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编纂与私家藏书的关系

宋初编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大类书，明初编了《永乐大典》，清代则编纂了《四库全书》。统治者编纂这些大部头的类书、丛书，开宗明义都宣称“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目的，就是笼络人才，消其意志，寓禁于征。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更多，它编纂《四库全书》寓禁于征的目的更为突出。据任松如著《四库全书答问》中总结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私意和作用，竟有十款十三条之多，但基本的用意仍在于查禁销毁有违于统治者的文字记录。又据任松如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共销毁书籍六百四十五种，抽毁书籍二百二十一种，禁止流通书籍七百七十九种，查出有违碍内容的书籍七百四十八种，共计二千余种，约占总征收书籍数的六分之一。而且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的十年中，因查出所谓违碍悖逆语而兴之文字狱有十三宗。有发棺、处死、遣戍、革职、下狱、遭杖等不同处理，就是明证。

但从另一方面说，因编纂《四库全书》，在全国范围内征收集中公私图书一万多种，数十万卷，动员著作家、著名学者数十人，参与人员三百六十余人。共整理著录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真是网罗古今，包含万象，在客观上对汇集保存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精华大有好处。还撰写了庞大的书目提要，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学术进行了一次大整理、大评价和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功莫大焉。

《四库全书》的编纂与私家藏书有何关系，有何影响呢?

首先，它大大震动了中国私家藏书群。过去私家藏书都是默默无闻、自隐自发地进行着，国家从不过问，不鼓励、不奖励，也不制止。《四库全书》开始编纂，乾隆皇帝亲自出马，反复下达谕旨，宣传、动员全国藏书家呈献书籍。主要在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1772—1774)三年中，先后向《四库全书》馆进呈书籍者共有九十家。其中进呈藏书五百种以上者计有马裕、范懋柱、鲍士恭、汪启淑四家，各颁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呈百部以上者计有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黄登贤、纪昀、励守慊、汪如藻等九家，并每人赏给《佩文韵府》一部。另据《四库全书答问》记载，程晋芳亦进呈图书在百部以上，仅著录者即有一百八十四部，而未记名奖赏。其余进呈不及百部，有姓有名可查及者尚有七十六家。

此次大征书，对像范氏天一阁这样的藏书家，这次进呈突破了其家原定“书不出阁”的禁例。进呈本身无疑就是对私家藏书的一个损失，虽明谕进呈之书，用后各归还原主，但实际上多未做到，而落入权臣或经办者之手。(www.xing528.com)

其次，此次大征书也是对清初当时私家藏书的一次大检阅、大评比，通过进呈书籍，基本亮明了哪些省份、哪些地方有多少大藏书家，及其收藏如何。

再次，通过全国性的大采购、大征集图书的活动，特别对大藏书家的奖赏举措，无疑对私家藏书事业也是一次大鼓励和大推动，因而清代私家藏书事业在乾隆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的大藏书家。同时促进了像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古旧书业的相应发达和兴旺，又为私家藏书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最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它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不仅影响深远，也为私家藏书的分类编目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之后私家藏书的编目很少脱其窠臼。它又成为学人的一个学术入门的指导目录，更有许多藏书家也是依其为线索进行采购收藏图书的，对清近代的学术藏书活动起了重大的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