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周延的分型与思维盲区的关联

分型的基本要求是周延，是符合形式逻辑，否则，思维的盲区会导致不周延的分型，不周延的分型折射出思维的盲区。

例如，交通肇事罪，可以分型为机动车（包括超标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构成的交通肇事罪，非机动车（包括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畜力车等）驾驶人构成的交通肇事罪^[11]，行人（理论上包括交警^[12]）构成的交通肇事罪，乘车人（理论上也包括交警^[13]）构成的交通肇事罪四种，这是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分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章“道路通行规定”也是按照这个分类模式来编排条文的。而如果先入为主，没有建构一个周延的思维，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出现遗漏。例如，有学者认为，酒醉后骑自行车上路即使将他人撞成重伤也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自行车不属于本罪要求的交通工具。^[14]这个结论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交通工具，构成交通肇事罪只要求违反交通运输法规致人死伤等即可。交通肇事罪不是交通工具肇事罪。酒醉的骑车人骑车当然也属于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当然可以构成本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载明的，不仅有机动车通行规定，还有非机动车通行规定、行人和乘车人通行规定等。例如，第57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第58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在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了行人违规通行致死伤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案例。

2018年12月6日17点46分接到报警，浙江省鄞州区五乡镇中国中车集团附近路口一辆电动车摔倒了，需要拨打120急救。民警赶赴现场，120救护车将伤者送往医院，电动车车主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初步鉴定，死者并无明显致命伤势。通过调取事故现场监控发现，这辆电动车由东往西经环城南路南车路路口时，与由北往南违反交通信号灯行走的行人发生碰撞。双方均倒地，行人事发后往西方向逃匿，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摔倒后就不省人事。警方成立专案组，查到了肇事者是暂住在五乡镇沙堰村的谢某。12月14日早上，正式抓获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谢某（女，55岁），她如实交代了事故经过及事发后逃匿情况。案发后，谢某亲属代为向被害人亲属赔偿5万元。在本次事故中，谢某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且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邓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承担次要责任。经鉴定，被害人邓某因交通事故头部撞击钝性物体面，导致颅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继而引发颅内压增高，压迫延髓呕吐中枢及生命中枢，咳嗽等反射减弱，呕吐物吸入呼吸道阻塞支气管引起窒息死亡。2019年3月19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谢某犯交通肇事罪，向鄞州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谢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表示认罪，同时解释当天晚上风雨交加，自己打着伞没能看清路面情况，在事故发生后，因为心慌意乱，又担心对方讹钱，就逃离了事故现场，没有查看车主的受伤情况也未报警。鄞州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谢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并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谢某的犯罪行为致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遭受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3年，赔偿被害人家属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17万余元。^[15](www.xing528.com)

再如，刑法解释方法中的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两种，未必就是并列关系。如本书提出的历时性的体系解释或者历史性的体系解释，就表明二者可能是交叉关系。这方面例子还有，历史文义解释和现实文义解释的提法^[16]，也表明文义解释与历史解释也未必就是并列关系。这样算下来，公认的文理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都存在交叉关系的可能性。而所谓的合宪性解释，其实是所有法律解释结论的“底线”而已，本来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况且，一个具体的典型的刑法案件，本身就会对抽象的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则进行补足或者拓展，此时的合宪性实际上是一种超宪性，而如何让超宪性变成合宪性，显然，罪刑法定的正义性才是合宪性的基石。再说，合宪性不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让解释者去照抄、去套用的现成的东西，一个新案例是不是具有合宪性，本身是需要去证明的，而不是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最后，因为合宪性本身不是什么具体可操作的标准和规则，所以，当把矛盾的最终解决都寄希望于合宪性解释的时候，反而会使得合宪性本身被消解。所以，笔者认为，无需把合宪性作为兜底的解释方法，因为无论是罪刑法定，还是其他各种解释方法，无一不是在宪法精神之下进行的。各种解释方法都是对合宪性解释的阐发和延展，各种解释方法的结论是否合理本身都要受到合宪性的制约，合宪性显然不是一个兜底的解释方法，而是自始至终都需要解释者予以遵循的红线，无需再用合宪性来最后筛查一遍解释结论，这很烦琐，也无必要。换句话说，当我们的各种解释方法都已经得到很好的运用的时候，合宪性本身已经失去操作价值。

所以，有学者把客观解释分型为语义解释和语用解释，至少是符合形式逻辑所要求的周延性的。^[17]该学者认为，语义解释是客观解释之基础，而语用解释是客观解释之实现。所以，刑法解释无非就是体系内的解释和体系外的解释两种，只不过“体系”如何界定罢了——是以刑法文本作为体系还是以整个法律文本作为体系。因此，既然探讨的是刑法解释和刑法问题，自然应该把刑法文本作为这里的体系比较合适。也就是说，刑法自身的体系才是这里的体系。否则，如果把最广义的体系定位为这里的体系，就不会再有所谓的体系外解释了，都成了体系内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