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经历影响记忆，探讨警察培训中的无条件尊重力量

似乎有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正在全世界专业人士的认知中扩散开来。这门记忆学科看起来条理清晰,令人信服,但同时,它又是如此违反直觉,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忽略它的含义。这门学科挑战人类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并促使人类重新思考。我们来看看英国心理学研究委员会关于记忆的简要概述:

记忆是人们对所经历的事件的记录,而不是对事件本身的记录。在这方面,它们不同于其他的记录媒体,例如录像或录音,这些媒体和人的记忆是无法相提并论的。(4)

英国心理学研究委员会还指出,单个的事件并不能组成记忆,过去的经历也会成为当前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即使一段记忆包含特定的细节,也不能说事件真的像记忆中的那样发生的。事实上,人们还会记住他们甚至没有经历过的事件:“这些通常被称为‘虚构’”。

随着DNA检测技术的普及,许多在监狱里坐牢的人都被无罪释放,他们曾经被定罪的依据是目击者的证词,这种证词曾被作为最重要的证据。让那些负责起诉罪犯的人懊恼的是,似乎人类大脑的设计更多的是为了个人生存(回忆和应对危险),而不是作为目击者提供可靠的证词。

接下来我将论述关于一个普通人的记忆传给另一个人的一些研究发现,然后把这些发现和上文中我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重大纪律处分记录的杰出警官会在他们的车载记录仪前冷静、有意地做出最终会结束职业生涯的行为?”

人类的思维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图式来运作,这些图式包含图像、思想、文字和情感内容,情感是决定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图式。例如,一个从未被柴火炉烧伤过的小孩可能会发现,火炉是一个温暖而有趣的东西,老是想着摸一摸炉子,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父母必须努力保护好孩子,控制住他的好奇心和无知,因为孩子的脑中并没有预先存在的图式,使他们能对炉子保持警惕。然而,一旦孩子被柴火炉烧伤过,父母可能会发现,曾经被吸引到火炉旁的孩子,现在甚至不愿与火炉待在同一个房间。现在,当孩子看到火炉时,他感到的不是有趣和好奇,而是恐惧和排斥。根据这个新图式——被烧伤的记忆——孩子现在有了一种自主反应,这种反应通过肾上腺素、皮质醇和其他应激激素使孩子产生恐惧感。需要注意的是,对孩子来说,刺激,即看到的炉子,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解读刺激的图式。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应激反应的发生速度比大脑的认知过程(即意识思维)要快很多倍,所以几乎不能简单地“断定”孩子没有产生应激反应。

下面的事件说明了这种现象是如何在一个有权威的成年人身上发生的。作为5个孩子的父亲,我(杰克)多次观摩过州立驾考机构的驾照考试。有一次,我16岁的儿子开车驶离州立驾考机构大楼开始驾照考试,州考官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他回来后,我惊讶地看到他以完美的侧方位停车结束了测试。但让我吃惊的是,考官下了车,情绪失控,暴怒不已。“祝你好运!”考官咬牙切齿地对我的目瞪口呆的儿子喊道。从考官的措辞很快就能看出,她很可能与自己的“叛逆无礼”的孩子有过或曾经有过一种非常对抗的关系。很显然,是我儿子的面部表情触发了这位考官大脑中潜意识的自主反应。正因为是自主的反应,她对自己孩子的情绪都发泄到了眼前这个年轻人身上。我猜测这是因为她一开始提到过自己的孩子,然后,在她的长篇大论讲到一半时,她回头看了看我儿子,我儿子低着头,然后摇头回应她对他性格的攻击。当她看到我儿子摇着头时,她的声音提高了两个八度,她尖叫道:“他又这样了!”在此期间,考官在生理上已经丧失了:(1) 认知推理的能力,比如“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没有理由对这个人和他的儿子如此失控、居高临下和粗鲁无礼”;(2) 真正的倾听。由于应激激素充斥着她的大脑和身体,她只想着对抗、逃避、冷漠、屈服或摆姿态。在这件事中,她是摆出某种姿态,与我和我儿子对抗。我猜测她的行为应该很像她要和自己孩子对抗时的姿态或是动作。显而易见,如果我或我儿子对这位考官的行为有一种情绪化的图式,很可能会发生混战。由于她对常见的面部表情都会有“一触即发”的反应,因此可以推断,她与她的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当然,她肯定会把这种紧张关系怪罪于十几岁的孩子的身上;毕竟青少年永远是无礼的反抗者(参见本章末尾引用的阿宾格非暴力原则)。事实上,我当时只是听着考官说话,直到她把怒气发泄完,恢复理智为止。然后我带着我儿子去拍驾照证件照,向这个倒霉的年轻人解释刚刚是怎么一回事。

建立一种思维图式

现在从社区青少年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当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现在一所普通的中学里,对于这样的场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一名年轻人可能一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就会感到恐惧和害怕;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可能会感到宽慰和喜悦。其他人的感觉会处于这两者之间,各不相同,甚至包括漠不关心。每个年轻人的反应只是他们对头脑中预先存在的思维图式做出的一种评论,与警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来探究一下年轻人感到恐惧时是什么思维图式。假设在几年前,一个被宠坏的两岁孩子走进一家街角的小咖啡馆,和父母一起吃午饭。一走进咖啡馆,他就注意到了收银台旁的糖果机。他说想要一个糖果,但被告知“不行”。他边哭边被带离这台色彩鲜艳的糖果机,于是为了抗议没有得到糖果,直到最后他都没吃午饭。他的父母非常恼火,用手指向坐在附近的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们用威胁的语气和这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说了一些经常让警察们感到哭笑不得的话:“你看到那边的两位警察了吗?你最好乖一点;如果你不安静下来,继续哭闹,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这是这个小男孩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到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那敏感又幼小的心灵还不会意识到“噢,我的父母在用夸张的辞令吓唬我,因为他们想逃避父母的教育责任”。相反,这个小男孩被吓坏了,他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思维图式,包括穿着制服的警察,以及警察可能把他从父母怀里夺走使他产生的恐惧感和各种情绪,原因仅仅是他想要一个糖果。8年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这个10岁的男孩正在家里和他哥哥一起玩耍。他们不知道的是,隔壁的邻居昨晚放纵一夜,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还打了自己的孩子。 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批赶来处理的两名警察也遭到了这名暴怒醉汉的袭击。这两名警察继续“呼叫支援”,这个10岁的男孩听到街上的警笛声后向外张望。他看到5名警察用“严厉”的压制和疼痛控制战术(这名男子在醉酒后的暴怒状态下对大多数战术产生了免疫)将他“可怜”的邻居拖出家门,这种方式似乎过于激进。在这一瞬间,这个少年在脑海中提取出旧的思维图式(这一过程要比认知过程快很多倍),眼前新的、令人可怕的且不完整的信息和情感又被添加到已经让他很不安的记忆中。三年后,这个少年上了中学,在学校里看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时,根据旧的思维图式并结合眼前新的场景,他会立刻感到恐惧和害怕(这一过程要比认知过程快很多倍)。　

警察对上述思维图式的反应

我们再从警察角度来探讨这个场景。这名警察来这所中学是为了和年轻人开展一项关于生活技能的有趣的项目。当他看到那个受惊吓的年轻人像“被车灯吓呆住的鹿”一样时,几乎在毫秒之内,这名警察就在潜意识里感受到了应激激素的释放,在生理上准备对抗、逃避、冷漠、屈服或摆姿态(即使执法政策和社会结构使警察只能选择摆姿态)。多年的训练、街头巡逻经验以及更衣室里同事间的打趣使这名警察产生了一种图式,将过度恐惧、鬼祟或充满敌意的表情解读为暴力行为的前兆或犯罪活动正在进行的证据。这名警察立刻充满了怀疑:“这是什么意思?”这名年轻人把自己的图式带到了这一场景中,而警察则对同一场景有完全相反的思维图式,本能地对该年轻人的表情做出反应。导致这两种思维图式相互冲突的唯一共同点是警官穿的制服。其他一切因素都是不同的和不相关的,但双方都认为和其他因素有关。

假设这位警察稍后要听一位值得信任的老师讲课(这里的听和警察面对执法对象产生压力反应还要去聆听是不同的),作为知己,这位老师告诉该警察,那名被吓坏的学生既不是罪犯,也不是任何麻烦制造者;事实上,他在学业和社交方面都是模范学生。但老师并不知道这名学生对警察的思维图式是什么,并且因为老师的思维图式完全不同,她根本察觉不到警察在想什么。这名警察很可能会陷入自我辩护和谴责他人的思维循环中,比如,“这个孩子以为自己是谁,对我很愤怒或者既怕我又恨我?他甚至都不认识我;我来这里是为了建立友谊,而他真是个混蛋。”

每当我们处理记忆及其带来的经验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重建经验,而不是记录事件。我们面前的刺激物和我们的记忆几乎没有关系。我们对一件事的记忆和情感与这件事本身相比,更像是一部自传:(www.xing528.com)

人们通过“思维图式”和“脚本”来认识世界,这是对事物和事件的刻板印象。当他们在感知或记忆中认识到一个情况时,他们会选择最合适的思维模式或剧本脚本,并可能无意识地填补缺失的信息,以完成经验重建。(5)

这些因素不仅会给一位依靠他人的记忆来立案起诉的检察官造成困惑,还会使原本有效的人际沟通变得极其困难且违背人的直觉。为什么呢?让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学里的学生和警察。那名年轻人既害怕又恐惧;那名警察感到既怀疑又有些埋怨;但是他们两人并不知道,也不会在意,为什么对方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情感。如果他们用语言交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带入对话中(见第六章),从而破坏了双方的互动。那名年轻人本来就感到恐惧和害怕(他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此,他用自己的思维图式来解读那名警察的言行。由于那名警察本来就对年轻人充满怀疑,又有些埋怨(他也有正当的理由让自己这么想),因此这名年轻人的所有言行也都被警察用自己的思维图式进行解读。即使这次活动与他们个人的真实身份没有任何关系,最好的结果也只会是年轻人和警察都不被对方信任、相信或有尊严地对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名警察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参加一次社区警务的展示活动。但表面之下的人际关系问题会破坏和毒害这些努力,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应激反应和荷尔蒙释放。事实上,从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来看,警察经常会发现,那些参与社区警务最多、最积极的社区居民才是最难对付的人。

最好的结果是,由于人际间的预设和应激激素带来的困惑,即使通过各种努力也无法促进伙伴关系;最坏的结果是,这些努力可能会导致一个危险的循环过程。早期对老鼠大脑的研究似乎可以证实这种可能性。

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应激荷尔蒙的激增与打斗无关,降低攻击阈值的副作用仍可能导致暴力行为。老鼠的应激激素升高,促使它们发起攻击,使它们在看似温和的环境中具有更暴力的倾向。(6)

当思维图式互相冲突

这种危险的循环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上演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典型的“路怒症”事件可能很有启发性。1996年11月27日,两名年轻女子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71号州际公路上驾驶,一名女子开车挑衅,另一名女子被惹恼后也做出了回击,两个人在“路怒症”的状态下互相对峙。这两名年轻女子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其中一名女子——两个孩子的母亲,采取了暴力驾驶来逼迫,使另一名女子撞毁汽车,并严重受伤,甚至流产。这位有两个孩子的女士继续开车上班,还吹嘘她赢了,满嘴脏话,认为自己做得对。最后的结果是,除了胎儿因流产而死亡外,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也因为犯有严重车祸致死罪和严重车祸伤人罪,被判入狱一年半。(7)

如果感到愤怒和发起攻击这种循环可以从一些正常和良性的事情开始,例如日常通勤或棒球小联盟的比赛(经常都能看到),那么警察工作中存在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目前,为了缓解这一始终存在的现实:

·警察不断地对攻击性或暴力行为做出训练有素的反应,从而克服本能的反应。

·为警察提供抗压或力量对抗训练,避免因为对他人充满敌意而带来负面的影响。

·为警察提供战术性沟通流程的培训,使他们能够遵守口头命令,并帮助他们展现出专业的形象。

不过,培训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可能会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而不被发现。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我们只是主张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而不是像本章开篇所举的例子那样,盲目地接受悲剧结果,将其视为无法解释的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