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风险评估就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可能导致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而测定这些因素及其变化对债务国偿债能力的影响。作为国家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国家风险评估历来受到国际信贷组织和机构的高度重视。
1.国家风险评估的方法
世界各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国家风险采取的评估方法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可分为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
1)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指对各种评估要素做出主观上的分析与判断。这里的评估要素主要分为政治要素、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
(1)政治要素。
一国的政治情况对其信用和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由政治要素直接引发的国家风险,往往是债权方难以回避的,其造成的损失也是无法挽回的。政治要素的内涵十分丰富,表15-9 对其进行了简要概括。
表15-9 政治要素及其内涵
(2)社会要素。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征,如社会发展背景、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不安定程度等,这些特征无不体现在政府与民众的行为之中,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国的偿债能力。社会要素及其内涵如表15-10 所示。
表15-10 社会要素及其内涵
(3)经济要素。
一切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对一国信用和偿债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最终都要反映在该国的经济统计中。一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大小、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外汇储备的多少,都对该国信用和偿债能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在国家风险的评估中,经济要素最为重要。表15-11 所示为经济要素及其内涵。
表15-11 经济要素及其内涵
定性分析法偏重于利用经验和准则,而不是使用量化的数据来说明各项评估要素的特征及其与偿债能力之间的关系。按照评估内容的复杂性和深浅程度,其可以进一步分为简述报告法和详述报告法。简述报告法是指风险评估者根据贷款业务的实际需要,选择其认为重要的评估要素做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国家风险评估报告。该方法没有统一的报告格式,可以省略对许多要素的评估,主要依据评估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很少利用统计资料和数据。详述报告法则是指风险评估者按照既定的标准格式,对较多的评估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并借助必要的经济指标和统计资料做补充说明,进而评定一国的信用等级。一个详述报告通常至少应该包含国内经济、国外经济、政策环境、基本政治因素和外债五部分。虽然详述报告法设计了许多评估要素、具有明确完整的报告形式,但该方法依然摆脱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对国家风险做出精确的评估。(www.xing528.com)
2)定量分析法
为弥补定性分析法的不足,许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采用定量分析法,通过把各项评估要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数量化来增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可比性和操作性。按照风险评估的复杂性和深度,定量分析法包括检查表法和数量法。
检查表法是指国家风险评估者在选定的检查表内,将一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种可能造成国家风险的因素分别列出,再按其表示的实际状况和影响力的大小,给出相应的等级分,最后把各种要素的等级评分加总,得出一国信用总分,并按总分高低评定不同的信用等级。检查表法具有简单、方便的特点,已被许多金融机构采用,其中,使用最广泛的就是德尔菲法。但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各种要素的评分等级和重要性权重设定依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
数量法比检查表法更进了一步,它试图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数量分析,去求国家风险与各种评估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体系,然后将评估要素代入模型体系中进行运算和逻辑判断,进而得出评估结果。数量法用其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技巧和模型体系进行评估,有利于减少主观判断的误差,提高评估方法的规范性和可比性。但数量法仍然有其局限性,计量经济学模型更多的是对过去行为的描述,很难直接用这种模型预测未来。另外,有些评估要素如政治状况、人才素质、民族特征也很难量化,从而给风险评估带来困难。与此同时,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完整性,也会直接影响评估的质量。因此,在实际评估实践中,需要将各种评估方法综合起来运用。
2.国家风险评估的计量模型
根据现代资产理论,任何一个资产管理者都面临两种类型的风险,即非系统国家风险和系统国家风险。对于跨国界贷款或从事投资的国际贷款来说,其受险资产同样面临非系统国家风险和系统国家风险。非系统国家风险是指因特定贷款国本身具有的变量因素而产生的风险,系统国家风险是指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或变量因素引起的资产损失。经济学家依据上面的逻辑思维,结合计量经济学技巧,设计了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
1)多重差异分析
多重差异分析就是利用一国的经济变量进行分析。Frank 和Cline[7]在1971年用多重差异分析证实了8 个指标具有发现现实是否会发生偿债困难的能力。这8 个指标分别是:偿债率;出口波动指标;出口增长率;进口紧缩度;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人均收入;进口与国际储备比率;分期付款额与未偿债务总额比率。他们以1960—1968年为样本,考察了23 个国家13 次债务重新安排事件,检验构成债务重新安排事件的二元可变量指标。在所检验的8 个指标中,只有3 个指标具有统计意义,这3 个指标是偿债率、进口与国际储备比率、分期付款额与未偿债务总额比率。利用这3 个指标,他们建立了多重差异函数,并以较低的误差正确地解释了13 次债务重新安排事件中的10 次。
Grinols[8]在1976年利用多重差异分析和离散分析研究了包括20 个变量64 个国家的更广泛的机制,其所观察的样本期是1961—1974年。结果表明,多重差异分析比离散分析对解释本期发生债务重新安排事件更有效。他最后采用了5 个具有统计意义的变量指标:债务偿付额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已偿还的外债与债务支付额的比率;债务支付额与进口的比率;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债与出口的比率。通过回归估计得出的多重差异函数表明,这一分析的误差率比Frank 和Cline 得到的结果低50%。
Abassi 和Taffler[9]在1984年使用多重差异分析,考察了95 个国家在1976—1978年样本期的1 140 个观察值和在14 个国家发生的55 次债务重新安排事件。他们在分析中使用了42个指标,这些指标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是有效的。选择指标的标准是是否与外汇储备、国家债务或国内的经济状况的变动相关。他们在模型分析中,使用主要构成分析法测定变量相关度,同时利用分段式Fisher 多重差异分析法对其所选择的变量进行分析来检验序列相关和误差的无偏估计。其计量模型用1967—1977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并用1978年的资料对其检验,最后变量集由4 个指标组成,即各资本的新贷款承诺、外债与出口值的比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2)逻辑分析
假定某一经济变量可依据其综合效应确定一国所处的某种状态:债务重新安排状态和非重新安排状态。逻辑分析所处理的就是多重贝努里试验,即确立一国是否发生重新安排其外债的事件。
Cline 在1984年的《国际债务》一书中从供求两方面着手,依据逻辑模型对国家风险做了分析。他认为,使国际信贷供给减少的任何变量都会增加国家信贷市场失衡的概率,从而提高债务重新安排的概率,极低水平的供给量将加速债务重新安排的发生,而债务重新安排本身表明了信贷供给已经增加。
Cline 根据他所做的分析,采用10 个指标建立了模型。其中,使用的需求方面的指标有:偿债率、相对于进口的储蓄水平、国内经济增长率、资本收入水平、经常项目出口和劳务出口比率;使用的供给方面的指标有:偿债率、净债务与商品和劳务出口的比率、通货膨胀率及总外债之积与出口的比率、国民收入、国内储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近期的出口增长率和全球信用的充裕程度。
Mayo 和Barrett[10]在1977年为美国进出口银行设计了债务早期预警模型。他们的模型把逻辑分析扩展到1960—1975年,作为样本的国家也增加到了48 个,而且增加了所考察的指标数量。他们所调查的并不是债务重新安排问题,而是偿债困难以及影响债务重新安排事件的非独立变量,其设计的模型试图预测未来5年的偿债困难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以下指标具有统计意义:已偿还的外债与出口的比率、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固定资本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IMF 的储备头寸与进口的比率以及消费价格增长率等。
3)政治不稳定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中,只涉及经济因素或是经济变量,因而其结果不能解释过去发生的债务重新安排事件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变量的随机性太强,无法把其信息转译成数量指标。Citron 和Nickelsburg[11]在1987年把政治不稳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因素考虑到模型之中,该模型被称为政治不稳定分析(Political Instability Model Analysis)。其把债务重新安排当作减少政府预算中债务偿付额的途径,虽然该方法对借款国来说成本很高,但无论如何,这对于政治不稳定期间的政府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通过增税偿还债务,则必将加重社会的负担。因此,债务重新安排或拒绝偿付相对于改变税收政策或其他政策而言,其边际收益是正的,而且为政府提供了预算与现行收入相调节的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法。只有当政府比较稳定时,偿付能力因素(如出口收入等)才显示出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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