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时代，但它在目录方面却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在图书分类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魏、蜀、吴三国可以魏为代表。魏秘书郎郑默编制了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中经》（今佚）。他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图书分类工作，为两晋以来正式探索图书分类工作起了先导作用。
【西晋荀勗的《中经新簿》】荀勗出身于西晋著名的世家，在西晋时担任过许多显赫的官职，他在文学、音乐、目录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为时人所推重。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荀领秘书监时，和中书令张华合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荀奉诏整理编次汲冢书，并专为汲冢书编制了一份国家目录，把汲冢书收列为国家藏书。
荀勗还以郑默《中经》作主要依据，编制了一部综合性的国家藏书目录，即《中经新簿》。梁阮孝绪的《七录》序说它是四部分类。《古今书最》说它收四部书1885部，20935卷[46]。而《隋志》序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各部所收的图书内容和体制。
根据上述记载，《新簿》的情况是：
荀勗《新簿》系据郑默《中经》而作。它既据《中经》所录之书，就不可避免地参考了《中经》的分类。它既标《新簿》，就包含改编之意。二者相因关系，诸书所载俱同。所以郑默《中经》对荀勗《新簿》的分类是有一种相承的关系。
《新簿》共分四部，由于有《七录》序和《隋志》序的记载，可略知其每部内容，虽史籍已独成部类，但甲乙丙丁的次序尚为经子史集，与后来经史子集的次序略异。
《新簿》的体制是登录书名、卷数和撰人，并有简略的说明，可是没有很好地继承刘向写书录的传统，缺乏对图书内容的评述和论辩。但其可取之处在于记录图书的存亡，这对后来查考图书存佚流传和借此进行图书真伪的考辨，都起了提供资料依据的作用，而且也开后来目录书著存亡的先例。
总之，荀勗《新簿》在分类、解题等方面虽有不足之处，但它对目录学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东晋李充确立四部顺序】李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东晋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目录学家，历官至中书侍郎。他曾在晋穆帝永和二年后若干年内，主持整理图书和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此时距晋元帝时已有20余年，因李充编目所据者乃元帝时所“鸠聚”的图书，故名《晋元帝四部书目》。
李充所编之目，由于图书数量较少，仅3014卷，“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隋书·经籍志》序），即只有四部，而不立各书的类名。他的四部分类虽和荀勗相同，但次序有所变更，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47]
李充的四部分类编次方法，一直为后世沿用，所谓“自尔因循，无所变革”[48]，正说明它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王俭与阮孝绪的七分法】刘宋后废帝元徽元年，著名目录学家王俭主持撰成《宋元徽四年四部书目》和《七志》两部目录书，前者是国家目录，后者是私人撰目。《七志》的成就远远超过《元徽书目》，它不仅开私人编目之先，而且还为目录事业增添了新的内容。
《七志》的体制，在分类上改变了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参考了荀勗的《中经新簿》，而主要依照刘向、刘歆父子的分类法，只是略改《七略》部名。《七志》仿效《七略》在卷首写列九篇条例作为各部小序，《隋志》序评论这九篇条例“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因本书已佚，难定是非。尽管如此，王俭恢复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这一优良传统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但他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书录的良规，所谓“不述作者之意”正是其不足之处，不过他尚能“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隋书·经籍志》序），开创了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仍不失为有所创新。(www.xing528.com)
总之，《七志》虽有类例不明、论辩不足等缺点，但其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等事确为前人所无，这是王俭在目录学研究上的一大成就。
阮孝绪（公元479～563年），南梁著名的目录学家，他于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仲春，独立完成了《七录》这部极有特色的私人目录。此书久佚，但所幸《广弘明集》卷三保存了《七录》序和所附的《古今书最》，使后人不仅得知《七录》的基本概况，而且还对梁以前的目录事业略得轮廓，成为古典目录学中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七录》序可以知道该书的基本体制和成书缘由。
《七录》的体制主要参酌刘歆《七略》和王俭《七志》而自定新例。全目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和《术技录》等5录46部，外篇有《佛法录》和《仙道录》等2类9部；全目为12卷，共7类55部，6288种，8547帙，44526卷。《七录》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友人刘杳的无私帮助。
《七录》的特色和主要成就是：
（1）《七录》的条件和过去不同。前此的目录书多是就国家藏书撰成。即使如王俭的《七志》虽属私人目录，但也是在编元徽书目时进行的，又有主管图书的职权便利，所以使用图书方便。而阮孝绪则是一个被称为“文贞处士”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学者，因而不具备这些条件。他只能根据一些私人藏书家目录和“官目”来整理编目，经过官私目录的对校，发现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这说明《七录》继承和总结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端，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
（2）《七录》在分类上有所创新。它从图书数量的现实出发，又把史籍从附属地位提到独立部类上来，专立《纪传录》，同时在部类之下又分细类，推动了分类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分类有重要影响。
（3）《七录》“总括群书四万余，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介绍了作者事迹和图书的流传情况。虽然《隋志》总序批评它“剖析辞义，浅薄不经”，但我们不能不看到阮孝绪是在既少藏书、又无助手的条件下，力争恢复刘向、刘歆父子书录传统所作的努力，精神可嘉，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4）《七录》的七分和类名是经过一定研究而确定的，它不像王俭名为《七志》，实为九分那样牵强。它把根据文德殿五部目录体例的图书分作五录列为内篇，而以佛法、仙道作为二录列为外篇，既表明列佛道于附录的含义，又确为七分，名实取得一致。
（5）《七录》所收4.4万余卷，较之文德殿书目所收2.3万余卷，增加几近一倍。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时期，阮孝绪能在较差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样一部搜罗比较完备的图书目录，确是古代目录事业中的重大成就。
【北朝的目录事业】北朝的北魏是汉文化程度较高的时代。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派人检查图书缺少的情况，编定《魏阙书目录》一卷，索书于南齐，南齐藏书本不繁富，而北魏尚向它借缺书，则藏书之少可想而知。《魏阙书目录》是北魏惟一见于著录的一部目录。
北齐在文宣帝天保七年曾命樊逊等11人“校定群书”[49]，但史传不载编目之事。唐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到北齐时，有宋孝王曾撰《关东风俗录》，记北齐邺下之事。书中有《坟籍志》，记当代著作，开后世地方目录之先声。
北周明帝时，也曾“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50]，但未闻有编目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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