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的“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把宗教祭祀的目的概括为祈福、报恩和消灾,基本上反映了古人对宗教祭祀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是人的生存需要与神灵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历代典籍中,传统宗教祭祀都是归在礼制的范围内,即“五礼”之首的吉礼,表明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宗教祭祀对于统治者是不可或缺的,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祭祀对人们的日常饮食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类远古时期的饮食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宗教象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
(一)祭品种类及毛色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的宗教祭祀中,充当沟通人与超自然联系的重要媒介是以食物为主的祭品。神灵欲食,“口甘五味”。稽考中国古代文献,祭品有“牺牲”、玉帛、芳草、酒鬯(祭祀用的酒,用郁金草酿黑黍而成)、粢盛(五谷)、笾豆盛品(祭祀及宴会常用的两种礼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等。祭品作为一种献给神灵的礼物,是宗教信仰者向神灵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和心理意愿的载体,祭品的种类、颜色、质量、大小和生熟状态往往是意喻神灵角色的一种符号形态。以不同种类的祭品奉献不同角色的神灵是古人选择祭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凡常规的天神地祇宗庙诸礼,则用牛、羊、豕而不用犬鸡;凡非常之祭,如禳除灾殃、避祛邪恶,则多用犬;凡建造新成行衅礼,则多用羊、犬和鸡;大丧遣奠,则用马;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和猪;祭祖多用猪。在中国传统宗教祭祀活动中,人们对祭牲所呈现的毛色尤为重视,牲畜的毛色纯一与混杂,既是人们衡量祭牲好坏的价值尺度,也是意喻神灵角色的一种符号形态。《礼记·檀弓上》云:“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骍。”夏人是否用黑牛不得而知;商人用纯白色牛祭祀,得到了大量殷墟甲骨卜辞的证实;而后尚白的商人为尚赤的周人所取代,后者偏好骍红色。
(二)不同肉质的象征
《诗经·小雅·楚茨》云:“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在古人看来,神灵与人一样都喜爱质佳味美的肉食,故用于祭神的牲畜必须完好无损,膘肥体壮,只有尽情地满足神灵的食欲,取信于神灵,自己才能长寿不老。《周礼》云:“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意思是充人掌管系养祭祀所用的完好而纯色的牲。祭祀五帝,就拴系在栏圈中,喂养三个月。祭祀先王也这样做。这是因为牧养的牲畜没有膘,而祭牲却讲究“牲牷肥”(膘肥肉厚的纯色全牲),以示诚心敬意。古人认为,天地最尊,祖先次之,生人最卑,所以他们把肉质最好的幼牲用于祭天地,自己选食肉质最老、口感最差的老畜。(www.xing528.com)
(三)肉食生熟程度的象征
在中国传统宗教祭祀活动中,祭品的生熟程度往往被先民用来意喻神灵角色的大小。先民通常以牲血祭天,以生肉祭祖,以半熟之肉祭山川草泽,祭祀对象越是尊贵,用牲越是不熟,故《礼记·礼器》有“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之说,意思是:最高规格的祭天用的是牲血,次一等的用生肉,再次用半生不熟的肉,反而是最简易和最低规格的祭祀才用熟肉。现在台湾民间宗教祭祀活动中,人们用“生”的祭品来表示关系的疏远,用“熟”的祭品来表示熟稔和亲近。具体表现在拜“天公”或孔子时的全猪、全羊皆未经烹制,都是生供,含有对祭祀对象一种遥远关系的象征意义。而祭祀妈祖、关帝等一般神明时,所用祭牲在进贡前需稍加烹煮,但不能全熟。这些都是对“天”以下的各种神祇的敬意,同时也因祭品牺牲的稍加烹饪而表示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祭祖的祭品则不但要煮熟,有时还要调味,以示祖宗与其他神灵有异,属于“自家人”范畴,故以家常之礼待之。
(四)祭品数量的象征
周初的礼制中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社会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就有了森严的等级差别。祭祀活动也不例外。祭品不仅代表着神明的角色,也象征着祭祀者不同的等级角色。贵族举行祭祀时,鼎簋壶豆的数量要按等级制度遵循,如果超过标准,便是“僭越”“非礼”。汉代学者何休注解《公羊传·桓公二年》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而礼的等级通常又是以用牲的量作为标志的,如祭祀社稷,周天子用牛、羊、豕(猪)三牲,谓之“太牢”;诸侯用羊、豕各一,谓之“少牢”;大夫及士用豕牲,谓之“特牲”。楚国祭典规定,国君用牛祭,大夫以羊祭,士以猪、狗祭,平民百姓以腊鱼祭,唯果品、肉酱之类可上下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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