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参与决策，实现全民族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顾日寇大兵压境，反而逼迫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出于民族大义，张、杨二将军在多次劝蒋团结抗日均无效下，毅然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张、杨以极大的信任请来中共代表参与决策。中共党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西安事变终于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由此实现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之所以果断发动西安事变，以促成全民族统一抗战，并非出于一时之勇，而是来自对国难日益深重、民心向往抗日的把握。

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士之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曾积极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并在中原大战中给蒋以关键性的支援。然而正是这个蒋介石，在日寇大兵压境下，严令他对日不准抵抗，先失去东北三省，后又丢掉热河，还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回国后，蒋又命他率东北军先到鄂豫皖“剿共”，后又到陕甘“围剿”红军。两次“剿共”使张学良损失了几个师，蒋不仅不体恤，反而顺势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编制。蒋用打内战来消灭异已使他愤恨不已。

在“剿共”中，张学良对共产党与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在鄂豫皖，他慨叹红军作战勇敢非凡，人民群众又不顾性命支援红军；“围剿”陕甘，东北军被红军一下子消灭了两个半师，被俘虏的就有几千人。然而使他感动的是，他的被俘官兵吃住比红军还好。红军给他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后，全部释放回来。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还自愿作中共和东北军沟通关系的信使。雄辩的事实说明，中共和红军是真心抗日的；要抗日，必须联合红军。张学良随即派高福源再去陕北向中共表示愿意联合红军抗日。

杨虎城也有着同张学良类似的经历。杨虎城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就对高风亮节的中共党人有所了解。大革命失败后，他拒绝执行蒋介石的“清党”命令，安排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中担任要职。蒋介石发现后，逼他下野去日本“考察”。

1935年，杨虎城被蒋逼迫先后派出4个旅与陕南红军交战，结果两个旅长被打死，一个旅被全歼。这时，中共党人给杨虎城送来了中共《八一宣言》。一向敬重共产党人的杨虎城，立即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革命主张。

张、杨分别同中共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东北军驻地肤施（延安）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决定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结成抗日联盟。此后不久，张学良即赠红军50万元作抗日经费。5月，杨虎城也是中共代表王世英达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四项协议。为促进张学良的东北军同杨虎城的17路军的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某些隔阂，中共还派出干部到张、杨处做工作，达成了张、杨两军之间的团结、交往。

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17路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同盟，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张、杨同中共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西北抗日同盟的建立，使蒋介石大为吃惊与震怒。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布置张、杨继续“剿共”，使洋溢着团结抗日气氛的西安又重布阴霾。

10月22日，蒋介石在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胁迫他们攻打红军。张、杨表示应联共抗日，即遭蒋呵斥。蒋还将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随时准备进攻陕甘，挑起内战。10月27日，蒋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17路军部分军官训话，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蒋介石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的“七君子事件”。

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恶劣行径，使张、杨两位将军痛心疾首。(www.xing528.com)

12月4日，蒋介石又飞到西安，再次严令张、杨开赴陕北“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他们不愿去，便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将17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接替赴陕甘“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去说服蒋介石放弃“剿共”，团结抗战。回顾东北三省丢失，华北又在日寇虎视之下，张学良声泪俱下。然而蒋介石竟拍了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心里自有如意算盘，他以为红军三大主力虽已会师，充其量只有三万人，且经过长途跋涉，战斗力镜减。如蒋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蒋不知中共早已深深植根于全国民众之心。中央戏军到达陕北后，又经过2月的东征和5月的西征，开辟了由甘肃东部的曲子、环县、洪德及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约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更不知靠拍桌子只能吓退凡夫俗子，而面对的张学良、杨虎城是久经沙场、爱国忧民的热血将军，岂能顾一人之好恶而偏废抗日伟业。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果断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以“停止一切内战”为中心的八项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全国立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保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幸因西安天降大雪飞行不利，而未遭轰炸。何之用心意在杀蒋后取而代之，他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蒋一旦被杀，亲日派掌权，全国必然陷入战乱，日寇乘机大举侵华，民族灭顶之灾顷刻而至。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但由于何的控制，他们不能立即起点往西安而枉自嗟叹。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未通知中共。捉蒋几小时后，张才向中共中央正式致电通报，并恳请中共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当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建议由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并全力作好部队的团结工作；拟派周恩来到西安，派红军立即南下向你们靠拢，以防各种事变。经辗转奔波，周恩来于17日赶到西安即与在公馆等候的张学良开始商谈。张学良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他作领袖。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他为民族大义敢于挺身而出；没有个人野心，促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大局。周恩来赞扬了张、杨果敢的爱国行动，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要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并预见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周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集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周恩来到西安不足20个小时，就已同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张、杨对中共大公无私、诚心抗日非常佩服。当宋子文冲破何应钦的阻拦，于20日上午到达西安时，曾为周恩来先期到达西安而大惊失色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他得知正是由于中共的及时参与，才奠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础，也甚为赞叹。面见蒋介石，宋即回南京到处宣传蒋在西安非常安全，并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参加的宋美龄经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西安事变终于以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而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枢纽。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扩大内战的阴谋遂告破产。

令人感叹的是，张学良见蒋介石全部接受谈判条件后，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便悄然于25日下午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到机场上了飞机，自己也驾机护送蒋回南京。张学良这一去便没能再回来。应该说张学良对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早已料定，他把东北军的善后托付给杨虎城和幕僚于学忠，独自前往南京承受蒋的报复，为的是维护蒋介石的“形象”，敦促蒋介石履行抗日的承诺，正如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在溪口时写给杨虎城的信所述：“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而在若干年后遭到蒋介石杀害的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面对随时会遭不幸时也坦然地说：只要蒋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蒋介石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对杨虎城等“撤职留任”，最终破坏了西安“三位一体”的抗日同盟局面，但他迫于形势毕竟没有背弃“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诺言，使国共再次合作成为现实，而中国也由此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