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书家几乎都是学问渊博能写善论的著述家。清代数以百计的大藏书家都有论著,学术研究相当活跃,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是硕果累累,成就喜人。今仅就与藏书有关的藏书学、校勘学、辑佚学、编纂学几个方面略而述之。
首先,到清代积二千年的私家藏书的历史经验,形成了理论和实践更为丰富的藏书学。这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两人:一是清初的曹溶。他顺应并代表了藏书家中的开明派,明确提出了私藏应广为流通的观点,专作《流通古书约》,并在《绛云楼书目题词》中作了表述。批评了那种“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和“解借书,不解还书”的做法。认为“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提出“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约定有无相易,所抄互换……有力者,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曹溶的这一观点对当时和后世的私家藏书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稍后的周永年又倡《儒藏说》,并和桂馥共创借书园,进行了公之世人、欲藏永久的可贵尝试。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孙庆增。他所著《藏书纪要》继明代邱浚对书籍作用的认识上,更加明确提出了“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人身中之至宝也”的理论。认为通过读书不惟“能修身”,也“能治国”。这可以视为书籍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关系的理论上的启蒙。在藏书购求上提出了六难之说。要而言之,孙庆增对图书管理技术上一系列实践问题,从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总结,大大丰富和充实了藏书学的实践技术。清末叶德辉又作《藏书十约》,对藏书学的具体问题又作了某些补充。其《书林清话》对图书版本作了系统精辟的论述,为我国版本学的有影响的开创之作。
清代的藏书家编撰了大量的书目、藏书志和题跋。对此,后面将作专题论述。
在校勘学方面,清代的藏书家也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古书传习久远,讹误滋多,特别是先秦古籍,很多已是难以卒读。校雠本干枯无味,惟沉静安闲者方能为之,惟博通古今,精熟训诂小学者方能做好。而清代不少藏书家,广搜宋元善本,闭室埋头而校雠之。清初钱曾、何焯辈就已做起,到乾隆间,考据学大兴,出现了众多的专门名家,像卢文弨、顾广圻就是最杰出的代表。卢氏著有《群书拾补》,校勘古书三十多种。顾氏所校亦不少。他如陈鳣著《经籍跋文》,洪颐煊著《读书丛录》,孙诒让著《札迻》,孙星衍之校《孙子》、《吴子》,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经注》等都是名校善本。(www.xing528.com)
在辑佚学方面,成就也很突出。中国历史悠久,书籍难免天灾人祸,递嬗散佚。前代著录,后世无书可寻,学者深致慨惜,于是乎兴起辑佚之业。辑佚之作,宋代已有,像王应麟辑《三家诗考》。至清遂成专门。乾隆间李绂和全祖望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些佚书。
清代藏书家中辑佚书成绩最突出者是黄奭和马国翰二人。黄奭辑成《汉学堂丛书》。辑经书八十五种,纬书五十六种,子史七十四种。马国翰辑成《玉函山房辑佚书》计六百余种,七百余卷。而张澍专辑甘肃乡邦遗书《二酉堂丛书》。其他像张金吾辑《金文最》一百二十卷,费十二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三千四百九十七家,亦甚可称。
另外,清代藏书家,依据手中丰富之藏,编纂刊刻了许多大部头丛书和类书。著名的像卢见曾之《雅雨堂丛书》,鲍廷博之《知不足斋丛书》,钱熙祚之《守山阁丛书》,黄丕烈之《士礼居丛书》,周永年之《贷园丛书》,陆烜之《奇晋斋丛书》,郁松年之《宜稼堂丛书》,阮元之《文选楼丛书》,毕沅之《经训堂丛书》,胡凤丹之《金华丛书》,王灏之《畿辅丛书》,蒋光煦之《别下斋丛书》,陆心源之《十万卷楼丛书》,潘祖荫之《滂喜斋丛书》,潘仕成之《海山仙馆丛书》,伍崇曜之《粤雅堂丛书》,缪荃孙之《云自在龛丛书》等。此外,王士祯、张英编《渊鉴类函》,姚鼐还编印有《古文辞类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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