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文化：全面路线图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生活的手段,但却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维克多·E·弗兰克尔(1)

作为本书的一个预设,我们所倡导的“阿尼玛特质”(内在方式)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它能够并且将会改变警察(或任何,就此而言)的组织文化和它所服务的社区(或客户群)。

 本章将介绍一张“激活”文化的全面的路线图。请注意这里的细微差别。路线图只是展示了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它没有填写所有的细节(你在何处停车加油、吃饭、娱乐、休息等)。这些细节对于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激活的过程考虑到了本书第一章提到的迫在眉睫的现实:只需要粗略地阅读一下历史或每日报纸,就可以得出人类拥有独特地位的结论。他们可能是最危险、最自私、最残酷、最不可预测的生物,也可能是最值得信赖、最无私、最善良、最可靠的生物。更令人困惑的是,同一个人有时会因为受害者与家人和朋友的观点截然相反而登上新闻头条。本章还考虑了美国心理协会的网络期刊《美国心理学会在线杂志》中关于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的一名专家证人所记录的这一立场(也在第一章中讨论过):

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渗透的……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跨越它……我认为我们都有能力去爱或去作恶,去做特雷莎修女,去做希特勒。这一切均由环境所决定。(2)

要解释“人类拥有独特地位”这一现实,需要一个综合体系以打造一种“环境”,才能促使个人成为“特雷莎修女”而不是“希特勒”(可以这么说)。用当前对H1N1流感(猪流感)的关注来说明对综合环境体系的需求可能会有所帮助。从表面上看, H1N1的首要问题(2009年春季)似乎是没有免疫接种。与其他流感病毒一样,它显然是通过咳嗽、打喷嚏和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从受感染者传播给他人的。很明显,如果人们生病了,他们应该减少与他人接触,并在咳嗽或打喷嚏时沿用正确的习惯。

“环境”带来的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在于,大多数环境自然地倾向于使邪恶的想法和行为在较低的水平上持续发酵。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原因:假设我们每个人都被一种叫作S1OO流感的“社会病毒”所“感染”(其中S1OO代表“自我#1—其他对象”)。当我们与其他人接触时,病毒的毒性会呈指数级增长,因为一个载体的OO部分会在另一个感染者的S1部分产生杂交,反之亦然。由于我们总是被“感染”,简单地避免与他人的接触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与他人没有直接的接触,我们文化中的一切也会助长这种“病毒”。媒体广告不断地向我们灌输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和期望。即使是偶然的接触,比如与他人擦肩而过,也会触发这种病毒,让我们产生嫉妒或自以为是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们会下意识地、不停地对诸如地位、外貌、衣着、珠宝、交通工具和伴侣等事物进行比较。就像目前的猪流感一样,对于S1OO流感,永远不会有免疫接种或任何抗病毒治疗。唯一能与之对抗的资源就是我们所说的“AIOE流感抗体”(AIOE代表“阿尼玛特质,根植于正直,将他人视为与我们同样重要的人”)。这种流感抗体将与同S1OO流感一样险恶的个人和社会腐败现实作斗争。当S1OO流感肆无忌惮地蔓延时,正直就会在一股“强权即公理”的洪流中蒸发。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为了清除障碍,其他人都可以变成被操纵的对象,或被全能的自我所忽视的对象。对那些被视为物体或被以物相待的人,以及那些感染了S1(Self#1)的人来说,自然而然地会做出以下反应:

·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受权力持有者关于冲突(强权即公理)的说法,并因此转变成一种心理契约,通过这种契约我们来解释所有其他事件。

·放弃持久的是非原则。

·通过对组织和社区进行颠覆性的攻击,使其渗入社区态度、生活和对话中,并由此达成一种社会契约,通过这种契约,人们的期望得以形成,群体的思维得以固化。(3) (www.xing528.com)

与那些在组织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交流时,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讨厌将人格物化的待人方式(也就是说将其地位降低为物体),但同时却能接受将他人人格物化(360°的改变):“我讨厌你把我视为物体并且以物相待,但我能接受你的约定条款;作为回报,我同样会把你和其他人视为物体并且以物相待。因为我既不相信你的人格,也不相信我自己的人格。因为你对我使用了直接的和颠覆性的操纵策略,我也将对你使用同样的策略。我说我讨厌这种做法,但对此又没有免疫功能。不知不觉间我被卷入别人的腐败和背叛之中——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这种令人发指的游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已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我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按照这种邪恶的规则行事。”

如果组织的领导者对此不作为,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反复无常、充斥着敌意和愤世嫉俗的环境。这种社会环境普遍存在于许多执法机构中;遗憾的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对它没有任何质疑。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结果却只能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看着那些我错误地以为会欢迎对组织进行深刻变革的人,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现状(S1OO)的受害者。领导学院的一些改革举措(借助AIOE重新设置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在会议上发声的机会,而他们却带着过时的关于规则教科书 (S1OO)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预设来到会议桌前。我很快便起身告退,由于自己的主观臆断,所准备的发言内容与此次会议的主题不符;未公开的会议议程是“强权即公理,我们同样拥有为自己发声的权利”。对抗潜在的S1OO流感自然传播的唯一途径是,组织和社区中的每个环境结构都必须将AIOE流感抗体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风气予以支持和宣传。

我并不想给大家泼冷水,但要改变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的文化确实具有挑战性。即使是组织内部以及社会上那些最卑劣、最离谱的看法和预设,也会深深积淀在组织的结构中,无论其破坏性有多大,都会显得合乎规范。为了解释这一点,可以重温之前第一章关于一氧化碳中毒的说明,患者会自动倾向于将所有症状归咎于其他原因,而不管相反的证据多有说服力。一位新晋升的警长最近告诉我,他和妻子购买了一栋“需要修缮的”房屋。幸运的是,他的岳父鼓励他购买了一氧化碳探测器。他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的当天,它就开始发出警告。他以为探测器出了故障,想方设法查找问题所在。就在他查找问题根源期间,他注意到他和妻子都感觉不舒服,而且越来越严重。他继续试图找出他全新的一氧化碳探测器的问题所在,这时他发现家里养的金鱼突然死去,而他却还坚持寻找并尽力“修缮”一氧化碳探测器的问题。但不管他如何修理、修理多少次,探测器都不断发出警告声,他最终放弃了修理并打电话给消防队。消防队员告诉他,他的房子里确实含有致命的一氧化碳。设想一下父母住在这样一栋弥漫着无味但却致命的气体房屋内(没有一氧化碳检测器)的悲剧吧。看到自己和心爱的孩子病情日益严重,却以为“我们都是食物中毒”,因此继续在正夺去他们性命的同样环境中“睡觉”。(4) 假如父母能花费片刻时间思考一下:“如果我对问题真正所在的预设有缺陷怎么办?”或者,让我们回到上一个流感病毒的例子,如果有人能想到“致命的S1OO病毒就在我体内”,那么各种可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但可惜的是,我们并非天生如此。我们自动地倾向于如下假设:

·我对一件事的看法就是事物本身的样子。

·我对一个人的感觉就是他或她本来的样子。

·我对一件事的记忆就是它过去应有的样子。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么你就是愚蠢的撒谎者或精神病患者(与现实脱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假设的思想基础(所有的问题和误解对我来说都是外在的)是自我强加的极端的无知、欺骗甚至精神错乱。人们并没有把这种假设看成是一种病态,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认为它具有片面性。但是,不要以为你所在的组织或堪萨斯市警察局能够轻易地去除这些假设。请记住,当你读到此处时,通过领导学院以及各种各样的倡议,其中的一些假设已经在堪萨斯市警察局制度化了。还有一些正在讨论中;另有一些尚未启动。

“健康的人会自言自语;不健康的人会倾听自己。”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过很多次,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此话的原创者,这让我很困惑。然而,把这句话用在此处却非常切题:在我们的语境中,如果我们倾听自己,我们自然会听到S1OO病毒的声音。我们必须把AIOE流感抗体这种思维方式强行灌输到我们的良心(弗洛伊德用语,指超我向自我传达命令的部分)之中。与之相反,S1OO病毒可能会说:“既然我不是首席执行官或警察局长,既然文化如此根深蒂固,那么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甚至不会去尝试。用勇敢、正直、尊重的对话和行动来维护正义,简直就等于职业自杀。”除了少数几个立场坚定的人之外,这是过去几年里我在无论是执法部门内部还是外部所遇到的主要反驳。奥尔德斯·赫胥黎抓住了这一严酷现实的本质:“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是聪明人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无所作为的最好借口。”(5)  相反,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我在本章中所写的转变过程,始于他人借给(位于职级最底层的)警察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格斯和黛安·李的《勇气:领导力的支柱》。在堪萨斯市警察局,这一转变过程并没有结束(事实上才刚刚起步,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因为自己缺乏正直、勇气和品格而受到挑战;同时也对重要核心价值观的显著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执法部门无条件尊重的影响所震撼。刚开始我只是写了一篇关于无条件尊重的文章(请人审阅),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传阅这篇文章并讲授这一理念。最初吸引我的是从许多部门成员那里得到的敌意和反驳。但现在情况已有很大的转变,就连格斯·李本人也对我所付出的努力予以肯定,并帮助我克服了对如何激活一种文化的无知。目前发挥无条件尊重的力量已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混合倡议,许多部门成员都成了热心的支持者(主要是,但绝不限于,我在领导学院的合作者丹尼尔·施默警官、道格拉斯·斯基普·考克斯中士、詹姆斯·托马斯上尉、堪萨斯市警察局心理学家凯·怀特、沃德·史密斯中士、纳塔琳娜·埃勒斯上尉、迪塔·雅各布斯中士和我的合著作者奇普)。此外,天意使我们的努力得以持续。我意识到,整个倡议随时都可能瓦解,而且似乎经常处于瓦解的边缘——但我们怎么能举手投降并停止不前呢?在我们发现和倡导的重要核心价值观的驱使下,我们蹒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