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调查：正式陈述、目击证据，警察执法需遵守规范

假如你去咨询两个在起诉医生方面非常成功的律师,“你是如何选定你的目标的”或者“为什么会起诉医生”,你会从他们两个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答案。这一答案应该会让执法部门中那些固守着之前所说的谎言(即一个人可以对他人怀有厌恶或愤怒的内在态度,但却可以用专业的语言和行动有效地掩盖这种态度)的人,以及那些未能完成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这一基本使命而深感内疚的人心惊。

人们不会起诉犯错误的医生。人们会起诉不仅犯错误而且还有以下“品质”的医生:

·傲慢

·居高临下

·不尊重患者

·不愿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不为其错误道歉(13)

这种情况适用于执法部门吗?

让我们从迪塔·雅各布斯中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吧。她(截至2009年初)是堪萨斯市警察局内务部门的主管,监督和审查了400多起针对公民投诉的调查。

我(迪塔·雅各布斯中士)从1986年2月10日起就在这个部门工作。我从拘留所警察做起,1987年1月20日进入警察学院,1987年6月14日毕业。除城南巡警队、拘留所(干过两小时)、人事、财产物证、缉毒、内务等部门外,我在巡警队的每个部门都工作过。我在警局当了16年的中士。我被派往内务部工作了3年(2006年1月至今)。我们的办公室平均每年收到280—300件的投诉,这些投诉都需要进行调查;我调查了其中的一半,因此3年内,我调查的公民投诉大约是420—450件。此外,在这期间我还处理了大约24项的内部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会听取投诉人的正式陈述,询问投诉人指认的所有证人,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记录证词。侦探会在投诉涉及的区域内进行调查,以确认所投诉事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目击者,并查看是否可能存在来自商店内外监控摄像头等私人渠道的视频录像。侦探会采访那些可能了解情况的邻居和顾客,以确定谁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最常听到警察的粗鲁和无礼。很多时候,目击者会如实汇报涉事市民的不良行为和警察的专业反应;然而,也有一些时候,这些目击者会谈道,他们可以理解警察需要动手采取行动,但他们肯定不喜欢警察与嫌疑人/投诉人/民众交谈的方式。家庭成员对他们所爱的人的说话语气和行为举止特别敏感。(www.xing528.com)

在某些情况下,投诉者不能确切地说出警察说了什么或是如何进行交流的,但他们却能感受到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如果没有形象生动的视频,很难对当时警察说话所用的语气以及肢体语言记录建档,也很难对警察执法过程中所依赖和使用的语言以及肢体语言提出建议。公众很容易从警察的声音中捕捉到其语调的变化、蔑视和缺乏关心或关注,尤其是当公众在意这些变化的时候。如上所述,只要是合理的,许多被动的目击者接受警察需要动手而采取的行动,但这些目击者不会接受粗鲁或有辱人格的行为。如果警察在动手采取行动后,尊重那些被逮捕者,那么目击者通常会报告说被逮捕者罪有应得。但是,如果警察侮辱、嘲笑或对当事人很粗鲁,则得不到目击者的支持。

蒙面警察通常会遇到更多的冲突和抱怨。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人类原始的自我一直在训练如何去解读他人的肢体语言,以对彼此进行估量和评判,而这种估量和评判往往是下意识的。虽然我面带微笑且语言优美,但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掩盖了对他人的蔑视,因为这种蔑视隐藏在我的眼神和语气中。

总而言之,我的经验确实支持这样一个前提,即在警察与公众的互动中,蔑视是不能被有效隐藏起来的。如果这一行为被录音或录像记录了下来,人们就会投诉警察行为粗鲁,比如,一个交警在执法结束后讽刺地说了句“祝你今天愉快”。公众对声音的变化和肢体语言难以进行描述,有时他们也不知道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粗鲁对待。我还发现,轻视的态度会相互传染。当警察轻视或对公众居高临下时,公众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行为也会引发更多的第三方投诉。

关于本章有很多轶事。比方说,在书写这一章节时,我们在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当我们的交流转到了我认识的一位可爱的年轻母亲时,她告诉我,她(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被一名警察拦住并责骂后,委屈地哭了。当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是,愤怒的父母不加控制地责骂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主人责骂一条狗。这让我想起有一次,我身穿制服,上夜班开车回家时曾被一名堪萨斯市警局的警察拦住。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已经退休很久了。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解开左轮手枪套,把枪抽出一半,然后走近我的车。即便在看到我是他的同事并承认我没有违反任何交通法规之后,他依然开始责骂我,因为他觉得我从他身边驶过的方式是对他作为一名警官的身份的“不尊重”。我们用的短语是蔑视警察,很多对抗和令人质疑的逮捕都是因为这一“罪名”所导致。你可以想象我这个在市中心工作的年轻警察,会对这名经验丰富的郊区警察的责骂做出什么反应?若是三四年前,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时,这种情况会让我怒火中烧并对警察充满蔑视,一想到这儿,我就不寒而栗。与内在敌意有关的自我应验过程是显而易见的,还是只有我是这样呢?我并不是在试图夸大事实;我只是想表达人们普遍忽视的局势的严重性和所涉及的长期成本。

诚然,如果能够合理地按规矩行事,警察很少会因为傲慢、无礼或粗鲁地对待社区成员而面临金钱损失甚至纪律处分。但这并不是我所指的成本。我所指的成本是,一般情况下,社区成员人数与值班警察人数之间的比例往往是千比一,而与社区合作的迫切需求显而易见,因此与社区每一个成员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必须被视为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执法人员的傲慢、轻视和不尊重的态度毒害了与公众的互动,并在公众的心目中形成了掩蔽心理。这种掩蔽心理所带来的“自我应验”过程肯定并强化了对执法部门的蔑视态度。一般的观察告诉我们,人们会反复向他们认识的人和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讲述同样的虐待故事——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孤立地发生在所有公众认知之外的。下面,再讲述一个关于奥克塔维奥·比利亚洛博斯警官与西区社区行动中心一位叫罗莎女士合作的故事。

罗莎曾经是西区社区行动中心的志愿者,60多岁,是西区受人尊敬且有影响力的社区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并不信任警察,因为警察和西区社区居民之间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波托·马西奇和他过去的合作伙伴恢复了罗莎对堪萨斯市警察的信任。她目睹了这些社区行动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如何通过包容性的倡议和对社区成员明显的同情来解决她所在社区的问题的。后来,她开始抽出时间接听电话,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社区行动中心,因为她相信社区行动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工作人员对她的帮助表示感谢,并经常设法鼓励所有社区成员对犯罪情况积极报警。有一天,罗莎和一个邻居发生了冲突,对方持刀并对她表示敌意。罗莎用私人电话联系了社区行动中心工作人员。遗憾的是,她所联系的工作人员当天不上班,但这位工作人员鼓励罗莎联系警察,并向她保证,负责其所在社区治安的警察会做出反应并处理这一情况的。罗莎对与她不认识的警察打交道心存疑虑,但还是拨打了911报警。

警察一到现场,首先找到了嫌疑人,而嫌疑人却让警察相信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罗莎只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当罗莎看到警察在外面时,她走出了屋子,试图告诉警察嫌疑人有凶器,并向警察解释是自己拨打的911。而警察却用“现场命令”的方式对罗莎大吼,让她回到自己屋里去。罗莎吓坏了,她告诉社区行动中心的工作人员,这名警察很吓人,根本不想了解她这边的情况。她还告诉工作人员,这是警方一贯的做法。她觉得自己很愚蠢,因为她自以为时代不同了,警察的做法也应该改变。这一事件之后,罗莎不再参与社区行动中心的活动,她告诉行动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很难越过这道坎,她还没有做好信任警察的准备。她非常伤心和失望。虽然这名警察在执法中并未违反任何规定,但他的态度却给罗莎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警察并不在乎她,她的话对警察来说听不听都无所谓。罗莎马上猜疑:是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和她所住的地方,导致了警察对她做出这样的举动。我曾多次目睹警察以这种方式对待受害者,几乎是无意识的,好像在说:“你为什么烦我?住在这个地方是你的错。”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列举很多。巧合的是,就在今天,就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偶然遇到一位50岁出头的男士,他一生都住在堪萨斯市。当他意识到我是一名警察时,便开始亲切地谈起他曾在另一个州当过警察的姐夫,以及他所认识的其他警察。他谈话时非常坦率,对警察抱有支持的态度。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一位约30年前因公殉职的警察。没想到他的脸色和态度立刻变了。他因紧张而面容紧绷,问我是否认识那个警察(我不认识),然后便开始对其进行长篇大论。他说当自己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那个警察在他居住的地区巡逻。他说那个警察很刻薄,爱出风头。他接着又讲了几分钟,用各种各样的脏话咒骂那个警察,甚至说当他听到那个警察被杀的信息时,他很高兴。

我向他解释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执法部门的许多人都有一种“我们——对抗——他们(公众)”的心态,因为伴随着内乱,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位当事警察的举止和态度很可能是从他的一些同龄人甚至是他的培训教官身上“学到”的。随后,这位男士便开始为自己说一名已故警官的坏话表示歉意,并且显得有些懊悔(他看起来的确是一个善良体贴的人)。接着我告诉他,令人遗憾的是,当一名警察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人时,人们会把这种沮丧情绪带到与下一名警察的交往中。即使下一名警察并不倾向于采取粗鲁或粗暴的态度,但如果人们用与上一位警察打交道时产生的敌对态度与该警察对峙,那么该警察也会变得粗鲁或粗暴。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正是我在学院所教的内容之一。这位男士回答说,如果我们能教会警察打破这种循环,那么给警察局和社区带来的好处将是无法估量的。我当然赞同他的观点。他最后能产生这种想法不仅让人感到惊喜,而且对我们讨论的主题也有启发意义。它深刻地揭示了警察行为举止的力量,足以影响一个人在近30年后的内心态度。

对此,我不希望举太多的例子,仅以我父亲为例吧。大约40年前,我父亲从海军退役后不久就一直住在堪萨斯市。在我的记忆中,在过去的40年里,他大约每10—15年就有一次与警察正式接触的机会(通过去做某种类型的报告)。我父亲几乎向他认识的每个人都谈到过这些接触的好处。在他的儿子成为一名警察之前,这些接触就成了我父亲评价他所听到的每一个关于警察的故事或新闻报道的标准。仅有的这几次接触深深地影响了他有关警察的每一次谈话内容。我父亲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支持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