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简介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个政权纷争、战争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但社会生产和文化趋势总是在走向进步。加以图书用纸制作技术的改善和普遍使用，纸张逐渐代替竹木简策成为图书的主要形态，给图书的抄写和编纂带来了廉价和轻便，所以促进了公私藏书的发展。私家藏书和汉代相比，大有增加，从魏到隋的统一，这三百多年中，藏书家已超过百人。从总体发展上看，魏和西晋藏书家主要在北方。自东晋政权南迁，一部分士人带了一些书籍流徙江南，同时江南的政治局面比北方较为稳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萧梁时期，私家藏书者已多达二十七人。万卷以上的大藏书家频频出现，像任昉、王僧孺、张缅等都收有万余卷。沈约、萧纶、张缵等都家藏二万卷。萧统、萧劢则有书三万卷。而萧绎更以元帝之尊“聚书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金楼子·聚书篇》)。南方私家藏书首次超过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群，除达官鸿儒、宗室诸王外，出现了少数处士隐逸等平民知识分子藏书家。像北魏的宋繇，生而丧父，五岁丧母，衔胆自厉，博通经史，积书至数千卷。又如南齐沈驎士，家贫，织帘诵读，口手不息，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手抄书数千卷。另外，藏书风尚也有了很大变化，不少藏书家的藏书思想相当开明，供人借抄借读，与人共读，流通利用率很高，甚至赠书与善读者。像西晋的范平“有书七千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其孙)蔚为办衣食”(《晋书》卷九十一《儒林·范平传》)。崔慰祖也同样是“邻里少年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有辞”(《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崔慰祖传》)。这真像私人开办的公共图书馆了。王弼得仲宣之书，又供其亲戚张嶷、刘正舆、傅颖根诸人“竞相传录”。李彪在高闾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北史》卷四十《李彪传》)。而甄琛又从许睿、李彪“假书研习，闻见日优”(《魏书》卷四十《甄琛传》)。刘焯“就读武强刘智海家十年，遂以儒学知名”(《北史》卷八十四《刘焯传》)。张率又尽读陆澄家书。沈约更效法蔡邕，赠书与王筠。刘显则赠书与孔奂。萧纶给马枢留书二万卷。蔡大宝又尽得徐勉所有藏书。这些高风亮节都给后世藏书家树立了很好的表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利用自家的藏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对文化发展方面也有很大促进。魏晋时期史学很发达，魏史私作有八种，晋书竟至十数种。中国的类书亦出现于此时。类书本是为了阅读或查询资料的方便，将众书拆散，分门别类再行编辑，成为一种资料汇编性质的新书。我国第一部类书是魏文帝曹丕令王象等人编成的《皇览》，总一千卷。到南齐藏书家萧子良又“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十四《萧子良传》)。而梁代的藏书家萧秀也“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之世”(《梁书》卷二十二《安成王秀》)。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凡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与众学士辑)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千百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

私家藏书与宫廷官府国家藏书的互补关系，这时期亦有很好的例证。皇甫谧、沮渠蒙逊、沈亮、王俭、李顺、柳世隆、江总等人都曾因得到皇帝的赐书而成为藏书家。反之，张华、任昉、郗俭之、桓石秀、李邺兴、邢邵、辛术、穆子容、魏收、司马子瑞等众家之书又都供给官府参校得失而充实了国家藏书。(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来源，首先抄录仍是最主要的手段。有不少人一生抄书是很勤苦的。像沈驎士“遭火，烧书数千卷，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袁峻是“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王泰“亲自抄书二千余卷”(《山东藏书家史略》)。王筠“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躬自抄写，大小百余卷”(杨伯喦《六帖补》)。刘慧斐则“手抄佛经二千余卷”(《梁书》卷五十一《刘慧斐传》)。穆士儒“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凌迪知《万姓统谱》)。郎基“泛涉坟典，无所营求，惟令人写书”(《北齐》卷四十六《循吏传》)。当时已有了专为人写书的“佣书人”。其次是继承家藏旧书，接收赐书，赠书和购买。个别人收拾战争中的战利品，像杜预平江南，多得其书。辛术定淮南，也大收典籍。

萧梁时已有了私藏目录。据《梁书·任昉传》记:“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这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早提及的私藏目录。同时出现了袖珍巾箱卷书。葛洪《西京杂记序》:“此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萧绎《金楼子》也记:“又得细书，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巾箱中，书极精细。”这大约是最早的精抄小卷书。

当时收藏放置书籍多用筐、箧或架。如记张华:“惟有文史，溢于机箧。”记刘苞:“手自编辑，筐箧皆满。”记常景:“惟有经史，盈车满架。”看来用箧盛书是最普遍的。还出现了最早的专建藏书室。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