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中国海军前辈，坚持自由与民主

他是“近代中国真正精通西文和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人”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原名体乾、宗光，字又陵，入仕途后改现名，字几道，晚号疡野老人。他出生在一个乡村儒医的家庭，有家学，从小聪慧，拜同里黄宗彝为师。

14岁时父亲去世，同年考入洋务派左宗棠在福州办的海军学校，称为船政学堂。他学习优秀，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5年。1876年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3年。留学期间，他注意的并不是海军，而是大量地阅读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名著，像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卢梭、孟德斯鸠的社会学等，试图从中探求救国的真理。他博览群书以及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此，他回到国内就积极提倡和宣传科学与民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主张要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师夷长技”的口号。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洋务派官僚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习西方的运动。但是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还很肤浅。他们只知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不知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迅速崛起。他们已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它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宣传、效仿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政治革新运动。然而他们对西方的认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还是局部的，不可能深入。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所谓“学问饥荒”状态。那时西方的理论著作还没有完整地翻译介绍过来，有些人不懂西文，不能直接阅读原著和亲知西方文化，深感心余力绌。而蓬勃兴起的维新运动，是多么迫切地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等著作作为理论指导啊！严复正是在此时，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1879年，他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1880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一所海军学校，名叫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为该校的总教习，后来又任总办（即校长），在此供职约20年。严复可称中国海军建军中的前辈，可他却没有参加海军，更没有参加甲午之战的海战。义和团起义时，他避居上海7年，翻译了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著作，其中就有最负盛名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著。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辟韩》、《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倡西学，采用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等。1902年他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后又与人创办复旦公学，一度任校长。1908年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及资政议员。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不久就辞职，以后未再担任任何具体职务。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法意》等西方名著，将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以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系统地介绍进来。这些思想和理论带给中国人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到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书中阐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厄运的中国社会，不啻敲响了振聋发聩的长鸣的警钟。(www.xing528.com)

达尔文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达尔文用大量事实阐发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著的《天演论》，是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著作。他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存在着生存竞争，只有强者及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同于生物界，但是由于生物进化论概括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普遍法则，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的。严复介绍和宣传进化论，正是要人们认识到这一普遍法则，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前进，中国只有发奋图强，才不会亡国灭种。当时正处在民族危亡时的中国，凡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在苦苦思索、探寻着中国的出路。《天演论》的出现，很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为他们变法革新的合理性提供了思想武器。

严复赞成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不完全同意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发的社会学观点。他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不仅仅从文字上翻译，同时还时常在译文中加上一些按语，以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天演论》中阐发的思想，并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却有不同一般的反响。这一方面是严复在翻译时，没有生搬硬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另一个是这一理论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对维新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严复宣传进化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虽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但这是次要的。他介绍、宣传的西方先进思想，不仅在戊戌时期对改良派发挥了重大的启蒙影响和作用，而且对中国后来的几代年青爱国者都有着启蒙影响和作用。

严复主张西方民主，并对西方民主作了多方面的宣传。他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中西社会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例如在政治上：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在经济上：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娱。在文化上：中国美谦屈，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通过这种比较，严复从实现个人自由进而实现国家自由的逻辑出发，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作为变法改革的根本。这个救国方案，其实就是教育救国论。这比之于康、梁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已是很保守的了。

严复深信自由才是根本，甚至到了较晚时期，仍认为“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严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比中国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可谓更为深刻，理论上也为之先进，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随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他在政治上愈趋保守。辛亥革命后，严复更是完全背弃了他早年热情宣传和介绍的西学，以至于列名成为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的一员。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总结和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