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执法与警察培训的转变力量：尊重的无条件发挥

忘记自己的目标是最常见的愚蠢行为。(2)

——弗里德里希·尼采

关于警察及其在社区中的角色,有许多哲学思考和对话。其中一篇由退役陆军中校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所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幅插图:警察被描绘成牧羊犬,而公众则被描绘成绵羊。(3) 虽然格罗斯曼的文章鼓舞人心,本身也没有问题,但我总能感觉到从其文章中衍生出来的令人费解的逻辑。这种令人费解的逻辑在漫不经心间解释了执法部门和社区成员之间“天生”的紧张关系。我并不是说这幅绵羊-牧羊犬的插图是我所发现的问题的原因。我只是想说明它是如何像其他许多概念一样,被卷入自我欺骗的思维旋涡之中。

乍一看,对警察来说似乎很明显:羊是无助和毫无头绪的。他们一般不会使用暴力。对羊来说,只存在两种情况:要么安静地吃草,要么惊跑乱窜,互相踩踏。因此,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牧羊犬必须对他们咆哮、撕咬、狂吠和驱赶。羊群不喜欢这种恶毒的对待方式,也不喜欢牧羊犬,而且羊群越是抗拒牧羊犬,牧羊犬越是责无旁贷地跳得更高、吠得更响、咬得更狠,直到愚笨的羊群有所反应。牧羊犬越是恐吓绵羊,绵羊就越不喜欢牧羊犬……直到狼来了。然后所有的羊都试图躲到他们一直讨厌的那只牧羊犬后面。可以说,本书前两章引用的研究和例子打破了大多数人没有暴力能力这一观念。现实情况是,只要有适当的社会环境,几乎任何人都会对他人使用甚至是不正当的暴力,并为此找到完全正当的理由。显然,在紧急情况下,比如面对一个无特定目标的随机犯罪射手,形势非常危急、紧张、不确定且变幻莫测。如果没有适当的思维定式发展和训练以建立战术意识和应对措施,几乎所有人——包括执法人员和军事人员——都会在极端胁迫下做出适得其反的行为(请参阅第四章关于培训的意外结果和加州纽霍尔事件的讨论)。(4)

采取这样的预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大多数人都是绵羊,没有暴力能力,必须被强行驱赶才得以保护),这种后果至少有两种潜在的危险。

首先,假设人们在暴力事件发生时只会静止不动,或惊慌乱跑,那么执法人员在暴力发生前所进行的认知和培训课程中向人们展示的选择就非常有限。这就好比消防队员告诉大楼里的住户:“如果大楼着火了,我们可不希望你们这些蠢笨的羊群惊慌乱跑,互相踩踏——所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等‘专业人士’来营救你。”通常,社区执法互动培训教官就是这样告诫人们:在应对犯罪射手时,“将自己锁到房间里,等待专业人员的救援。”想象一下,如果人们真的只是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等待“专业”的警察或消防队员出现并营救他们,那将是怎样的屠杀场面。事实上,你根本不必去想象,只要读读报纸,就可以了解人们是怎样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或爬到桌子底下躲避一个犯罪射手的屠杀。而“犯罪射手”则平静地从一个人面前走到另一个人面前,轻蔑地打量着瑟瑟发抖的人质,冷酷地扣动扳机。之后重新装弹,走到下一个发抖的身躯面前,再次扣动扳机。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严格地按照警察的建议行事:除了等待专业人士,别无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执法部门对“羊”在紧张局势下先天机能障碍的预设,导致了“牧羊犬”和“羊”误入歧途。(再次参阅图1.1中的“一连串的危险”说明;再次强调,只需插入新的危险即可)另一方面,也有“受害者”面对犯罪射手勇敢反抗,制止暴力的例子。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大多数枪击事件,往往在专业执法人员到达并进行部署之前几分钟之内就已结束。几个恐怖分子手持匕首就可以把一架满载乘客的商业飞机改装成载人导弹的想法已成过去。在“911事件”中,当两架飞机撞击大楼时,传统的(来自执法部门的)明智做法:与劫机者合作,静坐,等飞机着陆后让专业人员处理。在前两架飞机撞击大楼后的几分钟内,另一架商业飞机上的“绵羊”则永远地改变了其生存规则。他们迫使劫机者把他们准备发射的导弹射向地面。为什么执法部门要保留这样一种预设,即让犯罪射手能够在似乎漫长无边的几分钟内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直到专业人员到达为止?而这些预设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其次,为什么执法部门经常会发现:在不情愿的公众面前,自己总是会扮演牧羊犬的角色?也许是因为执法部门对待公众的方式经常是大喊大叫和驱赶,而不是引导、推动和鼓励;也许是因为执法部门采取了一种简单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解决方式,以及已经过时的警务原则。也许本应该作为执法人员手中工具的东西,永远忠诚的牧羊犬,却变成了公众选择的永久形象(再次参阅图1.1中的“一连串的危险”说明)。把当前的犯罪射手训练作为一个典型或临时形象的例子,以下是我对目前堪萨斯市警察局犯罪射手训练的个人总结:

应该培训警察抛开旧的安全模式(采取隐蔽措施,像在科伦拜恩那样建立一个包围圈),而是带着枪进入大楼,并瞄准目标。警察应迅速向枪声靠近,并快速逼近枪手。警察毫不留情地向前推进,变换射击角度以消除威胁。如果一名警察倒下了,另一名警察立刻补位,这样的进攻方式有助于持续消除威胁。警察对逃跑的民众(甚至是受伤的民众)不予理睬,只把重点放在来自犯罪射手的威胁上。

很容易看出,在学校里的学生面前,警察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而不是典型的校园安全人员日常应该呈现的形象。在那紧张的几分钟时间里,警察必须变成一个无情的捕食者:快速移动,集中注意力,精神高度紧张。尽管这是针对此种情况唯一恰当的反应,但许多人似乎已经把本应是执法机构化身(一个常设实体的临时表现或方面)的东西(5) 变成了执法机构永久的形象。在这里我应该指出,这种“常设实体的临时表现”依然深深植根于我们所倡导的“阿尼玛特质”中。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警察在那几分钟里的“表现”和“行为”则完全不同。如果旁观者不知道事情的背景(逼近一个正在屠杀无辜儿童的犯罪射手),那么他甚至会觉得警察对其所看到的正在逃命或已受伤的学生视而不见是粗鲁或冷酷无情的。只有当时的环境才能决定一种行为是正义的还是丢脸的,对他人是尊重的还是不尊重的。对大多数脱离环境的行为是无法进行评估的。毫不留情地追击并射杀一个正在屠杀无辜儿童的犯罪射手,就是警察行为正当性的最有力支持。这种行为(就像每次警察使用武力一样)应当毫不迟疑,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专业、干脆和熟练。(www.xing528.com)

现在让我们回到眼前正在讨论的问题:让本应是“临时表现”的东西变成公众选择的永久形象。公众之所以选择这一形象,可能是因为:对警察来说,要培养植根于正直之中,以勇气为支撑且对所有人表现出无条件尊重的个人的“阿尼玛特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此也就放弃了。

如果有人坚持牧羊这一主题,那么我会建议牧羊人而非牧羊犬的形象,尤其是善良的东方牧羊人,他温柔地照顾羊群,领导羊群,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安危而不顾一切地保护羊群。

牧羊人的管理方式是如此有效以至于他或她不需要狂吠或撕咬;羊群能分辨出善良牧羊人的声音和呼唤,而且不管形势好坏都会紧随其后。

若以这种方式照顾羊群,那么实际上可以鼓励羊群成为自己队伍的“警察”,把长时间对狂吠的牧羊犬的关注转移到暴露他们队伍中的狼身上,这样就可以自己承担起安全的责任。这就是与社区合作的本质(我认为这是执法的基本使命)。一旦执法部门完成了它的基本使命,社区就能够与执法部门团结起来去完成他们共同的根本使命:让社区变得安全、和谐和繁荣。如果说这些原则和结果听起来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它们与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永恒的警务原则保持了一致。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堪萨斯市的西区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社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成百上千的无证移民涌进了堪萨斯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西区定居或活动。大量人群会聚集在西南大道和萨米特大街的拐角处,长期以来这个地方一直是临时工揽工的非正式聚集地。但由于十字路口有一家酒馆,招致聚集的人数翻了两番,导致这里成了滋生各种犯罪和问题的温床。传统的“零容忍”(咆哮、狂吠和撕咬)执法对策不仅无助于遏制令人不安的行为和犯罪,而且——因为羊群乱兜圈子、缩作一团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牧羊犬身上——使羊群中为数不多的狼有机会躲在羊圈里而大肆破坏。“零容忍”还激发了侵犯公民权利的投诉和社区领导人的愤怒抵制。实际情况是,放任自流招致了社区的不满,他们认为警察无视并“冷落”了他们。只有当执法部门不再扮演牧羊犬的角色,而是深入社区,真正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即建立伙伴关系)来理解这一问题时,才能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和有效的对策。结果,犯罪率下降了;有问题的无证人员得以查明并予以果断处理;羊群不再畏缩于咆哮的牧羊犬身后,而是主动监管自己的队伍;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6)

奥克塔维奥·维拉洛博斯警官在西区长大,现在是堪萨斯市的一名警官,在西区的社区行动中心工作。他对西区的社区行动中心(Community Action Center)有独特的看法:

我在西区长大。这个街区被西南大道分割开来成南北两个部分。在西南大道和萨米特大街的拐角处有一家被称为杂货店的酒馆。酒馆也是许多无证移民工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揽工(等活干)。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到杂货店买东西。杂货店周围站着50多个人,有的在行乞,有的喝醉了。我记得当时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我身上有钱,可以进商店买食物。我每天都得穿过这道关卡才能到社区中心参加童子军或其他体育活动。我记得他们故意起哄,叫我妈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弥漫在那里的尿骚和粪便的臭味。当地商店的洗手间不允许他们使用,所以行人经常看到这些人蹲在建筑物后面或在户外大小便。由于环境脏乱差,当地许多餐馆和商店难以留住忠实的顾客。而犯罪分子却得以在这个群体中生存下来。打电话报警的业主受到了威胁。社区对警察没有信心,所以感到非常无助,只能忍气吞声。

我离开西区去参军。回来后最终搬出了西区。我成为一名警察,在西区社区行动中心提出“打工者倡议”后不久又回到了西区。几乎是在一瞬间,生意开始兴旺起来。新的商铺开张了,社区的第一家银行也破天荒地开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感谢警官马修·托马西克(Matthew Tomasic)和琳达·卡伦(Linda Callon)(西区社区行动中心的民事主管),因为我知道,母亲们及其孩子们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环境、那种气味、那种挑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区通过其行动中心变成了警方的合作伙伴。在经过多年的不信任之后,公众对我们部门的信任又恢复了。像罗莎这样的老居民 (见第91页维拉洛博斯警官写的第二篇报道) 看到了他们的社区随着该地区犯罪的减少而繁荣起来。他们注意到了警察与社区的合作,并在工作的过程中富有包容性。警察也表现出对社区工作的兴趣和关心,以及对社区居民困难的同情。作为一名警察,我为我的同事们传递给我们社区的信息感到自豪。社区会不断提醒堪萨斯市警察局,暗示他们对警察部门缺乏拉丁裔代表的关注。社区行动中心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以及与社区合作的意愿有助于警察部门传递重要信息。任何人,不论其种族如何,只要愿意为社区付出,找到与之合作的方法,并以包容的方式处理社区问题,就能在社区取得成功。如果他或她愿意,每个人都有权力和能力传达他或她所关心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