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的叙事结构模式

不管是好莱坞电影还是当代国产影片，大多都是采用传统的叙事模式，遵循经典的三段式结构，即：“秩序—失序—恢复”^[12]，用“失序”作为故事的转折，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事件的不断发展推动故事情节的演变，最终达到“恢复秩序”的目的。

（一）因果承接的叙事结构模式

线性叙事结构是最常见的一种叙事结构模式，也就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采用全知的叙事视角进行叙事，巧设悬念、运用巧合等手段，从而凸显影片的戏剧化冲突，具体则表现为“因果承接的叙事结构，主要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核心；叙事线索以单一的线性时间顺序展开。”^[13]以国产电影《唐山大地震》为例，影片一开始大强带着方登、方达回家，路上看到了大量蜻蜓迁徙的场面；接着方登和方达回到家里；晚上，李元妮将唯一的西红柿给了弟弟方达；地震发生，大强为了救李元妮而失去了性命，而李元妮却只能选择姐弟之中一个人的生命，她最终选择救还有声音的弟弟；没想到的是姐姐奇迹生还，而且被解放军夫妇收养，直到32年后，家人意外重逢，心中的裂痕才被他们修补，上演了悲伤情节，再一次勾起了当代的人们对于那一段惨痛灾难的回忆。可以说，冲突之间环环紧扣，形成了流畅的线性叙事。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1）方登和方达是一对龙凤胎，方登很照顾弟弟，有一个西红柿也让给弟弟吃；地震发生，姐弟俩被压在同一块石板的两端。

（2）大强死了，救援的人员问李元妮救儿子还是救女儿，李元妮决定救儿子，而方登在石板下听到了母亲的这个决定。

（3）一场大雨后，方登生还，却没有去找李元妮，而是被解放军领养；方达被截掉了一只胳膊，和母亲一起生活。

（4）32年后，方登在加拿大生活，看到汶川地震的新闻赶回国参与救灾；方达在杭州事业成功，听说汶川地震也组织员工参与救灾。

（5）在救灾的过程中，方登意外从方达口中知道母亲这32年来的煎熬，和方达一起回家看母亲；母亲在桌子上放了一盆洗好的西红柿等着方登，最后母女相认。

从以上表述的这些详细的情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就是《唐山大地震》因果承接的叙事结构，故事的发展是一个又一个的因果推进关系，最终将故事推向高潮。正因为姐弟俩被压在同一块石板的两端，在救助过程中才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救援，使得方登心里埋下了怨恨母亲的种子，才使得她宁愿被人领养也不愿意找到母亲，从而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她经历过地震，所以她不愿意打掉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在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时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可以说，整个故事的发展，是被紧紧套在因果线性结构中的，因此叙事显得十分清晰和明了。就像悉德·菲尔德所说“事情的发展，从起因发展到结局，一定是由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构成，最后导致戏剧性结局。”^[14](www.xing528.com)

在《唐山大地震》的各项宣传中，都将重点放在了特技上，但是当观众从电影院中走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这是一个讲述中国传统伦理的故事。导演将大部分的篇幅用在了“恢复”上，对于“失序”，也就是地震的场景只用了几十秒钟的特技。

这样一部灾难影电影却让许多观众看得泪流满面，甚至有电影院在入场时为观众准备了纸巾。导演用这部影片成功地传递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亲情：首先是故事世界里的人物伦理情境，方登和方达被压在同一块石板的两边，要撬起石板就必定会压住其中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余震不断，李元妮必须要做出决定——救谁？对于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的一双儿女，要做出放弃其中一个生命的决定，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困难；最终，李元妮选择救一直在求救的儿子方达，可是“救儿子”的声音却被意识清醒的方登听见，并且铭记在心。对于母亲来说，她选择的是当时她认为尚有生命体征的儿子，但是对于女儿来说，妈妈选择的是弟弟，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让方登以为母亲放弃了她的生命，这是故事世界里两个人物的伦理情境。而对于受众的伦理情境来说，站在一个全知的角度上，受众知道方登当时还有意识，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李元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对于方登以后对母亲的怨恨，受众一方面可以接受，但是更多的是对于女儿对母亲所产生误会而鸣不平，认为方登的行为太伤李元妮的心。

就是这样的叙事因果结构，让受众更直接地了解和接受了这个故事，并对其中的伦理情感产生共鸣。

（二）U型叙事结构模式

除此之外，原型叙事结构在当代中国电影中也时有体现。《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是加拿大文艺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著的，在书中他曾经分析了《圣经》的叙事结构：“背叛之后落入灾难，随之是悔悟，重获新生。”^[15]这种U型叙事模式，在影视作品中也时常出现。

《圣经》的这一叙事模式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原型叙事结构，影视作为一种叙事文学也遵循这种模式。就像法国电影理论学家马尔丹认为：“电影最初是一种演出或者是现实的简单再现，之后才逐渐成为一种语言。也就是说，成了叙述故事和传达思想的手段。”影片《紧急迫降》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与《圣经》原型相似的叙事结构。《紧急迫降》的叙事结构是：机械故障—乘客受难—迫降成功，这就与《圣经》的U型叙事结构相吻合，这是一种乐观向上的发展趋势（见图11-1）。也像弗莱所说的：“在喜剧中，一系列的不幸使剧情跌到低点，突然来了一个转折，把全局的结尾推向快乐的高潮。”^[16]

图11-1　“U型”叙事结构示意图

电影《紧急迫降》是一个U型结构的叙事模式，影片一开始是男女主人公的相互埋怨，迫于工作两人踏上同一趟航班；随着故事的发展，事故发生，两个人并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怠慢迫降工作，而是齐心协力救助机舱中的乘客；在地面上，还有一心为人民，牢记自己使命的市领导亲自指挥，消防、武警全力出击，使停机坪上充满泡沫，时间紧张，消防武警马不停蹄；紧急时刻，地面工作人员的正确指挥，男主人公凭借娴熟的技术和良好的心态，将飞机迫降在停机坪上，整个机舱的乘客和机舱工作人员化险为夷，男女主人公也在生死面前找到了属于他们的感情。《紧急迫降》的结局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升的U型结构，尽管救灾中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都被救灾人员解决和克服，总体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并且最终到达U型结构的最顶点。

在整部影片中，U型的最低端是事故发生，并且试用多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随之而来的便是影片的高潮，虽然不是U型的最顶端，但是却是整个影片分量最重的情节；正是因为低端的“低潮”才有后面的爆发，使事故解决最终化险为夷，到达U型的最顶端。在救灾过程中，各级领导冷静指挥，消防和武警临危不惧，整个情节都将受众引领到一个及其紧张的氛围之中，此时的受众心中猜测着事故何时解决、怎么被解决、是否会有人员伤亡，在这样的焦躁的情绪下，当迫降成功时，也使观众长舒一口气之时。

《紧急迫降》通过这种U型结构的叙事策略，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叙述者想要呈现的剧中的人物伦理，乘务员及各级相关领导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爱岗敬业，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整个故事给我们呈现的除了冷静之外，还有一种集体的力量，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为迫降想方案，大家互相鼓励，众志成城，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化险为夷。这部影片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