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势衰弱，战争频繁，民不聊生，藏书故家纷纷抛售旧藏以维生计。而资本主义国家又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仰慕中华文化，西方汉学研究蓬勃兴起，除传教士、外交官和其他来华外国人个人收购外，各大学和文化研究机构纷纷派人携款来华坐镇收购古籍，造成我国珍贵古籍大批外流的局势。自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五十年间是中华文物典籍外流的高潮期，一批批接连流向域外他国。首先是东瀛日本，相邻最近，交往频繁，中国古籍外流日本者最多。仅民国期间较大宗者就有数宗。
民国六年(1917)澳人莫里逊在华藏书二万四千余册售与日本岩崎氏，现存东京东洋文库。
陶湘晚年将丛书五百七十四种，二万七千余册售与日本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现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
徐则恂藏书二千多种，四万余册，全部售与杭州日本领事馆某领事。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www.xing528.com)
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之文物古籍不可胜计。
除日本之外，中国文物古籍外流较多者即属北美。据钱存训先生粗略的统计，“美(国)加(拿大)两国现有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大小将近一百所，藏书总数达五百万册”(钱存训《欧美各国所藏中国古籍简介》)。其中最大的一宗是山东藏书家慕学勋藏书约四万册，于1929年售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再就是欧洲英、法、德、俄诸国收藏中国古籍亦数量可观。特别是中国早期的写本书和印刷物，像原藏敦煌的许多珍贵藏品，现多数在欧洲人手中。
郑振铎在《劫中得书续记序》中写道:“然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平沪诸贾搜刮江南诸藏家殆尽，足迹复遍及晋鲁诸地，凡有所得以大抵辇之美日为主。百川东流而莫之障，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这正代表了当时一些爱国之士的忧虑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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