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解释在解释方法中的地位

在刑法学界，有学者主张各种刑法解释方法有位阶性，应遵循文理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论解释的适用序列。^[7]也有学者对此予以否定，认为不存在位阶。^[8]如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

文义解释有诸多局限，需要其他解释方法来印证和检验，因此其并不具有优位性。客观目的解释的功能具有多面性，其仅在目的性缩限时具有绝对优先性，因此不能一概认为其有决定性；主观目的解释仅在提供不处罚的立法资料时具有特殊价值。在刑法解释的商谈、试错过程中，方法的采用有“各取所需”的特点，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取决于对处罚必要性的判断。解释是一种结果，通常是在结论确定之后再选择解释方法，为法官定罪与否提供“事后注脚”。由于司法裁判必须考虑国民的认同感，且要接受后果考察，刑法适用就必须兼顾大量解释方法自身难以涵括的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如何立足于法条用语的通常含义，将犯罪论体系、规范保护目的、国民的规范认同、处罚必要性等内容一并考虑，并且坚持实践理性，选择对个案最为合适的解释方法，将实质解释的结论限定在特定时代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平衡好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是比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更为重要的问题。^[9]

上述文字存在着多处自相矛盾或者不妥。第一个自相矛盾是，既然论者认为“立足于法条用语的通常含义”，就仍然是把文理解释放在基础性地位上的——既然是立足于、立足性，当然就是位阶在前了。该论者自己也明确提出：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文义解释处于解释的起点位置，但这不意味着文义解释是决定性的。既然是起点，位阶当然是最前的。第二个不妥是，“通常是在结论确定之后再选择解释方法”，试问，这不是先定罪再找理由吗？这样的定罪活动是不是完全不顾事实？(www.xing528.com)

无论如何，文理解释是基础性的刑法解释方法，是厘定构成要件真实含义、真实语义的时候应该首先运用的一种解释方法。本书无意探讨位阶问题和顺序问题，因为那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对于发现构成要件的真义即使有一点价值，也不是巨大价值。真正需要刑法学者们去做的，应该是对一个司法实践案例中的构成要件进行刻意、纯粹的关怀，而不是泛泛论述该怎么去解释，该按照什么顺序去解释。无论是采取什么解释方法，也无论按照什么位阶、顺序去解释，最合理的、最佳的解释结论应该只有唯一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