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概览

唐代繁荣兴盛，经济发达。在图书制作上也有创新，所以私家藏书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百年间，藏书家有六十人。

唐代藏书家中首先以达官贵族为最多，唐宗室诸王中有五人。身居宰相之位者竟达十人之多。各部尚书，诸州刺史亦有十数人。其次则是名儒学者，像颜师古、李延寿、吴兢、元行冲、韦述等都是著名的学人、史学家。白居易、柳宗元、杜牧、司空图等又都是著名的文学家。

唐代还出现了多个藏书世家:李元嘉、李譔，韦景骏、韦述，段文昌、段成式俱是父子藏书家。李承休、李泌、李繁，祖孙三代藏书。李鄘、李栻、李磎、李沈，相继四代藏书。而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张文观、张彦远则是“三世宰相，五世藏书”(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语)。孙长孺藏书延续更久，传到五世孙孙降衷，六世孙孙抃，七世孙孙闢等人，那时已经入宋了。

唐代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和前代相比都明显增多，不少都在万卷以上。吴兢是一万三千多卷，蒋乂是一万五千卷，韦述、苏弁、李承休各是二万卷，李泌则达三万余卷，为数最多。《云仙散录》序称冯贽藏书二十余万卷，实不足信。陈振孙早已批驳“所谓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乌有也”(《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胡应麟亦认为当时不可能，谓“世称《云仙》多诞，此开卷一大噱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一)。

此外，唐代藏书家有几个突出之点，应略加叙述:

第一，在书籍装潢上，李泌特制着色分类标记，“经书用红牙签，史书用绿牙签，子书用青牙签，文集用白牙签”(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www.xing528.com)

第二，柳仲郢藏书，“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纸裹签束华丽者镇库;一本次者长行披览;一本次者后生子弟为业”(见《柳氏序训》)。镇库之典当出于此。

第三，唐时专门藏书楼多有构筑。如李泌“构筑书楼，积至三万余卷”(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田弘正“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弘正传》)。又有李沈在江夏建万卷书楼。徐寅在莆田建万卷楼，白居易则作池北书库，孙长孺为楼以储书。藏书室有命名，大概也以唐代为最早。

第四，到唐代私家藏书目录也多有编撰。吴兢有《西斋书目》一卷，纯属私藏，有具体书目名称者，盖以此为最早。另杜信有《东斋籍》二十卷，蒋彧有《新集书目》一卷等。

私家藏书印章一般的说法也始于唐代。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其高祖张嘉贞藏印为“河东张氏”，曾祖张延赏藏印为“乌石侯瑞”。《说郛》卷九十七引王厚之《汉唐印谱》记:“端居室，白文玉印，唐相李泌。”端居室乃李泌隐居衡岳时书室。另，罗福颐《古玺印考略》云:“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本《大般若波罗蜜经》上钤有‘报恩寺藏经印’。”

第五，唐代藏书家中，个别人的聚书之道禁秘之私，实有不可取者。文宗时的王涯，《新唐书》本传说他“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野史则记他“王涯家多书，与秘府侔。有不可得者，必为计倾陷以取之”(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私以官”而得书，本就有点不地道。“有不可得者，必为计倾陷以取之”的恃权豪夺，更是不免专横跋扈了。同时代的段文昌的一些收藏，也有“贿进”而来。史书说杨浑之“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八《钱徽传》)。玄宗时的杜暹，《渑水燕谈录》记他:“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以鬻书不孝训子孙，自是正理，以借人为不孝训子孙，不免有些失当了。看来在与人共读，外借交流的思想风气上，唐代的藏书家实在大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开明和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