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电影市场经历过一时繁荣之后每况愈下，开始经历萧条期。观影人次锐减，大多数的影片是亏损的，电影企业的效率也不比从前，很多制片厂处于负债经营的状况之下。
面对这一棘手的状况，从国家到制片厂都在寻找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出路，而体制改革就是其中的出路之一；或者说，只有体制改革才能带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从1984年开始，原本属于中影公司承担的拷贝费改由省级公司承担，使得发行成本快速增加，“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发行企业亏损”[1]，各制片厂四处举债。
在中国电影业发展萧条，制片厂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各制片厂找寻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安全获得利益的方式，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了娱乐片上。娱乐片的受众接受门槛比较低，所以更加适合大众观看，大量制作娱乐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受众为电影买票。
所以，仅1988年一年投资拍摄的电影中，纯商业的娱乐片就达电影总投资的60%之多，甚至出现了鼓吹娱乐片将会成为以后中国电影的主体的声音。对娱乐片的大肆制作和鼓吹，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受众对于电影娱乐化的需求，并且提高了受众的观影量，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很多问题。娱乐元素的加入会很容易使得电影出现低俗化的问题，也会让电影在创作阶段过于追求娱乐效果，从而失去了电影的内涵意义，或者是为了娱乐而娱乐。(www.xing528.com)
电影业还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只是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电影发展来说显得非常有限。为了实现减少成本的目的，制片厂推行了“承包制”；同时不忘拓展第三产业，以期能够通过第三产业的盈利来反哺电影业。
如果从结果来看，这些措施并没有解救电影业的发展困境，影片的平均制作成本不断上涨，发行放映的成本更是居高不下，电影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没能被控制；一些制片厂为了能够维持拍摄指标，开始贩卖一些在当时很走俏的电影，这一局面又催生了电影业内歪风邪气的形成，甚至出现了贪污腐败的现象。
另外，由于强化“单位制”，让企业的权利变大，尤其具有了分配权，工人对企业的依附性增大，从而违背了企业的改革初衷。因为，当时电影业的状况是：电影业的资金由国家提供，而工人又完全依附工厂，工人并没有经营上的压力，所以，电影企业被看作是高福利企业，受到就业人员的追捧；电影企业的就业人员不断增加，为了安置这些人员，建立了重复的机构，人员出现了超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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