社会一次最深刻伟大的变革。对中国藏书事业最明显的影响是公私藏书的兴替。各类公共图书馆大量兴起，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为基础的旧式藏书楼迅速衰落和瓦解。历代相聚相传的积藏，以雕版印刷线装古籍为代表的历史文献遗产，大部分或捐赠，或寄存，或出售而转让集中于各类公共图书馆，主要是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各省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图书馆。相当一部分从近代开始流出域外他国。仅有一小部分尚分散留存于个别藏书家之手。但这并不是私家藏书的历史终结，只是私家藏书性质上的一个重大转型。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也只是代替了部分私家藏书的功能，它并不能完全处处时时满足人们对书籍的需求，这既有借阅上的不便，又有去求而不得的缺憾，因此，它并不能全部取代私家藏书的使命。王献唐先生说得好:“书非自备，乞邻终觉不便。”(《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跋世语》)这是一个学者需要个人藏书的深切感受。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改造了资本家，除工农群众外，从政官员干部和从事各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是工薪阶层，这种有限的个人收入已没有日抛万金去大批搜购十万八万册，三十五十万卷图书的财力基础了。但对书的嗜爱，对书的需求而致力积聚者，仍大有人在。除一些在民国时期已有收藏而进入新时代的藏书家外，老一代的革命家徐特立、董必武、毛泽东都家藏万册以上，何其芳、孙犁、田家英、李一氓、黄裳、王咨臣、姜德明、田涛、叶永烈、何光岳等也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兴的藏书家。这些新时代的新藏书家又具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藏书家群的构成范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既有高官，著名学者，也有一般知识分子，甚至大量藏书开始进入普通工农家庭，这是现代藏书家趋向平民化的一个显著新特点。从近年南京、苏州、常熟、唐山、青岛、湖南等地对私家藏书进行的调查评选活动中看，获得当地“藏书状元”、“藏书大王”、“藏书十佳”的人选中，既有干部、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和农民。藏书量都在数千册至一二万册之间。常熟市的藏书状元就是农民华瑞蕊，藏书达一万五千册。

二、藏书风气亦有很大转变，过去传统的追求宋元古本，名人抄校的佞宋派之类已不是主流。当今宋元版本已无可寻求，偶有出现，已尽归公共大图书馆，个人能遇到几部明版也属凤毛麟角。但也有新的追求，什么初版本、签名本、豪华本等。

三、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出版业空前发达。而琉璃厂式的古旧书业已相当萧条，积书主渠道已不是从古旧书店、地摊等处去寻觅，而是走向新华书店类的大厅。

四、藏书内容也不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先求四部粗备，而多是依据自己的实用性和个人偏爱的专业性去搜求积累，所以当今藏书家都各有专藏的特点，而且发展出一些新专藏的路子，如出现专藏报纸的众多藏家。(www.xing528.com)

五、在藏书思想上的私有独占，遗传子孙的观念相当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藏书家无不受其影响，老藏书家大多在新中国成立初几年都将藏书无偿捐赠给了国家。当今的藏书家在逝世前对藏书的处置，已不是传统地叮嘱“子孙永保”，而是考虑如何更好贻惠后人，发挥更大作用。遗嘱赠送家乡图书馆者有之;留存于服务单位图书馆者有之;抑或转赠给适用者;或建立××文库向公众开放等。像顾颉刚先生逝世后藏书留赠历史研究所，叶君健先生在一次病重时即将藏书赠送给家乡红安。冯友兰先生遗书在清华大学建立了“冯友兰文库”。冯亦代先生现在还健在，即理出一部分拟送给宝坻图书馆，并叮嘱黄宗英说:“这是我们活着要做的一件事。有的书要留给舒乙(现代文学馆)。”他们对自己藏书的善后处置正代表了当今藏书家普遍的理念和愿望，这也是一种时代的思潮。

六、在藏书活动上当今的藏书家虽继承了不少往昔的传统，如也命名书室，使用藏章，也编目题跋，但又有新的发展和变通。像采用藏书票、藏书签。题跋也与往日黄丕烈、傅增湘的大不同，而演变为今日广为流传的“书话体”了。

这就是当代私家藏书的主要风气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