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王政勋教授所认可的那样，义素分析法存在很多缺陷，不同的人可能分析出不同的义素来，这就大大降低了义素分析法的实践价值和逻辑价值。例如，王政勋教授认为，制造、伪造和变造是意义之间存在细微差别而必须使用同义词、近义词以示区别的例子。并对三个词语进行了义素分析。[26]但是笔者对其结论表示高度怀疑：制造和伪造“形成新的物品”，变造则没有“形成新的物品”？制造和变造“新物品和真实物品不相同”，伪造“新物品和真实物品相同”？这样的义素分析经得起推敲吗？为什么把制造、伪造和变造划分为7个义素而不是8个或者5个？笔者认为，这里有两次上下位关系，一次是制造是伪造和变造的上位概念，这也是该论者主张的观点。[27]一次是广义的伪造与变造是上下位关系。当然，该论者认为这是三个同义词[28]，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是上下位关系，怎么可能是同义词？《唐律》中使用的就是单音节词语“造”，或者四个同义的单音节词语“缮造营作”连用，非常值得借鉴和继承。现代汉语中，造就是作，制造就是制作。
再如，王政勋教授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义素有5个，并认为第171条第2款的罪名有“本人职权”这一义素。[29]而实际上，第171条第2款两个罪名中，只有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这一罪名才涉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另一个罪名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并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个构成要件。即只有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才有“本人职权”这一义素，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并无“本人职权”这一义素。同时，他认为，第385条的义素“本人职权”，可能是＋，可能是－。这当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第385条受贿罪明文规定，必须是行为人具有职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能是＋（拥有）。那么，论者为何认为“本人职权”，可能是＋（拥有），也可能是－（不拥有）呢？笔者认为，也许是把受贿罪的其他类型如第388条斡旋型受贿罪的义素搅进来了。众所周知，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是不同的，前者是典型的受贿罪，后者虽说也是职务犯罪但显然行为人并无职权。也就是说，在形式逻辑上，受贿罪的“职务”与“便利”是并列关系，而假如笼统认为二者都是“职务”，实际上是把“职务”认为进行了外延扩张和泛化，这就导致在分析义素的时候产生错误。(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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