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传播学：叙事伦理研究的诞生

电影叙事学理论的发展借鉴了很多文学叙事学中的经典理论。萨特认为阅读是一种“奇特的操作”，他是从阅读或者说批评的角度来确定文学与价值的关系。同样的，对于电影来说，观众走出电影院时，对于整部电影的评价及理解，都是来自对影片的观看，而此时，叙述者通过影片传达的叙事伦理便是一种价值，只有观众通过观看以及理解才能接受和传递这种价值。当我们走进电影院开始观看电影时，我们就开始了与“死者”的交流。这是一种占有，是观影者将自己的身躯和思想借给“死者”，也就是借尸还魂；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当我们不观看时，电影不过就是一段影视资料，而通过我们观看，电影开始谈论外在于我们的经历、情感等；通过观看，这些外部世界经验就开始对我们的内在经验产生影响，甚至形成某种价值，这时“整整一个没有具体形式的世界环绕着他，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情感因为不再触及实际，便升格为模范情感，说白了就是取得价值的地位。所以他相信自己在与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交流，那个世界好像是他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理由。”^[7]观影的价值生成更体现在“审美愉悦”中。

观看电影的同时也是一种再创作，观众一方面接受着叙述者传达的伦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理解力、接受能力以及生活阅历积极主动地参与构筑情节的活动，而这也是一种创作中的自由。观影中的审美愉悦就与这种超越性的、绝对的自由的辨认融为一体，这种自由就是一项价值；此外，观影作为创造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形式，观众对影片所传递的伦理道德进行再创作，会根据再创作的内容影响自己的价值生成。由于观影一方面是对叙述者所传达内容的接受，另一方面又是对作品本身的审美欣赏，但是每一个观众都具有不同的接受力和理解力，所以就要求叙述者把握好主题的传达，才能使每一个自由的观念主体在欣赏同一部影片时产生同样的审美快感。由于影像是一个简单易懂的世界，观众很容易完成对主题的接受，但是由于个人素养的差异，对影片内容的价值生成便会出现不同。

20世纪80年代后，几乎在出现“伦理转向”的同一时期，叙事也出现了转向，于是二者结合起来，就有了“叙事伦理”，也成为当时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同时也应运而生了许多“叙事伦理”的研究方法，比如希利斯·米勒的解构方法，诺斯鲍姆的“责任说”，维恩·布斯的“书即友”的论调，纽顿的“作为伦理的叙事”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叙事伦理”研究分为三类：“第一，人文传统的修辞伦理学，认为叙事小说可以帮助塑造读者情感、自我和生活观，发展其道德意识，帮助理解‘怎样度过一个善的人生’，并提高其道德意识和灵活度。第二，他者伦理和解构主义伦理。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他者伦理认为伦理意味着将自我置于他者的绝对控制之下，伦理关系产生于他人的面对面关系之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强调他者、自我和世界的陌生，意义及价值的不确定性。他者伦理和解构主义伦理批评强调文本的‘自我指涉’、‘晦涩’、‘不确定性’。第三、政治伦理。政治伦理虽然和他者伦理及解构主义伦理一样，对人文伦理投以怀疑的眼光，但并不坚持‘价值的不确定性’，而是试图将人文伦理置换为新的价值观，如女性主义伦理、后殖民伦理等，以寻找话语中的错误和矛盾之处，但其最终目的是揭示出艺术如何见证历史，尤其是创伤的历史，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政治伦理研究倾向于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更接近传统的道德性，而不是解构主义的‘不确定性’”^[8]。

以上的三个方面也同样适用于影视的叙事。本章主要讨论的是第一点：人文传统的修辞伦理学，可以把以上的重点词——小说、文学换成影视剧，即叙事电影可以帮助塑造观众情感、自我和生活观，发展其道德意识，帮助其理解“怎样度过一个善的人生”，并提高其道德意识和灵活度。影视是通过画面和声音向受众传递信息的，文章所要表达的中国传统伦理含义可以被受众接受并且重构。《叙事与价值》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让叙事文本脱出所指/能指、他律/自律、结构/解构的语言学陷阱，重新打开价值论维度，使我们对写作活动与阅读活动的理解对人的实践意向有所开放，显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9]从“价值论维度”理论来看，叙事与伦理是共生共灭的，叙事学的伦理转向有着内在的必然性。

在伦理学的著作《如同他人的自我》（2002）中，利科更是将这一思考扩展到了广义的叙述行为当中。言，表现为伦理规范（格言）；行，就是伦理实践。一方面，叙事行为作为言说行为和实践活动，同时触及了格言和行的观念；另一方面，叙事理论处于行为理论与道德理论的结合点上，于是叙述成为规范与描述的自然转换，“叙述为思想经验打开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在其中道德判断以假设的方式实现着自身”^[10]。在此基础上，利科又提出了“叙述同一性”的概念，也就是存在于叙述中的意向，原因和偶然间的整合作用。在叙述中，人，既是遭受者，又完全是行动者，叙述同一性既触及针对行为的尊重，也深入到行为者的自尊内，这使叙述过程成为一个伦理历程，由此带来的秩序感和连续性成为现实世界的价值基础。(www.xing528.com)

叙事不再仅仅被看作与伦理和价值无关的中立符号，叙事与审美快感，叙事与伦理实践，都有确实的内在联系。通过阅读和对话，叙事的价值生成功能将被激发和实现，构成我们自身叙事的有机成分。

影视的叙事伦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故事伦理指影视叙事的故事层面或伦理内容，也就是影视剧的题材、内容所蕴含的伦理现象以及这些伦理现象所揭示的伦理意义。同时，每个叙事者的伦理意识会或隐或现地影响他的叙述形式，叙述形式本身也折射出叙事者的伦理方面，叙述伦理就是指在叙事过程中，各种形式安排所导致的伦理选择、判断和矛盾。唐伟胜认为可以沿用经典叙事学的二分法，即故事/话语两个层面，“既可研究叙事内容中的伦理，也可研究叙事形式中的伦理。”^[11]

詹姆斯·费伦是当代修辞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中，叙事具有四种不同的伦理情境：故事世界里的人物的伦理情境，与讲述行为直接联系的叙述者的伦理情境，隐含作者的伦理情境以及有血有肉的读者的伦理情境。在灾难电影的叙事伦理中，我们讨论的是故事世界里的人物的伦理情节，与讲述行为直接联系的叙述者的伦理情境，以及有血有肉的受众的伦理情境。如在电影《紧急迫降》中，两个离婚后的“冤家”在同一趟航班上出现，两人心存芥蒂。在空难发生之前，我们丝毫看不出两人将成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英雄；但是当空难发生后，二人在各级领导的命令下，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二人最终解除了空难危险。这其中体现的是二人对工作的尽职尽责，为了乘客的生命安全、为了国家的财产，将自己的生死放在一边。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爱心帮助乘客做好迫降的一切安全准备，使乘客从紧张惊慌中逐渐平静下来。在这一故事中，故事中的人物伦理是：各级领导以及乘务工作人员对于乘客生命的尊重，对于自己工作的尽职，为了做到这些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使机长和乘务长在灾难面前，重新找回了属于他们的爱情和亲情。而叙述者要表达的伦理是：面对灾难之时，要具有集体精神，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更要团结和理解，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团结精神。通过讲述一个故事使影片完成了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叙事者要表述的伦理是中国主流文化下的传统伦理。

叙事伦理研究是本章进行文本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我们将从叙事和伦理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电影的叙事伦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