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对于抢劫罪中“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解释是：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的旅客具有不特定多数人的特点。根据《抢劫解释》[45]第二条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主要是指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在未运营中的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针对司售、乘务人员抢劫的，或者在小型出租车上抢劫的，不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46]。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数量最大的小型出租车居然被该解释排除出去。为何把小型出租车排除在“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理由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公共交通工具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乘坐的人员较多，二是众多且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同时乘坐同一辆交通工具，出租车不具有这些特点，属于私人交通工具。[47]这一观点的实质是，公共交通工具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的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指的是什么？小型出租车是不是“公共交通工具”？根据1998年施行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四条：“出租汽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租汽车的发展，应当与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其他公共交通客运方式相协调。”虽然《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2016年被废止，但是在其有效的1998—2016年期间，刑事司法解释并未与其规定保持一致。
2015年起施行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出租汽车是城市交通的组成部分，应当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公共交通等客运服务方式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需要。”这一表述与前述《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相比，有了巨大改变，出租汽车从“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为“城市交通的组成部分”，去掉了“公共”，对此应如何评价呢？笔者认为，如果以此改变为依据，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再包括小型出租车，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公共交通工具与小型出租车的关系，毕竟有很长时间的积淀，不是一纸文书就能改变的。笔者仍然坚持，小型出租车是公共交通工具。
上述解释错误的根源在于，先把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的旅客具有不特定多数人的特点，作为推理的大前提，而这个大前提恰恰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公共安全法益指的是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法益，或者是多数人，或者是不特定的人。而小型出租车涉及的是不特定的人，包括不特定的少数人和不特定的多数人，无论哪种情形，当然都是符合公共交通工具特点的。既然大前提缩小了公共交通工具的外延，是错误的，那么无论怎么推理，结论肯定也是错误的。(www.xing528.com)
这不是缩小解释，而是任意缩小一个构成要件的外延——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的是不特定多数人，既缺乏立法的根据，也缺乏语言习惯的支持，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刑法当然也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刑法构成要件的含义也应尊重社会，不应随意缩小外延。
不特定的少数人，就是潜在的多数人，所以，危害公共安全，总会与多数人的法益相关联，危害不特定少数人的安全，其实质仍旧是危害公共安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中的小型出租车，主要是不特定少数人乘坐的交通工具，本质上自然是公共交通工具。一般的出租车是5座车，可以搭乘4名乘客，这个数量意味着它也能承载不特定多数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法益。司法解释将其从公共交通工具中排除出去是不对的，违背逻辑常识，也与社会生活的实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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