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尊重：保障警察安全，提升执法与警察培训

因为轻微的挑衅而生气,会被嘲笑为脾气暴躁和软弱。真正的忍耐意味着忍受无法忍受的事情。

——武士道:武士之道(1)

“尊重不是你向他人索取的,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争取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的前半句。不能因为你要求别人尊重你,别人就一定会尊重你。此外,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凭借个人的美德而“赢得”的。实际上,别人作为一个人尊重了你,也是实现他们自身内在价值的过程,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可预测的东西——危险;因此,完全可以尊重一个人而不需要他有任何特别的反馈,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你意识到另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记忆模式,从而使他有潜在的不可预测性时,仍然可以选择去尊重他。尊重他人不是绥靖政策,不需要一个人容忍不公正或抛弃正确的道德和伦理立场。当你和别人,尤其是那种很难相处、粗鲁无礼,甚至残暴的人打交道时,你选择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你的个性和你对个人“阿尼玛”的投入程度。这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优点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所有人的内在价值有关。

正如在开头几章中所讨论的,“阿尼玛”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一个人的“阿尼玛”不是他向别人展示的形象,而是他的内在自我。“阿尼玛”不是用来指导一个人外在的动作(行为),而是代表更深层、更有意义的东西。它是一张真实的地图,指引我们在周围的世界中航行,并预测我们的命运。现代社会的公仆们需要持久的“阿尼玛特质”来作为“内在的盔甲”。这种盔甲最贴近心灵,能保护高尚的公仆摆脱阴险的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会削弱他始终如一地看待世界,纠正自己和他人错误的能力。

我目前的任务就包括带领一个面临高风险的破门入室团队,通常被称为特警(SWAT)小分队。我们团队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搜查令去搜查可疑的藏毒地点,并且有证据表明该地点高度危险(屋内嫌疑人持有武器、有暴力犯罪记录等)。最近,我们警队执行了一项搜查令,涉及一名武装重罪犯,该嫌疑人有暴力犯罪前科,包括使用枪支犯罪。靠近嫌疑人并执行搜查令的过程几乎完美无缺。这名嫌疑人和另外三名嫌疑人都被拘留,且没有反抗。我们发现他有重罪前科,还藏有一把上膛的半自动手枪和大量的强效可卡因。我们把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面的前廊,因为屋里没有电,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们在做什么。当我们警队开始搜查这所住宅以寻找更多的犯罪证据时,我看到一名中年妇女沿着马路朝房子走来。她立刻开始对我们警队破口大骂。她的叫喊把邻居们都吸引到了街上,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身上。我走出去见那位女士。我做了自我介绍,问她我是否能帮上忙。她开始对我破口大骂,质问我是否有权侵占她的财产,还把她的儿子铐起来。她越是失去理智,周围的人似乎就越多。我能感觉到她正在迅速地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围观群众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典型的执法对策是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这位女士(具体罪名叫作“扰乱治安,并导致群众聚集……”)。但我却选择了继续听她说。我不只是听她说什么;而是想了解她说的话要表达的真实情绪。当她不再辱骂我时,我说:“现在我来说,看看我是否理解了你的心情。你打两份工来维持生计。你的工资不高,所以你没钱修车。你上下班得坐公共汽车,还要按照时刻表赶车。所以不管天气如何,你都得站在外面等很长时间。你今天工作很辛苦。你本来是想回家以后放松一下,但是却发现警察在你家,你的儿子因为贩卖毒品被逮捕了,这让你很心烦。”那位女士长叹一声,放低声音回答道:“是的,我确实很心烦。”我们的谈话变得很有礼貌了。我问了一些需要她澄清的问题,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已慢慢地消气。她身后聚集的人群也逐渐散开。本来是冲着冲突来的人对这种有礼貌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觉得我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于是我开始详细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搜查她家。我给她看了一份搜查令,并详细地解释了相关内容。我从她家里取回一件夹克给她穿上,可以保暖。后来我们团队花了一个多小时搜集证据并执行对她儿子的逮捕,她一直站在边上保持安静。

我对这位需要帮助又感到恐惧的女士的分析,和在执行搜查令现场和她打交道的方式,是如何对完成这次出警任务起到积极作用的呢?从人际交流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我对她本人、她的家庭和我们的社区都表达了尊重。我从内心无条件尊重她的态度,以及随后和她打交道的方式,都完全符合我们警察机构所倡导的理念:与社区建立伙伴关系。

正是因为我内在的“阿尼玛特质”使我有足够的自信去理解她的心情,而不是因为她骂人的话产生负面情绪,这才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有趣的是,在“强硬”派警察看来,除了愤怒和蔑视他人,警察有其他情感就代表着软弱。“强硬”派警察常常把愤怒和轻蔑作为荣誉的象征,总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比如这位破口大骂的女士)来为他们蔑视他人做辩护。讽刺的是,对他人的愤怒和蔑视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阿尼玛”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强硬”派的人根本没法摆脱这些特殊的情绪,并且在战术和人际关系上做出妥协,不得不发泄。

从战术角度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我最近与一名警察交谈,他认为尊重他人会让自己显得软弱,并使自己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他把“尊重”等同于温柔。我想,“强硬”派的做法是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这位女士,从而向所有邻居传递明确的信息:任何人都不能“不尊重”警察。我曾经也这样做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的结果:

·这位没有犯罪记录的中年妇女因轻罪而被逮捕——这次特警出警任务不算成功。

·因为她很情绪化,觉得自己的愤怒是合理的,所以她不会平静地离开,我们必须使用武力压制她。

·周围人群被她的愤怒所感染,会一起帮她抵抗逮捕,那样的话我们还要再逮捕几人。既然她拒绝被捕,你最好相信其他人不会安静地离开。

·当我们使用武力时,不可能是轻轻地触碰她,所以不管逮捕一个人还是几个人都会造成对方受伤,需要救治,我们至少还要派一名警察去医院看守。

·我的团队本来是专门负责应对暴力重罪犯的,现在他们要在街头折腾数小时来逮捕这些轻罪犯,还可能要配合地方法院长达数月的审理流程。最终的判决很可能只是以缓刑和小额罚款告终。

·混战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社区,社区居民开始越来越不相信警察。我们团队的初心是让整个社区更安全,摆脱毒品,现在却因为这场混战声名狼藉。

·随之而来的是社区投诉和内务部的调查,这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由于我们在“技术上”无过失,因此这些投诉也不会得到官方支持。这只会使警察和社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不信任感越来越强。

·负责该社区接警任务的警察面临更高的风险,社区成员对他们持负面看法。

·屋内那位持枪、贩毒的重罪犯因为“与残暴的警察对抗”,甚至成为社区里的民间英雄。(www.xing528.com)

这种行为可能与某些人认为的“执法”的字面意思相一致,但它是否体现了我们警察使命的基本精神?

尊重不是一种软技能。尊重是一项非常“难”的技能,需要时间和耐心来培养。当我与同事分享这个概念时,有的人非常愿意敞开心扉接受这个概念。对那些不接受“尊重”这个概念的警察来说,他们主要认为尊重嫌疑人会使嫌疑人觉得警察很软弱。这就使警察反而成了被嫌疑人人身攻击的目标。他们的态度似乎是,如果一名警察“看起来”既强硬又强势,那么嫌疑人还是会对自己袭击警察能否成功有所顾及。

这种思维在许多层面上都是错综复杂的。首先,“看起来”强硬和强壮并不代表真的如此。许多警察认为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我询问这些警察时,他们认为枪械熟练程度和身体素质非常重要,能够确保他们在街上的人身安全。然而进一步追问,大多数警察都承认他们在这两方面花的时间都很少。

其次,人们所说的对他们重要的东西和实际上真正对他们重要的东西之间往往存在鲜明的对比。警察的人身安全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但要成为一名真正能保障自身安全的警察,必须在技能和素质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执法上,任何一项基本技能都不是“很容易”就能获得的,这其中就包括通过无条件尊重他人来展示出个人自信。许多声称尊重他人是危险的警察,其实只是在寻找证据来说服自己每天不能善待他人,扭曲了自己的是非观念。他们为了补充睡眠还会找理由在靶场上混时间或者逃避训练,而实际上他们缺少睡眠是因为看电视等毫无意义的活动造成的。对嫌疑人或公众采取严厉的姿态和言辞可能会让某些警察“感觉”更安全,但这种感觉仅仅是一种深刻而危险的自我欺骗的副产品。不幸的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对手可以看穿你的故作姿态,并把你作为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

我认为,倾向于接受“肮脏的哈里”心态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提供了一种安全和保障的幻觉,这成了不善待他人的又一个理由。尊重常常不仅等同于温柔,而且也等同于脆弱。大多数警察采取两种方法来缓解自己的脆弱感:一种是保持距离,另一种是通过夸张行为来弥补自己的脆弱,主要表现为易怒和蔑视他人。前者(保持距离)是不被警察文化接受的,因此后者(易怒和蔑视)成为社会准则。只要在“言语上”强硬又强势,就会让自己“感觉”强硬又强势。为了使这种做法成为常态,他们会物化所接触的人。“物化”(2) 是指不再将他人作为人来看待,而是视为敌对目标。物化给他们带来的另一种潜在意识是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并且有肢体接触时也不可能伤到自己。请记住,许多警察只是想找到一种让自己“感觉”很安全的方式,而不是真正花时间和精力去训练,但实际上只有训练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有些警察自以为通过夸张的行为举止和恶劣的态度就可以恐吓住执法对象,我想对他们说说我的看法。对执法警察来说,最危险的对象(嫌疑人)几乎都是在目睹残忍的行为和受到虐待的环境中长大的。一些人经常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对周围环境充满恐惧。许多人都坐过牢,比普通警察更有对抗的经验。即使警察学习过“交战规则”,他们仍然会在言语上痛骂一个顽固的、危险的罪犯,希望能吓住他们。实际上,执法人员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在审讯因袭警而被抓捕的罪犯时,如果警察表现得镇定、果断,并且看上去“一个人就能应付自如”时,这种情况会使罪犯感到真正的害怕。这些罪犯的共识是,每一位训练有素的警察的自控能力都很强。“嘴上强硬,看起来就会强硬”这种做法只会使那些根本不会袭警的人感到害怕。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因为被警察蔑视和恶语相向产生冲动,做出“战或逃”的反应。对抗和追逐对警察来说都是危险的行为,追逐和逮捕那些本来根本没有意愿(也未经过训练)去袭警的人,只会成为警察自我欺骗的“毒品”。制服这些本身无罪,也未经过训练的“对手”只会让警察更加相信易怒和蔑视他人很管用,并将其作为战术上的最佳做法而优先选择。这种做法只会使警察失去健全的人格和责任。

最后一点,无条件尊重他人还需要高度的自信,也就是在必要时能够使用好武力。事实上,一个对自己处理肢体冲突的能力没有信心的警察,会发现很难采取无条件尊重的态度。相反,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强大,那么即使是与最具挑战性的对手进行对抗,他也不会因为表现出尊重而有所损失。这种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执法部门。

1941年12月8日,日本第25军对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发动了两栖和空中袭击。日本侵略发生后,英国政府战时内阁授权对日宣战。袭击发生时,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正在莫斯科访问,因此英国外交部的监督权职责落在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身上。他在给日本大使的信中写道:

先生:

12月7日晚,英国国王陛下政府得知,日本军队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既没有直接宣战,也没有发出有条件宣战的最后通牒,就企图登陆马来亚海岸,轰炸新加坡和香港。

这些肆无忌惮的无端侵略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尤其是《海牙第三公约》第一条中关于开战的条款,而日本和英国都是以上《公约》的缔约国。英国国王陛下驻东京大使奉命以英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日本帝国政府,我们两国之间已处在战争状态。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很荣幸地宣布,

先生,

我们随时奉陪。

温斯顿·丘吉尔

关于这封信,丘吉尔后来写道:“有些人不喜欢这种正式的写作风格。但是当你必须杀掉一个人的时候,装作很礼貌又有什么关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