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刘家志文集

我的父亲母亲

虽然我不是饱学之士，也不是个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有时甚至觉得连自己是否可算知识分子也是个问题，但我毕竟在这知识分子的队伍里，靠着一支笔、几张纸头和笨拙的舌头领着微薄的工资，并用它维持我一家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半生，我退休前的所谓的职业。

也许是命中注定了我要走这条路，当我刚满周岁的时候，父亲就希望我做个知书识礼的人。在他，自然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现在，我感到别扭。依才智，我总觉得自己并不是做老师的料，常为自己可能误人子弟而后怕，并且还常常为需应付简单的生活而苦恼。但是，父母亲已经感到了很大的满足，虽然他们没有从他们这个当老师的儿子这里得到任何一点好处。他们仍然过着艰难的生活，平日里要拖着老朽的身躯为生活而劳碌，但是他们感到幸福，感到快慰。在他们看来，要让儿子成为文化人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村里人非常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子“有出息”。他们在人们面前走过的时候，带着一种荣耀感。所以，尽管在生活上没有得到我任何的照顾，他们仍旧很高兴，很满足。

初中毕业时的我

听父亲说，我满周岁那天，家里就在我周围放上银钱、毛笔和杆秤之类的东西，让我抓周，对我自己的命运进行占卜。这些东西以相等的距离放在我的周围，看我自己先去抓什么，据说先抓什么就说明将来要从事那个行当。如果先抓的是银钱和杆秤之类的东西，说明长大了是个生意人；如果抓的是酒瓶和脂粉之类，难免是个酒色之徒。也许真有些道理，我竟抓了笔，这使我的父母亲喜出望外。他们杀了一头猪，请了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为我庆祝第一个生日，庆祝我将来会成为拿笔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在父母亲的心目中，我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了。父亲料定我会给这个从未有人进过学校的家庭带来光荣。

所以，在我刚能拿稳毛笔的时候，父亲就教我写字。无论怎样忙，他每天都用红土研成红墨，在草纸上为我写好几篇字，让我描红。父亲的字写得并不好，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我总是认真地去完成父亲给的这一作业。

我们家住的是一幢三间的茅草屋，已经很旧了，椽子上和楼板下吊满了尘灰条。屋子没有窗户，大白天进去也是黑黢黢的。一些房柱子已经腐朽，在上面拍拍，可以听见“啪啪”的响声，还时常听得到蛀虫在柱子里发出“嗡嗡”的叫声。

晚上睡在这种屋子里，周围一片漆黑，无一丝光亮。睡下之后，父亲总是边抽他的老旱烟边给我背《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目前杂字》以及其他一些他能背出来的文章，并讲述他学习的艰难情形。记得有一次，背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时，他突然停下来给我解释说，“日参省乎己”就是说三天剪一次手指甲，并说起先他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便跑去问一位读书人，那个人是这样告诉他的。现在回忆起来，很有趣。我不知道那位读书人是真的这样理解这句话，还是故意耍弄我的父亲，反正我父亲深信不疑，并把这种谬误传给了我，我自然也是深信不疑的。当时，我只是想，三天剪一次手指甲太勤快了，一般人做不到。还有，这剪手指甲的事也能这样写到书里，让人们反反复复地读吗？自然，我也只是想想罢了，没有问父亲，也没有问过其他的什么人。直到我自己会读古文了，也读到“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了，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终究没有向父亲说明过。父亲不背书时就给我讲故事，或是点起明子火，侧身坐在床头，歪着身子在枕头旁那张从地主家分来的书桌上练习珠算。我躺在床上静听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声，慢慢地进入梦乡，往往几次醒来都还听到父亲一边一个劲地背着口诀，“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一边手不停地在珠子上拨动着。我父亲的算盘打得很好，加减乘除样样精通。他经常给我讲各式各样的珠算运算方法，例如什么叫“调尾乘”，什么叫“破头乘”，怎样使用顶珠和底珠，等等。有时候下雨，做不成活计，父亲就用一个方形的红凳支起算盘，坐在火塘边练习珠算，并时时讲给我听。每到这时，我母亲便端出针线箩子静静地坐在旁边，边做针线活边听我们父子说话，并不时用针在乌黑的头发上抿一下。有时父亲讲得深了，她便插一句，说我还小，听不懂这些。

现在回想起来，这时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是何等重要，时隔几十年，许多事还记忆犹新，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当时背过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现在大都还记得。这些东西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比如在我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时，我就背《百家姓》，这种办法曾在几次考试中助我摆脱了尴尬的局面。

我的父亲

从记事起，我就看见父亲在村子里很受人敬重。就是到了晚年，虽然他身患痼疾，已手无缚鸡之力，可村里人还是敬重他。我年幼时，就常听到村里的长辈们夸他。他们都将我父亲作为勤劳好学的楷模。尽管我的父亲就认识那么几个可怜的字，他所能背出的文章似乎只有《三字经》《百家姓》《目前杂字》，也就是他认真研读过的三本书，可是在一村子文盲眼中，他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了。村里还有个风水先生，读过私塾，能写一手好字。我在家时，他虽年纪已经很大了，可脑聪目锐。但是人们对他的敬重不及我父亲，也许就因为他的学问是读书得来的，而我父亲的学问是在家庭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自学而来的吧！在我们村子里，遇有少年不长进，无论是学业上不上进还是事业上不认真，人们都要他向我父亲学习。人们喜欢把我父亲自学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听，不但年长的人对我父亲是一种恭恭敬敬的态度，就是那些孩子往往也流露出钦佩和敬慕的眼光。人们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就来请教我父亲，让他帮忙出主意，父亲总是说得人连连点头称好，并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妇女在路上遇到我父亲总是站在路的向下一侧，低着头，等我父亲走过。

父亲一岁时，祖父便去世了。第二年，祖母改嫁他乡，留下父亲一个孤儿，跟两个始终未出嫁的瞎姑奶和曾祖父过，靠曾祖父卖柴为生。但曾祖父常常将柴挑到酒坊换酒喝。曾祖父喝酒便是只喝酒，从来不需要买什么下酒菜，最多是抓两粒酒糟就着冷酒，或蹲或站就把酒喝下去了。酒坊酿酒剩下的酒糟被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人家作饲料，这种酒糟一般人是不吃的。曾祖父将柴挑去酒坊换酒喝，家里的两个瞎姑奶和父亲就得挨饿。我从未见过这个曾祖父，他在我父亲成家前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和村里人凡说起他都带着一种厌恶的神情，主要就是因为他常把砍来的柴换酒喝而让家里人挨饿。由于常听这些故事，我在幼年时期，曾对这个直接抚养父亲长大的曾祖父有过如父亲和村里人那样的憎恶。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不该。我想他酗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曾祖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儿媳改嫁，一个老光棍照料三个会吃不会做的人，不酗酒才是怪事。

在那些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里，父亲有时是在醉得不省人事的曾祖父身旁，有时是在牛栏马厩里，有时是在树穴或草堆中，度着痛苦的童年；有时从好施舍的村邻手中得个毛桃青梨，便不分头尾地啃个精光；有时遇到那些专门欺负穷孩子的富家子弟，便在辱骂和嘲笑声中逃躲。到了七八岁，父亲已知道到酒坊去寻自己那醉得不省人事的监护人了。到了酒坊，有时是在去酒坊的路上，父亲把曾祖父摔在一边的皮挑和扁担收起来，放在曾祖父身边，坐在上面，呆呆地看着呼呼大睡的曾祖父。他只有这样守着曾祖父，因为他喊不醒他，也无法搀扶起他。有时曾祖父口里流出些口水，父亲便从路边捋一把枝叶将它擦净。行人从这爷儿俩的身边摇着头走过。就这样，父亲等着曾祖父醒来，有时等到太阳下山，有时是黄昏，有时是半夜，他总是这样久久地在曾祖父身边坐着，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怕。他定定地看着曾祖父那双红肿的眼睛，他知道那双红肿的眼睛一旦睁开，他就可以回家了，那时曾祖父兴许还会把他放到脖子上驮回去。但是父亲又很怕曾祖父醒来，因为曾祖父醒来看见自己的孤孙坐在自己的身边，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的时候，便会猛地从地上坐起，把父亲抱在怀里，一边老泪纵横，一边口里喃喃地说出些父亲不懂的话。他不知道为什么曾祖父看见他在旁边的时候反而哭，只觉得曾祖父搂他的手在打战，热乎乎的眼泪不停地滴在他的小脑袋上，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哭，父亲见得很多，不但曾祖父哭，两个瞎姑奶有时候也哭。村子旁边那个被枝蔓遮得黑蒙蒙的小箐沟里就常有人去哭，有人甚至每隔几天就到那里大哭一场。有时，父亲自己也哭，但他总觉得这些大人哭的和自己以及村里其他小孩哭的不一样，父亲只要听到他们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就像被无数虫子在咬似的浑身难受，有时睡梦里也会被这种声音惊醒。他知道，曾祖父流过一阵眼泪之后，就会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一手拿起皮挑和扁担，一手牵着他，或是把他放到背上背着，或是把他驮在肩上，慢慢地走回家。凡是他们这样回到家的时候，两个瞎姑奶总是呆呆地坐在半明半黑的火塘边，静静地听着这爷儿俩回来。她们不和父亲也不和曾祖父打招呼，曾祖父和父亲也像没有见到她们一样。曾祖父把父亲放到草席上，挂起皮挑，放好扁担，慢慢地去厨房里拿起木水桶，摸索着去门前的沟里担水。两个瞎姑奶像两段木头似的呆呆地坐在那里，不出声，也不动身，曾祖父则默默地做着一切该做的事情。除了屋旁大青树上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头鹰叫外，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父亲在床边的稻草捆上搓搓脚，自己钻进破渔网似的毯子里睡了。没有人问他是否吃过点什么东西，他也从不告诉任何人。他似乎并不知道应该吃过饭之后才睡觉。本来在这个家里，吃饭就从来没有固定的程序，什么时候有了就吃，没有也就不吃。这大概也是曾祖父回家时两个瞎姑奶不出声的缘故。如果曾祖父带了什么吃的回来的话，不用她们开口，曾祖父也会让她们吃的；既然曾祖父什么也没有说，就说明他没有给她们带回什么吃的东西来。这时的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吃饭必须摆好桌椅，大家团团围坐在一起吃。通常，他们总是什么时候有了吃的就吃。吃的时候，两个瞎姑奶总是坐在火塘边自己那滚得溜滑的木板床上，曾祖父把吃的东西送到她们手上，父亲要么站着，要么在一个小竹筒板凳上坐着吃，而曾祖父总是在其他三人吃完后才吃。只有除夕的夜晚例外。逢除夕夜，曾祖父总是要多少买点肉和酒回来。他将肉煮熟，恭恭敬敬地端到楼上那块黑得发亮的小木牌前放下，然后牵了父亲，双双跪下，向小木牌磕三个响头。有时还要盛一碗米，上面放两个红红的小橘子。父亲虽然不懂为什么要向那个小木牌磕头，但他很情愿磕，因为只有磕头的这一天他才能吃肉。而且在这一天，曾祖父总是要正正经经地放好桌子，扶两个瞎姑奶和父亲坐好，自己也坐好，正正经经地吃，并且会让每个人都喝点酒，父亲也要抿抿嘴，意思一下。这时，曾祖父会高兴地说这是过年了。这一天，菜总是比平时多，豆腐和藕是一定有的，父亲会看到曾祖父一年才有一次的笑容。曾祖父已是一盏快点干的油灯。

除夕又到了，那张缺了半条腿的饭桌又正正经经地摆上了，曾祖父照例端了菜爬到小楼上，放在小木牌前，叫来父亲一起跪下。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曾祖父没有叫父亲磕头，他自己也不磕，只是呆呆地望着小木牌出神。父亲转过脸来看着曾祖父，默默地跪了一阵子，曾祖父站起来收好碗，抬抬下巴，示意父亲端下去。父亲把它们排到那张一年才用一次的破桌子上。没有酒，没有肉，也没有豆腐和藕，只有几样普通的小菜，一碟四季豆，一碗竹笋，一盆青菜，几个青辣椒。父亲给两个姑奶盛了饭，又向曾祖父颤抖的手递了一碗。当碗递到曾祖父手里时，父亲看见他满是皱纹的脸在抽搐。他想安慰曾祖父几句。不待他张嘴，曾祖父倒先开口了，他说：“小荣，你从小死了爹，妈也离开了你，阿公我年纪大，又有你两个孃，生活艰难，没有领好你，我心里不好过。现在我动不得了，你和你孃孃咋过日子？”看着曾祖父眼里又转着泪花，父亲忙说：“阿公，现在我大了，不怕。”曾祖父说：“是啊，按说，你还是个娃娃，可是阿公我动不得了，说不定哪天睡下去就起不来了。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曾祖父顿了一下又说，“你去把我俩做枕头的那个竹筒拿来。”父亲放下碗筷，定定地看着曾祖父。曾祖父朝他俩睡的房间努努嘴。父亲慢慢地站起来，困惑地看着曾祖父，倒退着走进了隔壁的睡房。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曾祖父要这个竹筒呢？他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曾祖父从父亲手里接过竹筒说：“去，把柴刀拿来。”父亲把柴刀递给曾祖父。曾祖父慢慢地在竹筒一端的竹节上刮着。两个姑奶奶停止了嚼饭，静静地听着曾祖父刮那竹筒，父亲立在曾祖父旁边看着。待刮完了竹节上糊着的一层厚厚的松脂，竹筒上便露出一个鸡蛋大的洞。曾祖父放下柴刀，倒过竹筒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蹾了两下，里面便露出一张发黄的纸头。曾祖父把它抽出来，摊在桌子上。父亲没有念过书，当时他还不认识字，曾祖父似乎也不认识字。父亲见那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左下角还有三个暗红色的手印。这手印他倒有些认识，他曾在酒坊里见人家使过。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曾祖父也有一张同样有手印的纸，更不明白现在曾祖父要做什么。他把视线从纸上移开，定定地看着曾祖父。曾祖父摆摆手，对父亲说：“坐下。”父亲顺从地坐在曾祖父旁边。曾祖父用双手从桌子上拿起那张纸对父亲说：“这是一份田地典当契约，我们家原来是有块田的，就是沙沟尾靠小河那块，中间有块一人高的大石头，叫大石头田。这块田每年要打十五担谷子，一担约百斤。你爹死后，我们欠了债，后来家道越来越艰难，我把它典出去了。原来说的，只要还了典银，这块田就可退还给我们。我一直想赎回它来。可是挣了这些年，不但没有攒下分毫，连饭都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着。看来我这辈子要赎回这块田是不可能了。这个典契交给你，你二天如果有能力的话，就可以把它赎回来。那时，我们就有田种了。”说完，滚下两滴眼泪。父亲把那典纸接在手里，一时间他明白了。他曾经想不通，为什么每到夜深人静时曾祖父总是拄着拐杖到那块田里去转；挑柴去卖时，明明有一条又直又省劲的路可以走，可曾祖父偏绕去这块田边那条路上，并且总要在这块田边的马桑树下歇歇脚，在那里抽一袋烟。村里的小伙伴们说：“你阿公可真奇怪，挑柴去卖偏走河边这条路，恐怕是嫌路不够走。”父亲曾问过曾祖父为什么要这样走，曾祖父总是不回答，父亲每次问，他只是咬紧牙关，然后用手摸摸父亲的头。现在，父亲明白了。父亲回过神来时，曾祖父已扶着桌子站起来，迈着艰难的步子向火塘走去了。两个姑奶奶轻轻地放下手中的碗筷，像老牛反刍似的嚼着刚才听曾祖父说话时扒到嘴里的那口饭。父亲把那张发黄的田契拿在手里慢慢地翻转着看，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再没有吃自己碗里剩下的饭。

后来，这张典契又被装回那个竹筒里，照旧用松脂糊好。父亲再没有用它做过枕头，而是用一根绳子吊到梁上去了。父亲在把它吊到梁上去的时候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赎回那块田。他想：“如果不赎回那块田，我就不算男子汉。”

父亲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从曾祖父手里接过了砍柴刀和挑柴皮挑，开始上山砍柴，卖柴换米，挑起养活一家几口人的重担。有时他也背着曾祖父，像曾祖父那样到大石头田里去转转，时不时伸出手摸摸那属于别人家的沉甸甸的稻穗。

父亲常担柴到糖坊去卖。糖坊是前所村王保堂家开的。这一带没有糖厂，种的甘蔗也很少。每到冬季，王家便在大田里平出一块地，临时盖几间很大的茅草窝棚，在里面支上木榨，雇些零工来榨甘蔗熬糖。茅草窝棚是人字面的，四面就地插些竹子，斜插的竹子在顶上收为“人”字。顶上有时盖茅草，有时也盖些甘蔗叶。侧边只开一个能牵进去一头牛的洞为门。里面正中挖个槽，槽下是口大铁锅，槽上是两个大滚筒。滚筒上部镶有啮合的梨木齿，下半部则套一个铁箍。甘蔗就从这两个滚筒中间送过去，挤出的水流进下面的大铁锅里，又被一桶桶地送去灶上熬煮。三四米长的一根圆木，一端固定在一个滚筒的顶部，另一端系在牯牛的脖子上。牛扛着这根木头周而复始地走，带动滚筒。牛后面跟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或是较弱的劳动力赶牛。当牛撒尿屙屎时，这个人就用竹卷槽把尿接到屋外去，用大畚箕接了屎端出去。大窝棚的一侧搭出去一间长条形的茅棚，和大窝棚相通。这间茅棚的正中间是一排土灶，若干口大铁锅放在上面一齐煮着蔗汁，屋里充满了蒸汽、蔗糖和牛尿、人汗汇成的怪味。沿茅棚角支着一排跟土灶平行的木板搭成的案桌，上面放满了大大小小无底的陶碗。这些碗都上过釉，红中带黄，这就是糖模，当地人叫糖盅。糖师傅可根据主人的要求来使用这些规格不同的糖模，托出各式各样的红糖来。这种糖坊榨的甘蔗一般是主人家的，如果小户人家种得十斤八斤也可担到这里来换糖。逢榨甘蔗季，附近的小生意人就直接到这里来买糖，然后把糖挑到各处去卖。熬糖需要大量的烧柴，所以这时也常有靠卖柴为生的人到这里卖柴，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生意很好做，糖的价钱和柴的价钱都是固定的。有些无事的小孩也常到这里来看榨甘蔗，在屋外的甘蔗堆上捉迷藏。做农活的大人和过往的行人也常常到这里歇脚，讨碗热茶喝或是捡些掉在案板上的碎糖吃。如果口渴了，到甘蔗堆上掰一截甘蔗吃也是允许的。如果是有些关系的人，或是内亲内戚，还可以喝一碗快要煮成的糖稀。这种沙状糖稀补人。所以，糖坊无形中就成了人们交往的中心地点。这糖坊占地总要有两三亩那么大：大茅草棚外面，沿屋脚堆着甘蔗、柴火和木杆之类的东西，替换下来的牯牛拴在稍远一点的木桩上，懒洋洋地嚼着甘蔗叶；棚内，灶上是日夜燃着的熊熊烈火，屋顶上挂一两盏油灯，它们不分昼夜地向这充满糖甜味、牛尿味、汗臭味和布满白色蒸汽的茅棚洒下黄色的光，大滚筒永远嘎吱嘎吱地响着，在那荒凉的乡野，隔老远就可以听到这种声音。

一天，父亲在外面卸了柴担，一手拿着皮挑，一手扒开那吊在门上的茅草，钻进糖坊，准备在里面歇歇气，迎面碰上自己的一个老表担了一担糖准备离开糖坊。父亲喊了一声“老表！”这人一看是父亲，就放下担子，拉住父亲的手，跟父亲谈起了家常。他问了父亲的生活情况，父亲跟他说了家道的艰难，还扬了扬手里的皮挑说：“喏，靠这个过日子，四张嘴吃饭。”那人对父亲说：“老表，跟我去做小生意吧，比你卖柴总要好些。”父亲说：“我哪里来的本钱，家里现时吃的米还经常没有呢。”那人说：“俗话说‘穷帮穷嘛’，你先跟着我跑两趟，等赚到钱了，就分你些做。你也挑不了几斤。”父亲说：“家里现时等米下锅呢。”“先给你两块钱，买些米留下吧。”老表倒也爽快。父亲自然是感激不尽，将这两块钱加上自己卖柴的钱买了几升米送回去交给曾祖文，就随老表做起了小生意。

那时，家乡还没有公路，人们尽走羊肠小道，用来赶牛马的路就叫大路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父亲他们才能用一对肩膀和两只脚做生意来维持生活。他们收购红糖和其他一些日用小百货挑到山村去卖，有时也到远一些的集镇去碰碰运气。最远的地方就是离家五十余里的龙街和百余里的鼠街了。说街，其实不过是个多有几间房子的村庄，除了几间专供玩耍、住宿的旅店外，和其他村庄别无二致。因为这两个地方地处中心，凡龙日和鼠日，方圆二三十公里地的人就汇集到这里赶集。这些来赶集的人大多是农民，他们无一文闲钱，需要买什么东西时便要设法先弄些什么东西去卖。所以集上各种东西都有一点，大多数是从河里捞来的，山里采来的，以及田里拔来的和圈里赶来的，没有什么卖样，但都很实在，都是本来的样子，都有那么点活气和野气。在我们家乡，山上有树，河里有鱼，乡亲们有的是力气，实在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就挑担柴，摸几条鱼，或是挖棵草药，打只野鸡，套个斑鸠，鲜鲜地拿到集市上，选个地方蹲下来，等着识货的人来买。办法总是有的。只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供过于求，价钱很低罢了。好在老乡们都无所谓，只要多少给点钱就愿意出手。他们卖东西，往往不是以出售的东西值多少钱来要价，而是以他自己在得到这东西时费了多少劳动来要价的。买东西时常听他们说：“卖了给你也罢，捡来的。”这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考虑货物的使用价值。路程较远的人，总是在头一天就准备好要卖的货物，烧好路上充饥的饭团，早早地睡下，公鸡叫头遍就起程。公鸡一叫，整个村子就沸腾起来，你喊我叫，赶集的乱，不赶集的也跟着乱，递个火把啊，帮忙背上背箩啊。有的还要送出大门，看着自家人上了路，才又关好门重新回去睡觉。

开始，父亲只是偶尔跟他老表跑一两趟。每次出发之前，父亲总设法给家里买下几升米。这几升米是经过计算的，可勉强吃到父亲跑一趟生意回来。在不跟老表跑生意时，父亲仍旧挑柴卖。时间长了，父亲的柴都有固定的主顾，价钱也比较稳定。父亲总是把柴卖给酒坊、糖坊，偶尔也挑到集市上去卖或卖给附近村子的大户人家。后来，父亲由老表作保，向一个商人借了一笔钱作为本钱，便就做了永久的生意。父亲原来想，没有本钱就拼命地跑，多多地挑，多赚点钱，赎回自家那块田，然后在家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谁知道，由于借了这冤枉债，倒使他把担子挑到了解放，并且除了挑出了一身痨病，再没有得到点什么。然而，也正是这笔账造就了父亲顽强的性格，使父亲终于成了村子里唯一的“识字人”。我自己的命运也在那个时候就注定了，尽管那时世界上还不曾有我。

借钱的事发生在父亲第N次和他老表跑龙街的时候。在去龙街的头天晚上，父亲准备好了第二天的担子，和他老表挤在一张床上。老表说：“老表，我认识一个人，也是做生意的。他本钱大，赚的钱多，还有一个帮手，赶两个骡子驮货。我有几回货卖不掉，是他把我的货包了，他是个好人。他时常驮些百货来鼠街卖。我们后天到鼠街肯定会遇着他，我问问他，跟他借几块钱。如果他肯的话，你就有本钱了。咋样？你想不想借？”父亲说：“一来怕人家不肯借，二来怕我还不起。再说我家虽然穷，但我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借过钱。实话说，我还不知道借钱有些什么规矩。”听了父亲的话，老表说：“嘿，又不是要借多少。反正你有了钱就可以一直做生意，要是运气好，赚得多，你再还他嘛。赚得少，大不了把本还他，不再做不就得了。”父亲看老表这样关心他，话又说得有道理，就说：“你帮我拿把握，我自己没谱气。”顿了顿又说，“现在家里靠我维持生活，我又没有个商量的人，你帮我拿把握吧，你叫我咋做我就咋做。”老表说：“唉！我们大家都难，都可怜，也不知道哪天会过出头。”说完把毯子往自己这边拉了拉，盖在胸口上，两手扣起来放在胸膛上，侧脸对父亲说，“睡吧，到时候再说。”

村东头王家那只早啼的公鸡最先叫了头遍，接着，整个村子的公鸡都叫了起来。父亲的老表摸火柴点燃了床边方凳上的菜油灯，叫了声“老表”，父亲也就跟着起来了。他们打开门，外面还是一片漆黑，远近不断传来高高低低的鸡鸣声和犬吠声。父亲站在门口，定了定神，挤了一下眼睛，转过身来说了声“走吧”，不等回答，也没有跟睡在隔壁的家人打招呼，就一步跨出门槛，径直走入了黑暗中。他老表吹灭了油灯，把担子担到门外放下，拉上门。这时，父亲已走出百余米远了。父亲从小走惯了夜路，即便在伸手不见掌的黑天也能大步如飞。出了家门，是一条深箐，箐上横着一座独木桥。胆子大的人就从这桥上走过去，只十余步就到对面；胆子小的人就要下到箐底，然后又慢慢地爬到对面。箐里，小毛路被黑黢黢的枝蓬掩住，阴森森的。夜里，这箐里更是漆黑一团，人从毛路上走过，枝蓬里常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叫人毛骨悚然。传说这里有个浑身雪白的鬼，它会倏地出现在过往行人面前。不过人们都说它从来不伤人，倒是给过往的行人磕头，说得活灵活现。我从小就听人们这么说，所以如今，即使这里已有了公路，周围也再不像过去那样黑黢黢的，但是一个人夜里从这里经过时，还是不免会想起这个浑身雪白的善良的鬼。我父亲是从来不信这里有鬼的，他从小在这路上走，无数次随他的爷爷在夜里走过这黑沉沉的箐沟，无数次独自一人通过这箐沟去找他的爷爷，这鬼他是从来没有碰到过，并且他觉得这鬼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不伤人，何必去怕它呢。但他却不愿走那条冤枉路，不愿挑了担子去爬那个箐坡，所以每次都是往独木桥上过。虽然天很黑，但只要摸到了第一步，父亲就能凭记忆和感觉顺利地走过去，等他老表吃力地从箐底爬上来，他已坐在担子上等他多时了。“我们脱了衣裳走吧！”说着，父亲将身上那件唯一的衣裳脱下来，绾作一团，放在挑箩里。他老表也放下担子，由于爬了那个箐坡，他已经有点气喘了。他也将外衣脱下来，放在了货篮里，然后撩起汗背心的下摆在额上擦了一下，说：“走吧，天麻萨亮时我们要赶到望城坡头，不然赶不上今天的龙街。”

第二天，他们从龙街倒鼠街。卖完了货，父亲的老表领父亲去找那位商人。商人好说话，很爽快就答应借给父亲十元半开。他笑眯眯地对父亲说：“随便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说都是生意人，会在这里常见面。他叫父亲写个字据，请保人，说这是借钱必需的手续。父亲的老表说他作保，可是字据他们俩都不会写。那个商人说：“那么我来写吧，你们只消在上面按一个手印就得了。”即时，商人就在自己的百货摊上取过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两行字，又从一个漆匣子里拿出印泥，指着一个地方叫父亲和他老表按了手印。父亲和他老表十分相信他。按完手印，那人便把十元半开交给了父亲，然后把那张借据和印泥一齐收进了那个漆匣子里。

从此，父亲就有了一点小本钱，尽管是借来的，可终究能天天做生意了。开始，父亲还常和他老表以及其他一些小生意人同行同往，一齐去赶各处的街子。每次赶完龙街，他们就在小客店里抖开自己的毡子和棉毯，安排好住处，又跟店主人租来炊具，付点柴火钱，开始烧火做饭。这种山村客店，仅备空房一间，作为住宿用，住店人自己在里面铺地铺睡，价钱很低。客店里备有几套炊具，小生意人或者过往客人可以租用，租金很低，但油盐菜米却完全由住店人自带，饭也由他们自己做，只要交了一次住店钱，柴火是不计量的。商贾们往往是同行的几个人同租一套炊具，搭伙煮了吃。米自然是平均分担，菜则各尽所有，大多是些货担里的干菜，有时也在附近村里买点绿菜。没有菜时，吃一口饭舔一下盐巴，凑合着也就把饭吃了。吃完饭，各自取出行李，在那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就地一铺就睡了。偶尔也有些大商人住在这种客店里，这些人住下之后就吆五喝六的，会派带来的人为他们喂马做饭。吃完饭他们就开始赌钱。逢到这时，父亲及他老表，还有其他小生意人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有时在旁边觑见破绽也会赌上一两碗，那是绝对赢的。可他们从来不敢久赌，因为他们既没有赌本又怕输了那几文活命钱。

赶龙街和鼠街，路上要翻好几座山，过几个深箐。其中有条箐，传说曾长过许多梅子树，人们便叫它作梅子箐。通过这条箐时，人们必须在那遮天蔽日的杂树林下穿行数百米，见不到一线天。地下永远是湿漉漉的，长满苔藓。泡在水里的腐叶和断枝上长着些白的和红的真菌，还有一些像铁丝一样直立起来的长毛。一棵棵高大的树上筋筋吊吊、疙疙瘩瘩地垂下来些深绿色的藤蔓，一些藤蔓的尖端吊着亮晶晶的水珠，水珠不时向下滴，掉进冰冷的箐水里，发出单调的响声。人们在窸窣作响的腐枝败叶上走过的时候，都把心提到嗓子眼里藏着，直感到阵阵气闷，汗毛一根根立起来。这是这条道上最危险的一段路，常有“棒棒客”出来抢劫单身商人，有时三两个人同行也难幸免。凡通过这个地方去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应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开始，父亲总是设法和其他商人一起通过这个地方，并且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也没有单独跑过生意，所以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但是，既然靠跑这条路过生活，常年从这里过，也就很难保证次次都能遇上同行的人，难免有那么几次要硬着头皮单独闯过去。一次，父亲在鼠街卖完了红糖，当街又买下几升米，给曾祖父沽了一壶酒，给挑篮的绳子做了活结，挑了篮子往家里奔。到梅子箐，太阳已下山，白日里都显得阴森森的箐，这时就更可怕了。父亲正后悔不该一个人来闯，树林里便倏地跳出一个黑汉，接着又是两个。那黑汉叫了声：“站着！”父亲心里一惊，想：“果然遇到了。跑吧。不行，跑不掉的。”父亲镇定地将挑篮放在地上，从活套绳子上抽出扁担，杵在地上，立住脚，看着围着他的三条大汉。这三条大汉都穿黑色粗布衣，赤着脚。那个指挥着其余两个人的小头目，在粗布衣外面系了一根黑色的旧绸布带，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黑锅灰，手里捏着根打磨得滑溜溜的梨木棒。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转身向前走了百来步，背朝父亲站住。其余的两人也各握一根同样的木棒，他们在离父亲三四尺远的地方站住，上下打量着父亲。其中一个伸长脖子向父亲的挑篮里看，并问道：“挑什么？”父亲答道：“做点小生意。卖了红糖，买回几升米。”“钱呢？”其中一个恶狠狠地问。另一个接着说：“你的本钱呢？”父亲说：“是小生意，也不常做，只有几文剩余的钱，都在篮子里了。”“拿来！”一个棒棒客说着向父亲伸出了手。父亲想：“倘若不给他们，今日是不会放我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如果我弯下腰去给他们拿钱，保不齐他们趁我不防给我当头一棒呢。要是明来，我还可抵挡一下。远处那个人看来是个熟人，想来他是不会来打我的，就眼前这两个人说不定还打不过我，何况此时手里也有件防身武器呢。”想到这里，父亲向后退了两步，离篮子远了一点，然后向那两个人说：“都在篮子里，你们自己拿吧。”一个棒棒客握紧手中木棒睁圆眼睛盯着父亲，另一个就走上前来，将篮子里的米、酒和一些零钱全部拿了。待他退到盯着父亲的那个人旁边时，便与他一齐转身朝远处站着的那人走去。那人也不回头接应他们，等他们走到和自己并排处，便也开始迈步，一齐消失在那黑黢黢的树林里了。

父亲挑起空荡荡的篮筐，边走出黑黝黝的箐沟，边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那站在远处的人会是谁呢？父亲想，肯定是个他认识的人，不然他为什么愣了一下就去远处站着，再也没有回头，他的两个同伙竟然也很轻易地就将自己给放了。父亲过去就听人说过，多数棒棒客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多数是被生活所迫，不过是弄点东西回去养家糊口，一般不伤人的，除非是遇到反抗。正因为这样，父亲在遇到棒棒客时并不怎么害怕，棒棒客的表现也像预料中的一样。父亲自个摇了摇头，叹口气，在心里说：“这是什么世道，伙计杀伙计。”

大约走了有两里路，看看离梅子箐远了，眼前也渐渐开阔了些，父亲便放下挑篮，又从活套里拔出扁担，立住脚，向四周望了望。代替刚才那阴森树林的是一大片白茫茫的蓬草和噪耳的蝉声。当确认周围没有人时，他迅速将扁担头往竹篮的笋叶缝中插进去，迅速地看了一眼：“哦！还在。”藏在那里的一小堆银圆还静静地躺在那里。父亲很快抽出扁担，让笋叶回了位，在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些银圆不仅是父亲继续做生意的本钱，还是一家四口的活命钱啊。家里三口人还等父亲的米下锅呢。原来，在准备离开鼠街的时候，父亲就已在心里打好了主意。平时，父亲都是跟其他人一起走的，今天因为生意给耽搁了，不得不一个人通过梅子箐回家。“怎么办呢？今天我是否会遇到棒棒客呢？”“不回不行，家里等米下锅，留给他们的米应该早吃完了。”没有父亲，家里的三个人是毫无办法的，连借也无地方可借。他知道棒棒客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害命，不过弄点东西罢了。于是父亲就把银圆放到篮筐的夹层里，只将些小钱放在筐底。这些小钱其实是为棒棒客准备的买路钱。米和酒当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但既然无地方可藏，只有让它们躺在篮子里碰运气了。其实现在想起来，这只不过是聪明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种办法，如果碰上连篮筐都要的棒棒客，就算他放你走，不也全完了吗？当然，也只可以说是去碰碰运气，既然非回去不可，也是别无他法了。总算老天有眼，还真叫父亲给混过来了。

还有一次，父亲住在龙街小客店里。这天晚上，在这里投宿的人特别多，父亲的床只能铺在过道上。父亲的床很简单，下面垫的是店家给准备的干稻草和草席，上面盖的是一条父亲常年带在身边的旧毛毡。不知道是为了装饰还是编毛毡时最后收尾的需要，毡子的四个角各编了几条细细的羊毛辫子。几天的奔波使父亲很疲劳，他一倒在床上便呼呼地睡去了。半夜里，父亲只觉得毡子在身上倏地动了一下，急忙伸手去摸，毡子已没有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定睛一看，毛毡长了脚似的向屋子前面的路跑去。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路下的一个黑影已将毡子绾作一团，跳进树林，消失了。父亲想，这贼也偷得太绝了，我全家就只有这一条毡子，家里曾祖父和两个瞎姑奶都睡在光床板上，靠床边的火塘取暖，特意让我把这条毡子带了做生意时御寒的。如今让人偷去了，其实应当说是明抢了去，抢得又是这样妙，真叫人哭笑不得。

就这样，父亲有时是挑红糖，有时是挑笋叶，有时是挑牛羊皮，靠两只肩膀一双脚，往返在这些乡间小路上。他逢集赶集，没集就下村收山货，售针头线脑，顶着星星出门，戴着月亮回家，苦熬苦挣，供养自己的爷爷和两个瞎眼的孃孃。

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和要实现赎回那块田的愿望，父亲自然不能光在龙街和鼠街转，他必须到其他地方去碰碰运气。他听人说弥渡和南涧更容易赚钱，因为那里有更大的市面。听了这些，父亲开始“远征”了。他肩上挑了一担用水发过后揉作一卷一卷又晒干了的牛皮，伴着豆大的汗珠跑了三四天路到弥渡去卖。他总是每天五更鸡叫就起床，借店家的铜锅煮好够一天吃的饭。他先将准备在路上吃的饭捏成饭团子，放在火上烧黄，然后进早餐，吃几口干饭舔一下盐块，吃完了喝上一碗大叶子茶，便急急忙忙地赶路。路上，父亲饿了就啃口饭团，渴了就趴在山泉边，翘着屁股喝几口泉水，天天如此。

第一次到弥渡，他确实眼界大开。尽管那里也不过是个县城，但比起我们家乡的县城大多了，熙熙攘攘，人嘈驴叫，你挤我搡。小毛驴急急忙忙跑着，后面跟着的主人趱着碎步，一只手拿着赶驴的棍子，一只手扶着肩上咯吱咯吱响着的担子。有些人推个像马车那么大的板车，上坡时叉开腿，尽全力顶着板车爬。老牛低着头笨拙地跑着，它拉的独轮车上坐着跷着二郎腿的主人。一些白胡子老头身上背个大背箩，箩的周围插着呼呼旋转的花花绿绿的风车，手上还攥着一把洋娃娃，面前的地摊上是红红绿绿的米花，大的有脸盆大，小的用一根线吊着，只有大拇指头大。三方四楞的地瓜沿街摆了一溜，街上还有两尺高的大白菜。这些都是父亲到弥渡前从未见过的。在一片宽阔的草地上，还有人卖鸟。这使父亲动了心，他想：“这鸟也有人买，我是否也可以试一试呢？”“我自己不是会捕鸟吗？”“可那只是捕来玩儿的，没有想过用它来卖钱。”当然，这也是因为在我们那一带没有人玩鸟。父亲暗想：“如果我是带鸟来卖而不是带其他的货物来卖的话，不是可以更省力吗？”果然，后来他就做了尝试。父亲一开始就准备比别人更胜一筹，自弥渡回来后，他就捕了些鸟，并对它们进行驯养。经过很多次试验，父亲能做到把画眉鸟放出去又唤回来。有时早上把鸟笼开了，把鸟放出去，晚上用一种独特的叫唤就能使它们回到笼子里来。经过多次试验后，父亲准备带它们到弥渡碰碰运气。当然，他也不仅仅带了鸟，肩上照样挑了货。

一听说父亲的鸟放出去还能收回来，买鸟的人兴趣浓了，一时间，父亲周围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买鸟的人对父亲说：“要是你的鸟真个出去了还能回来，我可以多给你几文钱。”这话对于其他买鸟消遣的人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靠微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供养老人的父亲来说，自然是有很大诱惑力的，况且父亲年少气盛，也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但是周围围了这么多人，鸟放出去是否真会回来，父亲也没有把握。讲好价钱后，父亲忐忑地将鸟放了出去。如果鸟不回来，卖不了钱还是小事，只怕这些纨绔子弟会说他是耍弄他们的。画眉鸟飞出笼子，飞到了路旁高大的桉树上，在树梢愉快地跳着，啾啾地叫着，树下看热闹的人也叽叽喳喳在议论。画眉鸟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越跳越远，父亲的心也越收越紧。约定的时间过去了，画眉鸟没有回来，买鸟的人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父亲说再等一等吧。一部分围观的人失去耐心，走了；一部分人还仰头看着大树，他们还在等待。父亲吹了几声口哨，略停了停，就看见他的画眉鸟飞回来了。父亲又吹了两声，画眉鸟跳到前面一棵桉树的树梢，双脚跳着，旋转着身子，像是在考虑怎样从树梢飞下来。正当画眉鸟准备往下跳的时候，不知是谁怪叫了一声，画眉鸟又停住了，站定了，像是在辨别声音。父亲只好接连打了几个特殊的口哨，很有信心地向上举了举鸟笼，脸上带着充满希望的微笑。就在人们呆住的一刹那，画眉鸟从高树上一下子冲下来，轻轻地落在高举着的鸟笼上。父亲伸手捉住它，放进了鸟笼。他终于成功了，四周一片赞叹声，父亲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父亲就这样靠两只肩膀、一根扁担，走南闯北，买买卖卖，艰难地维持生计，供养着曾祖父和两个姑奶奶。除此之外，他还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着钱，希望有一天能还清借的债并赎回曾祖父典出去的田。

当然，赎田要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对那时的父亲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梦想，或者说是个愿望罢了。可父亲觉得那十块钱总该及早还清，不然心里老不舒坦，用着别人的钱做本钱，这生意总好像是在给别人做，心里总感到别别扭扭的。那个赶骡子做生意的老板，父亲时常碰到。也许是因为父亲的老表是双方的熟人，父亲多少还有点面子，那老板也还客气，逢见面也不多说什么，也不叫父亲还钱，只是父亲自个感到尴尬。父亲也曾向他表示过歉意，并将自己的货作为礼物送过他几次。父亲嘴上没说，心里自然是有求他宽限的意思。对于父亲送的礼，他也不推辞，大有受之无愧的样子。说到钱，他则说：“不忙，不忙。”

后来，除了本钱和生活费之外，父亲终于有了十块钱的积蓄，就是说除了给曾祖父他们买米的钱和自己买够一担货物的钱之外，父亲还有十块钱。父亲是多么高兴啊，他可以还清欠债了，可以把肩上的担子完全变为自己的了。还了账后，父亲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着钱。这回他想的全是那块大石头田了。父亲吃够了到处漂泊的苦，吃够了求人告贷的亏，一心想做个安安稳稳的庄稼人。谁料，老天不容虼蚤长大。“命中只有六合半，走遍天下不满升。”正当父亲有了些希望的时候，一连串的灾难降到了他的身上。先是曾祖父死了。父亲虽然赊了一口白棺入殓，但是无钱买纸火、做道场和请客，棺材无法埋下去，只好停在家里。给瞎姑奶们赊下米，父亲又急急忙忙地上路卖货去了。为了归还赊棺材的钱和埋下曾祖父，他必须比先前加倍努力，必须多挑多跑，必须多赶街，必须省吃俭用。然而，还没等他攒够埋曾祖父的钱，两个瞎姑奶又接连着死了。这回是因为传染病，村里其他人家也死了几个人。本来我们村是四山农户进城赶集的必经之路，但是这次传染病弄得人心惶惶。先是过往行人不敢在村里停留，到了村口便一溜烟地跑了。后来干脆连这条路也没有人来走了，有事非进城不可的人都是从对门山坡上绕过去的。其他地方的人见了这个村子的人就像见到魔鬼，跑得远远的，连亲戚也不愿意来往了。这样一来，父亲的四口之家变成三个死人、一个活人，父亲因一时实在无钱将他们埋下去，只好伴着三个死人过生活。

此时的父亲在困苦中拼命挣扎。夜晚，他在中间曾祖父的棺材上点上一盏小菜油灯，在三口棺材前默默地跪一阵子，然后又默默地去整理自己的行装。家里只有他这个活物了，他没有地方说话，也不想说话。他很想放下肩上的担子，但是放下担子后他又能做什么呢？种田吧，自己没有田；当长工吧，甭说自己不情愿，就是情愿，也还一下子没有人雇他。要把这三口棺材埋下去，还得照老样子拼命干下去，这毕竟是他走熟了的一条路。什么鬼怪、棒棒客，他都已置之度外了，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破得几乎要穿不稳了，裤子也已经由长裤变成了短裤。他没白天没黑夜地跑，以能赶上街子为准。若是在赶上某个街子前能有点空隙的话，那就是他的休息日。

赚钱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做小本生意，就靠一双脚两只肩膀，有时还要受大商人的盘剥，还要纳税，还要随时提防强盗抢劫。家里的棺材不能久放，两个害传染病死的姑奶奶棺材下面的木屑已换过多次，每次换上的干木屑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流出来的黄水浸湿，屋子里充满了恶臭。怎么办呢？父亲决定将自己的本钱全部用上，又跟保长借了一笔钱，准备把棺材埋下去。在那个年代，村子里凡是死了人，定要请先生来做道场，要扎纸人纸马，要烧大量黄钱，还要杀猪宰羊大请客，人们称之为“白事”。所有来的客人都是孝子披了麻戴了孝请来的。凡是孝子去请的人家，无论如何都得去一个人做客。来客不带礼品，到了死了人的人家就尽其所能帮忙料理后事。即使平日里有宿怨的人，这时也是不会推辞的。村里人常说：“家家门前有块滑石板，人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候。”也就是说做事的人是不缺的，只是这一应开支就必须是你自己出了。大凡白事，不像红事那样有礼可收。红事是预先早有准备的，白事都是突发性事件，不收礼。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家就是在这白事上弄得倾家荡产的，有的因此做了人家的终生奴仆。如果自家的丧事不按习惯做，不但自己良心受到谴责，遭他人唾骂，而且还没有人相帮。那时我们家乡没有丧葬从业者，有钱也请不到人来给你做这些事，人们认为参加不做道场、不发送纸火的丧事要倒霉。旧式的丧事，有很多烦琐的仪式。先生要在一个木牌上写个“王”字，然后戳破长子或是孙子的中指，用中指上的血在“王”字上加一点，叫作“点主”。棺材要从跪着的妻室儿女头上抬过去，往往是从长子头上开始过的，其他人在后面跪成一长串。棺材从这一长串人头上抬过去的时候，这一长串人要大哭。在场的其他人触景生情，往往也禁不住要随他们号啕大哭。这次，人们看见跪在地上的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是个头上、腕上和臂膀上都拴着麻匹的孤独的人，而从他头上抬过去的是三口棺材，其中两口棺材还一滴一滴地向下流着黄水，黄水滴在他的头上，所有人都放声大哭起来。然而，父亲没哭。他紧紧地咬住嘴唇，眼睛定定地盯着地，他的眼泪早哭干了。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他就学会了忍耐，痛苦的时候就用牙紧紧地咬住下唇。父亲用咬牙代替哭泣。好多年之后，父亲对我说，那叫作哭都哭不出眼泪。过去的那些丧葬习俗现在大多已经废除了，但相互帮忙的这些好的习俗倒还保留着。

丧事办完了，家里没有别人了。活人没有了，死人也没有了，其他一切东西也都变卖了，做生意的本钱也跟着三口棺材去了。父亲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光棍”。父亲只好去帮人，帮别人做脚夫，帮做生意的人挑担子去赶集。这回是真正帮别人做生意了。这时父亲得到的已不是找头，也不是分红，而是挑工钱。但他还是把这工钱一点点地积攒下来，为的是还清埋死人欠下的账。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因为无牵无挂，倒变成了个有家的无家人。经过一番努力，父亲肩上的担子又变成自己的了，埋人欠下的账已经还得差不多了。但是灾难就像个赶不走的魔鬼，永远缠着我的父亲，似乎想让他永无出头之日。一天，父亲正在鼠街卖红糖，突然有一个人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父亲回过头来一看，是曾借给他钱的老板，后面还跟着他的伙计。父亲放下手中的小秤，站起来，笑着叫了声“老板”。自从借了他的钱之后，父亲总是把他当恩人，随时都想着要感谢他，对他总怀有几分敬意。那老板笑眯眯地看着父亲，说：“生意怎么样？”“还好。”父亲指了指自己的篮筐接着说，“你看，快卖完了。”老板点点头，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在下巴上搓了两下，又滑到那缕小黑胡子上慢慢地捋着。父亲困惑地望着他。只见他身子掂了两下，像做出了某种决定似的，一下子把手放下来背在身后说：“伙计，你借我的那钱——”他在钱字后面拖了个长长的尾音。“啊？”父亲惊得张大了嘴。老板把头偏向一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阵惊愕之后，父亲结结巴巴地说：“老……老板，那钱，那钱不是还还还还给你了吗？”“是还过，可没有还清呀！”老板提高了声音，像是有点生气，脸上的笑意全没了，露出严肃而多少带些狡猾的神情。他从衣袋里掏出父亲和他老表押过手印的那张借据，在父亲面前晃了晃。父亲说：“老板，前年腊月初十我不是在这里还了你十块钱了吗？”“伙计，说话要有良心噢！你还我的钱是十块吗？明明还我五块钱你怎么说是十块呢？而且，还有利息的嘛。你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五分利息。你算没算过，你现在应该还我多少？”“啊？”老板开始是微笑的，后来脸上现出狡黠，这时这张脸已是狰狞的了。他完全变成了父亲不认识的人。“何老天！”父亲无可奈何地叫了一声，接着气愤地说，“你的良心难道就是这样讲的吗？我还你十块，你怎么说是五块呢？你这不是存心害我吗？并且，并且……并且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并没有说要利钱啊！难怪我一说到还钱你总是说不忙，原来你是存心暗算我。”父亲气得浑身发抖，几乎要站不住了。老板用冷冷的腔调说：“你还我十块钱，有凭据吗？”“你，你——”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周围围了很多人。老板得意地扬起手中的借据，大声地念了一遍，又指着父亲押过手印的地方说：“这是你押的印，对吗？”父亲说：“是我押的，可当时你并没有念给我听呀！”周围的人困惑地看着两人，识字的人已经凑到老板近旁看那张借据了。一些做买卖的人七嘴八舌地指责起父亲，说自古欠债还钱都是以字据为证，空口无凭。有一个秃顶的胖子对父亲说：“你说的就不合情理，借钱能连字据都不看看吗？”他停了一下又说：“你说他没有说利息的事，这利息还要说啊？自古哪有借钱不要利息的。”几乎所有人都说父亲的不是。父亲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他暗想：“只怪我自己不认字，也不知道字据的重要，吃了这笑面虎的亏。”父亲扯起那只装钱的空糖篮，倒过来往地上一扣，钱稀里哗啦全倒在地上。愤怒之下，父亲脱口叫出了老板的名字——在过去，父亲总是很尊敬地叫他老板：“好你个张世昌！你狗日的欺老子不识字！你拿去吧！老子全给你！你以为你识这几个狗脚迹就能欺负人？老子如果三年之后没你那点肚才，老子不是汉子。”说完一把夺过老板手里的借据撕得粉碎，然后挑起空篮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老板的身子又掂了两下，鼻子里哼了哼，向他的伙计丢了个脸色，那伙计就弯腰去捡父亲倒在地上的那堆钱。

父亲把这次吃亏全部归咎于自己不识字，所以他从这天起便发愤学习。但识字毕竟不是挑担子。挑担子挑个百八十斤对父亲这个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就是再沉些的担子，只要一发狠也就挑起来了。可这念书，一来得有书，二来需要有人教授。父亲是光棍一条，像样的住处没有一个，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一件，家里穷得连丢三个石头进去也不会听到什么响声。他在做小生意上倒是摸到点门道了，可又几次没有了本钱。父亲这回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心也有些灰了，只能勉强为人做些零工，暂时混个肚子饱。但这次被人欺负他是永远铭刻在心了，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识字，都要念点书。一有空，他就跑到外村一个私塾门外站着听学生念书。时间久了，先生看他心诚，送了他一本自己抄的《目前杂字》。父亲如获至宝，用破布把书包起来，带在身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学了新的字，他就用棍子在地上写，在沙地上画，用手指头蘸了水在桌子上写，睡觉时还摸索着在光肚皮上画笔画。村里没有识字人，遇到不认识的字，父亲就到其他地方去问。知道有识字的人路过家门口，父亲就堵住人家问上一两个字。有时，父亲备了茶水把人家请到家里问。尽管父亲经常碰上那种高傲的人，他们总是鄙夷地瞧着父亲，有些人甚至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撇着嘴，可是父亲不计较，不气馁，一个不告诉他，他又去问另一个。对他帮助最大的是邻村一个不得志的穷书生，这个书生穷得很有名气。这自然主要是因为父亲特别关照他，再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寂寞，总感到没有人能理解他。确实，他跟村里的种田人是格格不入的。有时人们请他来叫魂、算命什么的，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先生。他倒觉得那些人没有父亲理解他，他把父亲当作知音，有什么心事也跟父亲说。他总是很耐心地向父亲解释父亲提出的各种问题，教父亲识字，有时还到父亲家里跟父亲住一住。不过“三天剪一次手指甲”也是他教给父亲的。

父亲在地上、沙上、肚皮上画得多了，自然也就产生了把字写在纸上的欲望。父亲想试一试，想像真正的读书人一样有一套文具，想把自己认识的字写下来，拿它和书上的字对一对。所以慢慢地，只要弄到点钱他就去买纸、买笔、买砚台，偶尔也买几本旧书。当时，在我们那样的穷乡僻壤连张白纸都买不到。读书人用的都是当地出产的草纸。衙门里用的纸则是专门派人从外地买进的，在当时这种纸很贵，一般人用不起，所以市面上不出售。后来，父亲的文房四宝备齐了。尽管在那低矮漆黑的茅草房里放上文房四宝是那么不协调，父亲还是用一块木板搭起了自己的“写字台”，并且一度那么醉心于写字。父亲这套文房四宝我还用过，大砚台，铜墨盒，还有一个长方形的铜镇纸，等等。可惜，在那生活万分困难的年代，我把它们卖钱读书了。现在想来确实是罪过，可在当时也是无可奈何。解放初期，国家没收地主的房屋土地等分给穷人，父亲别的都没有要，特意要了一张书桌。我在读书困难时期曾打算卖掉这张书桌，但终究没有卖，它后来一直摆在我们老家堂屋里作神桌。2020年春节回老家，我发现这张书桌已被弟弟放到楼上闲置。我很想把它弄到昆明家中，但是很难，得找到合适的货车才能带来，不然是无法把它带上来的。

富人有富人的生活方式，穷人也有穷人的活法。父亲终于成了家，结束了他的光棍生活。母亲来自离我们家十多里地的山区。她的家在那一带还算富有，家里办私塾，先生是她二哥。然而令人想不明白的是，我的母亲并没有听她哥哥讲过一天书，她不识一个字。这个事曾经让我困惑不解多年。我总想，为什么外婆家那样富有，母亲的亲哥哥就是教书先生，而我母亲竟一字不识。《红楼梦》里的那些小姐尽管也被困于深墙厚壁之内，可她们知书识礼，吟诗作赋无所不能。许多描写封建时代大家闺秀的文章也总把这类女子说得不但善于刺绣，而且精通文墨，她们的文笔甚至叫后人叹服。可我的母亲却一字不识，并且嫁给了父亲这个穷愁潦倒的光棍汉。我还曾隐约听说，在旧时代，那些现在常常是我家厨下客的舅爹们还有些瞧不起我父亲。

然而，我的母亲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淳朴，什么是勤劳，什么是母爱，什么是中国式的母亲。她用她的行动教育了我，使我从小懂得做父母的艰难及可敬。她一生做的最平凡然而也是最伟大的事就是带孩子，早先是带我们兄弟姐妹，后来是带我们的孩子。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她曾为我们尝尽了人间辛酸，将全部心血倾注在了我们身上。后来，她老了，做不动了，并且身染重病，而我却不能安慰她，不能照顾她，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想放弃工作和城市生活，尽我做儿子的孝心，把她曾经给我的爱抚还给她。老实说，想到母亲为我所花费的心血，想到我不能孝敬她老人家，又时时听到子女忤逆父母的故事，我反倒觉得“父慈子孝”不但不应当被当作封建礼教进行批判，而且应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以颂扬。我时时担心的是人们把我的困窘跟忤逆错误地联系起来，把我由于穷困而不能尽孝道认为是不孝，或者认为我因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讲孝道。我的内心常常充满矛盾，我力不从心。我恨不能尽我的孝道，可我又无可奈何。我最怕的是母亲也误解，好在她能理解我。她仍然是爱我的。当然，现在的爱不是像过去一样的爱抚，而是对我充满希望。她自己已无所求，只望我能太平无事，望我有所作为，望我能过好日子，让她得点安慰。后来我做了父亲，又当了爷爷，活过了半辈子。可是，当我遇到困难、受到委屈、碰到伤心事的时候，脑海中还常常出现过去相同情况下得到父亲和母亲爱抚的情景。有时我竟想跑到他们身边去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希望再得到儿时那样的抚慰。

我没有见过，也没有人向我提起过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两个舅舅，我幼年时还不时到他们家里去玩。那时我跟一个和我同岁却比我小一辈的人去舅舅家玩，由于辈分的原因，我当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

解放后，我家分得了曾祖父典出去的田，并且父亲又做起了小生意。家里的田有时是雇零工种。父亲不跑小生意的时候也做农活。家里还买了牛。虽然我家那时仍然住在那幢古老的漆黑的茅草屋里，可是生活已经极大地好转了。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我上小学。我的童年一度是幸福的。

但是父亲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很深，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他的重男轻女思想越来越盛，在他进入老年后更发展为一种变态的心理，他不但对母亲专横，而且对我的姐姐和妹妹时时表现出无来由的深深的厌恶。他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思想毫不掩饰。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都成了家，他还是没有改过来，以至于发展到在一段时间内跟我的妹妹势不两立。姐姐和妹妹自幼就受到他的歧视。他要求她们对他唯命是从，要她们做各种各样的事，但对她们的事却不大关心。我在家里常常受到优待。在父亲的眼里，我不但有别于姐妹，甚至跟弟弟都不是同等的。由于我个人的经历给他脸上添了光彩，他常另眼看待我。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也常常偏心于我。有时，我在家里做了什么错事，父亲误认为是姐姐或弟妹做的就大骂不止，他们不敢分辩。而当我站出来说是我干的之后，他便马上偃旗息鼓，事情似乎一下子变得平淡了。我知道了他的这个毛病，有时也主动为姐姐和弟妹承担过错。父亲和母亲对我的这些特殊照顾并没有使我感激他们，倒使我增长了怪脾气。我懂事之后，时常因这些特殊照顾感到难堪，有时还为姐姐和弟妹打抱不平，我心里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懑。每当我受到特殊照顾（比如说吃鸡吃肉我总得到最好的部位）时，我会用一种不安的眼神扫一眼姐姐和弟妹，好在他们都习惯了，好像父亲这样对我是公平的和应该的一样。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我将此引以为戒。我总是力求对孩子们公平，稍有厚薄就在心里责备自己。

有一次姐姐病了，由于家道艰难，她没有被及时送去医院治疗，只是自己寻了些草药吃。后来姐姐病情加重，眼看不到医院去看医生是不行了，父母才把她背到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说非住院治疗不可，并要求预付医药费。父亲竟说没钱，不治了，要将姐姐背回家来。无钱当然是事实，但是因为无钱就不治就是很不应该的了。姐姐哭哭啼啼，恳求给她治疗。母亲也哭着向父亲请求，父亲才同意让姐姐住院。(www.xing528.com)

父亲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必须绝对地服从男人，对男人唯命是从，这样的观念在父亲的脑子里是深深扎了根的。父亲也和母亲商量各项家事，但仅仅把母亲的意见当作参考意见，很多时候他都一意孤行，不听劝告。只有一次例外。父亲认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母亲的意见只起过一次重要作用。只有这一次，父亲很顺从地听了母亲的意见。母亲的意见挽救了这个家庭。很多年后，父亲还对母亲心怀感激，提起这件事时都会流露出对母亲的赞扬，而公开承认母亲有用、赞扬母亲，对父亲而言是很少有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件事之后，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形象肯定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

那件事发生在有一年的冬天，父亲那时担任着村里的护山员。当时护山员的任务并不像现在的护林员，不需要严密地监视人们，唯恐有人偷伐树木。当时的护山员主要负责巡视各处的树木生长情况，发现和观察火情，防范外面的人来破坏森林。如果自己村里的人需要几根木头，用来建房换柱，或者是砍些柴火是绝对允许的。去砍树的时候也不需要办什么正式手续，只要跟护山员说一声即可。告诉护山员绝没有请求他批准的意思，不过是通知他在什么地方有几棵什么样的树已被谁砍了罢了，护山员也不会不同意。当时村里人还不多，生活也还过得去，农民刚从旧社会一无所有，受雇于别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心情愉快，生产积极性很高，所以生活质量一年年提高。有个别人家偶尔伐些柴火卖点零花钱于山林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人们并不阻止他们，所以做护山员实际上是很划算的。护山员不但工作轻松，还受人敬重。人们将自己的需要向他说，听取他的意见，由他提出的伐木计划往往能被采纳。护山员出门时总是带把斧头，用它做些修枝打杈、补桥修路的事，下晚从山上归来，也总是劈点料头柴尾或是椽子什么的抬着回来，有时还能顺便带点明子回家，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捡点鸡或是采点香草回来。

这天天气很好，父亲一大早就带着斧头上了山。在双箐三梁上巡视了一遍之后，父亲就在黄草岭中山梁子一棵大松树下坐下来休息。父亲将斧头放在脚前的地上，将斧把斜靠着右肩，伸手把胯下的松毛往两边拨了拨，让那里空出一片白地，然后掏出旱烟袋，想装一锅烟解解乏。因为走了一阵山路，他觉得有些疲乏。他卷好了烟，把烟嘴放进嘴里，用牙咬住，从衣服兜里摸出火柴划了一根。火光闪了一下，火柴上冒出一小股黑烟，但没有燃起来。他觉得靠在肩上的斧子有些碍事，顺手把它移到了侧边平放下来，然后划着火柴点了烟吸了起来。“叭叭叭”的吐烟声和着轻柔的松涛声，像一首悦耳的曲子，令父亲感到一阵轻松。他用牙咬住烟嘴，腾出双手轻轻地抱住蜷缩起来贴在胸口的双膝，微微地仰起头，望着眼前一直延伸到天尽头的参差的松树。近处一棵高大的松树在轻轻地摇摆着，远处是一大片起伏的绿浪，父亲背后升起来的太阳照在他正前方的山岗上，绿油油的起伏着的枝浪反射着太阳光。父亲感到惬意极了，他眯着眼睛，细细地品味旱烟辛辣却有点回甜的滋味，欣赏着眼前的景致。谁说农民不懂美，不会体味美的滋味，不过是他们说不出来罢了。父亲注意到正前方有几棵很标直的松树在轻轻地摆动。这几棵松树都很不错，树干匀称而光滑，从树根到分杈处两三丈的笔直的干上没一个节和疤。从薄薄的绽开的树皮和嫩绿的松叶来判断，这些树都很健康，纹理也很好。父亲想到家里眼下也该添些柴火了，这些树砍起来应该很省力，烧起来火肯定也很旺，就决定等抽完烟之后先把它们砍倒，待晒干以后来砍柴。父亲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他刚才走来的那条路上传来一声咳嗽声，接着看见灌木丛中升起了一顶红色的线帽。线帽下是一张笑眯眯的脸，虽然由于终日劳苦，脸皮乌黑多皱，笑得不是那么好看，但它还是呈现给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感觉。那不是奉迎的伪善的笑，也不是奸诈的狞笑，倒是多少含点无可奈何的苦笑成分。他略弯的上身一倾一倾地带动着双脚，好像是身子不往前倾，脚步就无法移动一样，给人一种走起路来很吃力的感觉。这个人一只手提着一把斧头，腰上扎着牛皮挑，皮挑的尖扣在正前方直立着，另一只手捏着一件粗布衣裳的衣领，衣裳的下摆不时碰到路边的小树和黄色的松毛。他笑眯眯的眼睛和父亲转过去的眼睛相遇时，他说道：“哦！是阿荣哥嘎，我在那边就闻到烟味了。你早啊。”父亲冲他点点头，笑着说：“哦，是平安啊，你要砍树嘎？”“我想砍几节盖灶房用的木头。昨天已经砍了几棵了，今天再来砍几棵。”“那下边路上横着的几棵就是你砍倒的嘎？”“是呢。”“你要赶快把它砍断，拦着人家走路不好。”说完父亲就指指自己身边的松毛地说：“来，歇一下气，吃一锅烟。”平安在离父亲二尺远的松毛地上坐下来，将衣服和斧子并起来放在了自己身边，从腰上解下皮挑，绾作一团放在衣服上面。父亲把牛皮烟盒递过去，平安一边卷烟卷，一边望着前面刚才父亲注意过的几棵树，说：“阿哥要砍柴，这几棵树倒是很好，我看都是直丝，肯定好破。”父亲说：“我刚才就想过了，但是我不会砍左手斧，这几棵树都在坎子边上，光砍一边不好。”平安说：“我帮你砍。”说着就要站起来去砍。父亲伸手按住他的膝盖说：“哎，忙什么，你咋说风就是雨，现在还早嘛，吃完烟，歇一下再砍。”于是，两个人暂时谁也不说话，只是两个人的嘴“叭叭”地响着。两个人都静听着“哗——哗——”的松涛声，眯起眼看着面前的林海。平安是父亲的堂弟，他们家和我们家是紧邻，只一墙之隔。平安也早年死了爹，娘虽然在，但是很软弱，兄弟姐妹又多，生活很苦，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可以说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平安才二十出头，腰就有些弯了，脸上老气横秋的，走起路来一倾一倾的像个老头，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那张显出老相的脸上倒是时常挂着笑容。然而他的笑并不是因为他愉快，而是为了表示谦卑，表示对别人的崇敬。一笑起来，他那张本就显得小的嘴嘬得更小。他自小跟母亲、哥哥和姐姐们在田里劳作，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不知是怎样得来的这个印象，他总以为出了村翻过前面那座大山，那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一马平川的，那里一眼望不到边，绝不像自家住的地方这样高高低低的。他想象那里的人生活得就跟故事里讲到的那些仙人一样幸福，不会像他自己这样清苦。他向来非常钦佩父亲。他认为父亲既见过世面，又认识字，能讲故事，而且遇事办法也多。早先，父亲一有空，他就叫父亲讲山外的故事，常有事无事地跑过来我们家坐坐。父亲一再跟他说那山的背后仍然是山，过了一山又是一山，有的山比我们这里的更高、更险也更峻，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生活，有富有穷，有欢乐也有痛苦，人们之间也常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有时他们用武力解决冲突，动不动就伴以拳脚，不像我们这里有事找村里的老人调解，大家都和和气气，从不红眉毛绿眼睛的，但是平安总转不过弯来。父亲由于早年总是跑小生意，所以对于农活不是很熟悉，比起平安他们这些自幼跟泥土打交道的人来自然是差了许多。但是平安，还有村里的其他人丝毫不觉得父亲笨，倒觉得父亲应当是属于不脱鞋的先生们那一类的人，他似乎天生不该在农田里劳作。他们都乐意帮助父亲，父亲有了田之后，逢到栽秧和收获季节，他们都主动来帮助父亲，从不计较报酬。抽完了烟，平安在自己面前抓掉一片松毛，在土地上磕了磕烟锅。土地松软，烟蒂没能磕出来，平安就扳倒身边一棵小树，从上面折下一小段干枝掏干净烟草，把烟锅往我父亲身边一放，二话没说，抄起斧头冲父亲笑笑说：“我去砍了，阿哥！”父亲知道他坐不住，就点点头。

他一口气砍倒了较小的三棵，又把第四棵左边砍完，抬手在额上擦了擦汗。当他准备再砍的时候，父亲说：“平安，你去砍你的吧。你砍好左边得了，右边我会砍。”这棵树比较大，平安看一时也难砍倒，说：“好，阿哥，你来砍。”说完走上两步，伸手拽起他的皮挑和上衣说，“我去了，阿哥。”父亲说：“你还在那里砍嘎？”“嗯。”平安用鼻子回答了一声，又笑了一下。父亲说：“砍完这棵，我再砍砍上面平处那两棵。砍完之后，我叫你，我们一起回去。”“是啰。”平安回答着，已顺着山坡梭下去一大截。

一二十分钟后，这棵高大的松树眼看只差几斧就要倒了，已经可以看见枝头在微微地摆动。父亲倒退了两步，抬起头打量了一下这棵树，估计它可能倒下去的方向，然后朝后面看了一下。他拉开了拦在旁边的树枝，准备好了退路，然后扶着斧柄大声地向下面叫了几声。父亲从传来的砍树声判断，平安恰好在这棵树将要倒下去的方向，但是隔得很远，无论如何这棵树都不会倒到他那里去的。但是为了防备万一，父亲叫平安赶快躲开。当听到平安明确的回答以后，父亲又停了一下，留了点时间，好让平安走到安全的地方，最后才又开始砍这棵大树。只三五下，树梢已大幅度摆动，断口上断断续续地发出断裂声。这意味着再有三两下，这棵参天大树就会倒下去。父亲又停下来，提高了嗓门大叫了两声，同时在顺手一方的断口上使劲地砍了两斧，迅速地向后退了五六步。一声巨响，大树倒了下去，离开树根二十多米远，重重地砸在地上，扬起一片尘灰。父亲一手拎着斧子，一手在额上擦了两下，又去砍平地上的树。这两棵树较小，一会儿便砍倒了。到这时，父亲和平安共放倒了大小六棵树。父亲也有些累了。

这时，太阳已经从父亲背后的树林里跳出来，跑到他头顶上，是回去吃午饭的时候了。父亲从刚才吃烟的地方拿起烟锅和烟盒放进布袋，对着下面大声地叫平安。一声，两声，没有回音。他提高嗓门，大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回音。父亲想：“莫非他先走了？”又一想，“不对！即使他在刚才答应完我之后就走，这一阵也还不会翻过对面的山梁子。我叫得这么大声，他应当可以听见，何况刚才说好要等着我叫他才回去的嘛。”于是，父亲又提高嗓门，把双手围成喇叭状大声地叫：“喂！平安，回家啰——”还是没有回音。父亲定了定神，一种不祥的预感从他心里跳出来。他突然一阵紧张，想：“糟糕，莫非他……”他不敢往下想，丢了斧头和衣服，连跑带梭就向树倒下去的方向赶去。很快，他赶到了那棵树旁，没有见到人。他又叫了两声，还是没有回音。一时间，父亲汗毛倒竖，冒出冷汗，想：“不好。平安肯定是被树砸了。”他赶紧又往下梭，在离树梢十几米的地方看见平安的红线帽，再往下是皮挑和斧头。这就证实了父亲刚才的猜测。后面的路父亲自己也不晓得是怎样下去的了。父亲看见平安的头被夹在一丛红格树的枝丫间，嘴里断断续续地哼着。父亲赶快在他旁边单膝跪着，拔开红格树枝丫，将那颗还在渗血的头抱在胸前，连声呼唤他的名字，用颤抖的声音说：“平安啊，你害人啊。我叫了几遍要你让开，你是怎么搞的！”父亲差点哭出声来。听到父亲的叫唤，平安慢慢睁开满是血污的眼睛，嘟哝着说：“让……让是……让开了——是，是一根树枝……飞来……飞来打——”他还没说完，又昏了过去。父亲放下他的头，奔上去拿了衣服下来紧紧地裹住他的头，然后把他背起来往家里走。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固定平安，平安又完全失去知觉，父亲完全是驮着他在走。路上还横着父亲放倒的树，走了一小段路后，父亲就无法继续前进了。怎么办呢？正在为难的时候，父亲发现路旁有个窝坑，里面长满了青草，于是他就把平安放进那个窝坑里。父亲想把他暂时放在那里，回去找人来帮着抬。一开始，父亲很着急，他跑得很快，巴不得几步奔回家。可是当快要到家时他又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如果他还活着，还能向别人说出实情，还好办。万一他死了呢？我怎么证明不是我伤害了他？这个干系怕难逃脱。”他犹犹豫豫地走到家里对母亲说：“我砍树伤了平安。他现在在山上，伤得很重，恐怕算不得人了。我一个人背不回来，他现在死活还不晓得呢，我们怎么办？要不，收拾点东西跑了吧！如果他死了是说不清楚的。”母亲说：“跑，往哪里跑？不要急，既然还会说话，说不定还救得活。赶快去把他弄回来，大不了赔上我们的全部家当，把他医好。就是死了，也不外是帮他料理后事，负担他母亲和弟妹的生活。再说他人还没有死你就把他这样丢在山上，说不定原可不死倒死了呢。”父亲觉得母亲说得很有道理，便跑去找村长，又喊了一个壮小伙一起跑上山去。一路上，父亲很紧张，一方面担心平安因伤重已死了，另一方面又想到那个窝坑前面的路很窄，路的下面就是高坎子，平安苏醒过来，一挣扎就会翻下去，如果平安从那里翻下去，必死无疑。父亲心上这样想着，脚上便加快了速度，带着村长等二人跌跌撞撞地往山上跑去。他们刚翻过中山梁子，远远就听见“嗯——嗯——”的叫唤声。父亲心想，谢天谢地，他还活着。

于是，父亲他们三人轮换着把平安背回家。先是把平安放在我们家请医调治。一段时间之后，平安已明显好转，已经能起来活动了。他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虽然是父亲砍树伤了他，但这完全是误伤。他说，在树倒下去之前，父亲已一再叫他让开，他自己也认为他是让到了安全的地方的，被飞来的树枝打伤，完全属于意外；他受伤后，父亲又把他背回家里，一连几个月请医调治，管吃管住，日日夜夜熬药，他养伤期间费了我父母亲很多心思，花了我家许多钱。他越想越过意不去，执意要回自己家去，决不在我家住下去了。父亲看见他心里难过，坚持要回自己家去，又见他确实已经好转，也就同意了。父亲想，两家仅一墙之隔，平安即便回了家，自己也还是可以照顾他的，就是有个什么事也好找，于是就把他送回了家，并告诉他要注意休养。父亲跟平安说他会叫医生来换药，吃的东西也会给他送过去，并把同样意思的话跟平安妈说了一遍，然后回了家。从此，每隔三五天，父亲就陪村里的一位草医去给平安换药，还不时弄点补品给他吃。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先用大土碗给平安满满的盛一碗端去，在那一满碗大米饭的上面总少不了搁点火腿、鱼、虾、鸡蛋之类的菜。

又过了个把月，在精心调养下，平安渐渐好了起来，能到附近的田里转转，脸色也有些红润润的了。父母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去了。尽管弄得家里很窘迫，但毕竟已经渡过了这个关口。后来谈起这件事时，父亲总要夸母亲几句，说当初还是她有见识，幸好听了她的话，虽然家里为给平安治病卖了一头牛，但这个家总算是保全下来了。当然这些话都是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说的，一直到现在，除了父母亲和我，恐怕没有别人知道他们当初打过弃家逃走的主意。我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父母亲大概也只告诉过我一个人。

平安的伤有了明显好转之后，父亲就没有天天守着他了。父亲也没有再去看山了，在全力照顾平安的这段时间里，已由别人代替他去看山了。他也无心再成天到山里转了，况且田里的农活也要人去做。一天，父亲正在田里做田埂，平安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跑来，老远就向父亲大喊：“你哥！你哥！不得了啰，你快回去瞧瞧，你兄弟在家里疼得怪叫，说他的头胀得像有畚箩大，就要炸开了。”一听这话，父亲从田里拔出泥腿就往家里跑，手里的锄头被摔在田里泡着。一双大泥脚在田埂上留下大个大个的脚印。他没有回答一声，也没有看平安妈一眼，径直朝平安家跑去。一开门，只见平安双手抱着头，在床上不停地抖，嘴里“哎哟哎哟”叫个不停。父亲站在床边问道：“平安，咋个了？”“我的头……我的头像胀得有畚箩大，快要裂开了。”“现在狗生叔不在家，早上我看见他赶街子去了，怎么办呢？”说着，父亲将双手放在一起搓了搓，然后在床边坐下来说：“不要动，来，我给你看看。”平安强挣着从床上坐起来，父亲扶他靠在床头，搂过他的脑袋，一层层解下缠在他头上的布带，又抓掉敷在上面的草药。平安的母亲也回来了，站在床边看父亲解布带。父亲对她说：“阿婶，帮我打点清水来，稍微放点盐在里面，再拿一小块干净的布来。”平安的母亲出去后，父亲又细心地一点一点地抠掉沾在伤口上的草药渣子。平安闭着眼睛，咬着牙，攥着拳头，被剪短了的头发里汗珠一个一个地冒出来。父亲用浸了盐水的布片在伤口周围慢慢地擦，擦尽了沾在上面的药渣子，看见紫红色的伤口周围是鼓胀胀的灰白的一圈。父亲用食指在上面按了按，心中有数了，说：“不要紧，这是伤口化脓了。”他抬起头来对站在旁边看的平安的母亲说：“阿婶，你给我拿颗大抵针来，再把煤油灯给我。”父亲把平安的头放到床沿上，并告诉他挺住，说一会儿就会好的。父亲把平安母亲拿来的针在煤油灯上烧了烧，又在盐水里浸了一下，用布片拭净，然后将平安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在伤口旁边发白的地方轻轻地戳了一下。灰白色的脓液即时流了出来，伤口瘪了下去，由灰白变为紫红。“还疼吗？”父亲问平安。“好了，好了，头轻了。”平安由于刚才过于疼痛，这时虽然脸上露出了笑容，可说话的声音还是有些打战。他母亲将他头上的汗珠揩净，然后和父亲一起把他扶正靠在床头上。“给我喝点水，妈。”一阵疼痛过后，平安感到口渴，就对他母亲说。他妈出去拿水了。他伸过手来拉住父亲说：“阿荣哥，对不起你，让你一直这样服侍我。”说着眼眶有些红了。父亲赶忙说：“快不要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不要七想八想的，你现在养伤要紧。”平安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父亲说：“我看就不用包了，等晚上我去找狗生叔来瞧瞧，涂点药，让伤口透透气。你自己多注意些，不要碰着它。”平安又点了一下头。父亲站起来说：“你歇着，我再去田里做一气活，晚上我去找狗生叔。饭你嫂会送来给你的。”“阿哥，我正想给你说。你瞧，我已经快好了，你们不要再送饭来了。你们服侍了我几个月，顿顿好菜好饭，我实在过意不去，你们也困难。”本来已经站起来的父亲听到这里又在床边坐下，摸着平安的头说：“平安，我叫你不要七想八想的，你的伤好了我们就放心了。我们难一点怕什么，好脚好手的，日子是人挣来的嘛。”父亲说完站起来，在平安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又说：“听见？”平安又点了一下头。父亲这才走出房间，往田里走去。此事过后没多久，平安的伤就全好了。

后来，父亲多次单独跟我谈起过这件事。他说多亏了我妈有主见和全力配合他，终于治好了平安的伤，并保住了这个家。如果当时依他的想法丢下平安跑了的话，还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父亲那点可怜的学问得到充分发挥是在解放时和解放初那几年。那时斗地主分田地，上面派来了工作队，人们像欢迎自己的亲人那样欢迎他们。人们都以有工作队的同志住在自己家里为光荣。大家都用钦佩的目光看工作队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们“工作同志”。这个称呼后来变为对一切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工人和其他一切吃商品粮的人的称呼。一直到现在，在我们家乡，人们对那些吃商品粮的人都还用这个称呼。在老乡们眼里，商店店员、饭店炊事员和服务员、理发师、教师、县委机关里的领导干部都一样，他们都是“工作同志”。当时，工作同志很少，我们村子小，又有父亲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就没有住工作同志，只是有些时候会有个把工作同志来讲讲政策，指点指点和检查检查，一切具体事情都由父亲他们做。在我们家乡，人们把识字、有知识叫作“有文化”，父亲因为有文化，就兼做了书记的工作。从清理、登记、分财产到清匪反霸、建初级合作社，又到建高级合作社，父亲一直是村里的书记官。很多年后，父亲还很得意地对我说，当时他因为写字，手都起了老茧。我小的时候还感到奇怪，我上学天天写字也不会起老茧，父亲到底是写了几多字啊。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用的是毛笔，写得多了，自然要起茧的，并且我怀疑父亲的握笔姿势和书写方法不正确。当时，只有那些工作同志才有水笔和手电筒。父亲不但做书记，做领导，还做会计呢，他的珠算技术就是在那些年中练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佩服父亲的毅力，他白天到处奔走，常常是鸡叫五更就起来出去，晚上点着明子火回来后又坐在床头算账，练习珠算，有时直到听见鸡叫。我想，那才叫作有积极性，也说明了翻身对农民的鼓舞有多大。

我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因为赶上了火红的年代，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的父亲虽然自幼在穷困中度日，但仍然深深地沾染上了封建时代的旧意识。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在前面曾谈到一点。这里我还要说的是，他对儿子，特别是长子的偏爱对我的前途和后来的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一生下来就得到特殊照顾。我出生后，父亲一个人承担了对外的运筹，承担了田里全部的活计，他要母亲一心一意带好我，其他的事，他宁可请人来做也不让我母亲去做。一切都是为了我，就连请别人带我这样的主张他都不同意，他怕别人带不好我。解放初的几年，父亲还偶尔做做小生意，不时到龙街、鼠街跑跑。工作同志曾建议他办一个执照，做“工商业者”，但是他没有办。他说：“我过去挑担子做小生意是由于生活的逼迫，挑小担子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不挑小担子。我一心想挣点钱赎回自家的田，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是始终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现在有了田，我已经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还去受那份罪做什么。”可是到农闲时他还是会去跑跑，即使是农忙时，碰到有合适的货，他觉得值得去跑的，还是会去跑。家里的农活有时靠换工，有时是花钱雇几个短工做。据说，在我出生的头几年母亲不下田做活，父亲给她的任务就是带好我。她像给富贵人家带公子一样悬着一颗心带我，她带的好像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帮别人带，生怕我出点什么小毛病而使她遭到父亲的责骂。一次，父亲又做小生意去了。我在柴堆旁玩，拿了一根柴签子往嘴里放，母亲看见了就奔过来抢。但是当她来到我面前时，我已经把这根柴签子吞下去了。母亲急得不得了。她茶饭无心，觉也睡不好，成天守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每当我拉屎，母亲总是细心地观察，把大便细细翻了看。到了第三天，母亲倍加紧张，因为下午父亲就要回来了，她不知道该不该让父亲知道这件事。幸好在早上我就把这根柴签子拉出来了。既然无事，母亲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向父亲隐瞒了。

天下的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成才，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可我的成才（我其实不知道成才的标准是什么，我现在是否算作成才，我自己说不上来），却是有些出奇。别人的成才主要是靠本人的艰苦奋斗，其中全是个人的含辛茹苦，而我的成才之路除了自己的艰苦和磨难之外，还凝结着别人的辛酸和痛苦。其中的大部分事情是在我幼年和少年时期发生的。我想，倘若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些的话便不成才也罢，省得我成年后不断受良心的谴责。现在每每回想起这些事，我都感到不安，常常想做些补偿，然而又无能为力。有时我折磨我自己，想在某方面有所成就，哪怕是为了让这些曾为我做出牺牲的人在心灵上有所安慰，能让他们感到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也好。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除了父母亲之外，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姐姐。（我实际上有三个家长，有三个人一辈子操心着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痛苦，除了父母亲，还有我的姐姐一直挂念着我。）

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长我五岁。由于受父亲旧思想的影响，当然也由于家庭的窘迫，她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前面我已说过，连她的性命也是侥幸保存下来的。对于我的父亲，一方面我感激他栽培了我，另一方面我又实实在在地痛恨他不能公平地对待姐姐和妹妹。当然要是他公平对待，对我没有特殊照顾，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牺牲她们来培养我的话，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封建意识的毒性竟是这样强，像父亲这样在极度穷困中生活过的人也会中那么深的毒。姐姐就是到了晚年已儿孙满堂时，回到娘家仍然要看父亲的嘴脸。父亲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培养姐姐，而是把姐姐当作培养我成才的工具。我在前面说过，父亲为我做过周岁，并相信我是个有前途的人，一心一意地栽培我。我很小的时候是由母亲专门带的，待稍长一些，就由姐姐带。当时我们家正屋的客台很高，在一米以上，在客台下面院心一侧还有一间小小的耳房，它遮住正屋的一间。一次，姐姐带着我在大客台上玩，她在楼楞上拴了皮挑，坐在皮挑上边打秋千边照看我（姐姐当时毕竟也还是个孩子）。姐姐一时不注意，我就从客台上摔了下去，右眼眼角上方碰到一块尖石头，一时血流满地。姐姐用破布把我的伤口包起来，我一个劲地哭，姐姐把我搂在怀里急得直发抖。父亲回来了，用细棍子狠狠地抽姐姐，棍子那抽断了。后来他自己也累了，又去拿来一炷香，烧着了插在地上，命姐姐跪在旁边，说不到这香烧完不许姐姐起来。这种叫作“跪香”的惩罚是家乡最严厉的惩罚孩子的方式。有些狠心的父母还会在孩子膝下放些碎石碎瓦，孩子跪在上面，鲜血淋漓。不过，这样的方式亲生父母一般是不用的。让姐姐跪香，这已经是到顶的惩罚了。跪香的人除了受皮肉苦外，精神上也同时受到摧残。有时父母亲会在旁边边做事边监督你，甚至叫其他兄弟姐妹在你面前吃东西，或者数落你的不是，使你备感痛楚。所以，孩子们一听说要被罚跪香便心惊胆战。当然，大多数时候是跪一阵子后，父母怒气一平，看着孩子可怜，只要孩子一求饶也就免了。这次，姐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所以默默地跪着，不求饶，也不哭，她知道父亲所宠爱的儿子摔成那样，父亲一时是不会饶恕她的。同时，她也因为摔痛了弟弟感到内疚。后来母亲回来了，把姐姐拉了起来，这时香已烧去大半。看着姐姐僵硬的腿连直也直不起来，母亲抱着她哭了。姐姐晚年常膝盖疼，她便说是那次跪香留下的后遗症，越老她越坚信这个说法。我知道不是这个原因，但我不知如何给姐姐解释。父亲让姐姐跪香也只有这一次。

直到我都已经五十岁了，又做了大学的教授和系主任，我姐姐还一直关心着我。后来我退休了，再后来我七十岁了，已经到了垂暮之年，姐姐还时时关心和挂念着我的身体、我的起居饮食，经常拖着她老迈的身体去寺庙里为我祈祷，为我上香，时时打电话来问我的健康状况。后面我还会讲到在我成才的道路上姐姐的付出。

还没满六岁，我就被送到乡里一所小学念书。学校离我的家大约有五里地。那是一座古寺，叫圆通寺。它在一个比附近所有村子都高出很多的山包上。山包的左右各有一条很深的箐沟。古寺的正门外有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草坪，草坪的东西两端各有一棵古老的缅树。缅树根部要七八个人手拉手才围得过来。缅树粗大的枝丫上吊下些粗细不等的须根，有的伸到土里，长成一棵棵既独立又串联着的小树。树干上是七大八小的树突，鼓鼓包包的，在主树干的一些特别凹的地方形成一个个树洞，大的可容三五人。我们常常围着这两棵树玩游戏，这里是捉迷藏的好地方。但是树脚下靠近深箐的一侧长满了几尺高的荨麻，一不小心碰到它们，又疼又痒，叫人好一阵难受。学校上体育课用的两根光滑的细绵竹爬杆就固定在这两棵树向里一侧的树枝上。正对寺庙大门的一方视野很开阔，站在草坪尽头往前看，川河在远远的山脚下流过，公路跟河平行，汽车在路上跑，河两岸的庄稼地和村落一览无余。往草坪旁边下去是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是从离学校最近的新街村去学校的必经之路，它由许多个“之”字组成。小路在一个坡上，如果垂直测量，坡度大概有六七十度，强壮的人爬这个坡到学校都要流一身汗。孩子总是调皮的，有些学生很不愿意在这“之”字路上拐来拐去的，就在这“之”字中间穿个“1”，放学后便一溜烟从这“1”字上连梭带跑冲下去。这时，只见满坡尘雾弥漫。强者跑在前面，弱者随之；若是弱者在前，则定会被随后冲下来刹不住车的小勇士们撞倒，一旦被撞倒，就只好一直滚到坡脚了。幸好，这坡和坡脚尽是松软的泥土，人摔在上面感觉不到一点疼痛。要是你被撞倒的话，根本不用担心，只管放心向下滚去，滚到那堆松软的泥土上就自然停住了，这时你只要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就行了。小勇士们不把这种摔滚当一回事，很多时候是笑着起来的。有的时候一个摔倒了，其他的也有意跟着摔下来，大家在一片笑声中滚作一团，扭作一堆，最后你推我搡地起来，又你追我赶地向坡脚下的大道跑去。我因为上学早，从初小一年级到中学毕业一直是班里年纪和个头最小的一个，加上父母溺爱，我不敢去那个“1”字坡上尝试，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嘻嘻哈哈嬉闹的同学，从精神上分享他们的乐趣。女同学也很少有敢从那上面冲下去的。如果下雨，这段“神仙路”就变得难走了。这时往往需要用手抓住路旁的草，再踩着“之”字路上一丛丛长着的小草的根部，一步步往下走；有些手脚不大灵便的人要像螃蟹一样横着走，永远让一只脚在前，另一只脚重复踏着先前踩过的地方往下挪。正因为这条路难走，每逢下雨，不等下课，教室外面就站着一些手拿雨伞、顶着篾帽、披着蓑衣的学生家长等着，很多学生都是由自己的家长背下这个坡的。而在我们家乡，一般情况下孩子无论多小，都是自己去上学的，没有人接送。

我是最幸运的。我刚入学的那一两年里是在老师的伙食团搭伙的。当时学校有六个教师、一个校工，这个校工兼做烧饭、打钟和看房子等杂事。我虽然只有五六岁，但也交和老师同样的伙食费（当时的教师伙食费是平均负担，吃饭用菜也遵循平均主义）。当时的校长是我们乡前所村的一个旧社会教书的先生，他一辈子在这个乡的小学转换着当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们多数一辈子干他们的老行当，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在这所学校里了。我回到家乡时，常去看望他们中那些健在的人，我也仍然像刚入一年级的小学生那样尊重他们，恭恭敬敬地喊他们老师，耐耐心心地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也详详细细地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向他们袒露心怀，他们也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当时不明白，直到现在也还不是十分明白，当时学校里，特别是那个身材矮小，略有点驼背，有个很大的喉结，说话时声音有点沙哑又时时带着笑容的校长为什么要收我那么多的伙食费。也许是我父亲的主意，因为父亲怕他们不答应我搭伙而使我受苦。后来，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我没有跟老师们搭伙了，而是每餐回家来吃。村里有几个人是我同学，不过他们都比我大，其中两个来自村里唯一一个地主家庭，他们是亲叔侄。那个辈分长的后来学了一手木匠手艺，以前由于出身不好，他一直都是受到压制的，他的手艺也就只能用来在村里修修犁耙、盖盖仓库或帮村里人建新房，他的日子一度过得很窘迫。自从农村实行新政策之后，他的手艺大大地发挥了作用，他常年在外搞副业，日子也好过起来，他家成了村里比较富有的人家。此人个子很大，当时在我们眼中他就已是个大人了。他年纪也大一些，身体好，主意又多，所以很自然地就成了我们村去上学的同学的头儿。那个侄儿虽然年纪小，但由于有叔叔撑腰，在一伙同学中也颇有些威望，而且他的父亲在旧社会读过私塾，属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父母亲以前都是地主。不知是他们的父母教给他们，还是他们自己认识到了我们的不一样，他们仇恨我，时常变些小花样欺辱我。我父亲知道他们欺辱我之后常常厉声斥责他们，管他们叫“小地主儿”，还命令他们关照我。父亲训斥他们时，他们当然只有静听的分，从不敢还嘴，他们有时感到很委屈可能就在心里骂，嘴唇在动，但声音是绝对听不到的。他们当时不敢回嘴，可过后又加倍地捉弄我。我有时也讨好他们，向他们声明父亲斥责他们与我无关。其实我并没有向父亲告过他们的状，常常是村里其他同学在父亲面前告状。我为了免受加倍的捉弄，很不乐意将自己受的委屈向父亲诉说。从学校回家，下完了草坪下面的那个“冤枉坡”（那时我们都这样叫它），是一段公路，有两公里左右。走完这段公路，再走二里多路才能到我们村。当时这两里多路是小毛路，路上路下长满了小灌木和深草，有一两个地方还看得见最令小孩害怕的坟墓。冬天从这段路上走过常常沾一身露水，夏天却常可以看见蛇在路上爬。我非常胆小，他们就抓住我这个弱点，时常在我最害怕的时候吓我一下。有时他们预先背着我商量好到某个地方就一起猛跑，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们，但又不敢不跑，因为离他们太远我会害怕，所以我常常边哭边追赶他们。他们当然怕再受到我父亲的训斥，跑出一段路，达到捉弄我的目的之后就停下来等我。

在上学的路上，我很多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多数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恐惧什么，然而有时却是很明白的。这些我很明白的让我害怕的东西就是鬼、蛇和狗。怕鬼怕了半辈子了，从来没见到过；蛇出来了，只要让得远一些就无事，它们总是急急忙忙地从路上溜过去，一转眼就不见了，似乎它们也怕人，哪怕是小孩。可是这狗，我一直没有找到对付它们的办法。从家到学校要经过三四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几条恶狗。它们常常趴在路边虎视眈眈地看着过路人，有时貌似在睡觉，但一有人走近它们，它们就会冷不防向你蹿来，吓你一跳。有些狗则如那仗势的小人，欺软怕恶：如果人们既稳重又大方地走过，就是碰到它们的鼻子尖，它们也视若无睹；如果恶人举拳动手，它们便夹起尾巴逃得远远的。那时，我还没有掌握这些知识，也缺乏勇气，没有胆量装正经，更不敢对它们动手动脚，见到它们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就畏畏缩缩。殊不知这狗也有狗的哲学，你越畏畏缩缩它们就越欺负你。所以，总是还不等我到它们面前，它们就向我扑来，于是我急得蹲下来大嚎大叫，也许狗也觉得欺负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孩没有意思，便又停止进攻。每天我都提心吊胆地走过那些有狗的村子。跟别人一起走也害怕，因为有时候他们发出一声喊叫就撒了丫子跑了，倒把我留下给狗追。我一个人单独走也总是要犹犹豫豫在那些村子旁耽搁，悬着心通过。一次，我们一伙小孩伏在一个邻居家墙角看他家正在酣睡的看家狗。这狗很恶，平时只要有人接近它的家门，它便蹿出来咬人。这天，一个小伙伴说狗睡觉了，叫大家去看。大家轻轻地走拢过去，正看着，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料到情况不妙，大家拔腿就跑，我自然是跑在最后的，被狗在腿上咬了一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我常常不敢去上学，总想要家里人送我去。后来，父亲干脆不叫我回家吃午饭了，而是让姐姐送我上学，并送午饭给我吃。早上，姐姐把我送到公路上，看着我走后就回家帮母亲做事；中午又将我的饭送到公路上，让我在半路上吃。这样既免了我多跑路，又不致使我害怕。当时家里没有钟表（整个村子没有一家有，学校里也只是个别老师有怀表），送饭是大概估计着时间送的。姐姐用提篮盛了饭菜送到小路和公路的交界处，她总是提前到那里，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板上等我。偶尔也有我来了她还没有到的时候。逢到这时，如果其他同学愿意友好待我，邀我跟他们同走的话，我就跟他们继续往前走；如果走不了多远就碰上姐姐，我们就回老地方用饭，我吃完饭去上学，姐姐收碗回家。倘若放学较早或是姐姐耽误了时间，我就直接走到家里；有时在家旁边碰上姐姐，我们就回家吃饭；也有的时候是我在老地方等姐姐，因为如果被父亲知道姐姐送的饭赶不上我放学，姐姐总是要挨父亲骂的。所以总的来说，她等我的时候多，我等她的时候少。

后来，村里组织了高级社，家里的田和耕牛都入了社，父亲也就没有再做农活，永远地放下了生意担子。他参加了乡里组织的铁业社。铁业社只有打铁和铸犁铧两个工种。父亲当了铸犁铧的学徒，他的师傅就是会用草药治病的狗生。平安也和父亲一齐做了他的学徒。现在，狗生和平安，他们二人都已经作古了。除他们三人外，铁业社里还有其他人。他们白手起家，在离村三里地的大阴村的一个荒凉的山包上盖了一幢房子就办起了浇铸作坊。那时父亲身强力壮，又善于应酬，所以有关交际、出售成品、购买原材料乃至记账、安排生产、做规划都由他一个人承担。母亲和姐姐就在高级社里做农活。

一天课间休息，我跑到学校门口的草坪上听同学讲故事，同班的一个同学从后面走上来，按住我的肩膀往后扳。我相信他仅仅是为了跟我嬉戏，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扳竟会造成我的左腿胫骨骨折。顿时，我感到一阵剧痛，大哭大叫，再也起不来。周围的同学都傻了眼，故事也不讲了。那个扳我肩膀的同学吓得手足无措，站在一旁快哭了。马上有人报告了老师，老师又派人去报告我父亲。老师派去的人到铁业社时，父亲正好从外面挑了一担铁水回来。听到消息，他把担子一摔，带着满脸汗水就奔学校里来。父亲将我背回家，这个同学的家长带着他来看望我并道歉。又是狗生给上药。他诊断是骨折之后就把竹片削成细细的圆棍，编成竹帘，分两层捆在我的腿上，代替夹板。两层“夹板”中间敷了用铁锤冲碎和上了烧酒的草药。在我治伤期间，总是父亲陪我睡。他让我的伤腿靠近墙，又在下面垫个竹筒子，让我舒服些。每当太阳出来，妈妈就在院子里铺好床，父亲小心翼翼地将我抱到上面，让我晒太阳。父亲还给我讲故事，补习功课。

狗生师傅定期来给我换药。给他的报酬好像是三块钱，自然是由那个同学家出的。狗生师傅当时懂医识药，又会点手艺，精明能干，在村中以长辈自居，村里凡有纠纷需要调解，总请他参加，跟外村闹什么纠纷打什么交道他也总是毛遂自荐。后来他落魄了，日子越来越艰难，竟到了连饭也有一顿无一顿的地步。十几年前我回去见到他时他已完全像个叫花子了，弓腰驼背，皮泡眼肿，步履艰难，漆黑的干柴似的手里握着一根细细的柴棍作手杖。他在村子里默默地走来走去，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一开始他随便走到哪家门口便坐着等饭，很多人同情他，总是盛饭夹菜给他吃。有些有头有脸的人家其实是为了让他吃了赶快离开，不要在那里丢人现眼。有时他饿极了就耍赖，到人家家里骗点、赖点钱物。一次他跟我母亲说三十年前他给我医腿的钱没有给够，要我母亲再给一点，并且是在暑假我回家休假时去要的，这真叫人哭笑不得。在他眼里，我们家已是大户，我已是有钱人了，敲我点钱不但不算事而且完全是应该的。母亲把这事告诉了我，说他还在院子里等，并说他纯粹是因为穷困潦倒了才到这来打主意的。我跟母亲说给他点吧，不要跟他计较，就当舍他，然后给了母亲几十块钱。母亲把钱交给他，并告诉他这回算是清了，后来就不要再来要了。他去了，后来还来过几次，可仅仅是要碗饭吃，再没提过医腿的事。慢慢地，村里人也开始讨厌他，见他来就把门关了，有的干脆落了锁走开。只有我们家他还来，后来成了常规，每周两次。他不进家，也不入屋，只在门外围墙上富余出来的石头上坐下，不说话，等你随便打发他点什么也就去了。再后来，他就死了。

我的腿好了之后，父亲不再叫我跑路，不再叫姐姐给我送饭，也不再让我跟老师搭伙，而是委托一个同班大同学照顾我。当时因为刚解放没几年，同班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年岁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属于两代人，有的已是青年小伙子。他们都是贫苦农民的孩子，因为解放前上不起学，就给耽误了。解放后，尽管家里需要他们帮助生产，但是他们的父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就动了心，也让他们来上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是八辈子也没尝过上学的滋味！也有的是经过自己的苦苦哀求才获得父母同意来上学的。那些最不幸福，如我姐姐之类的便永远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做了睁眼的瞎子了。自然，上了学的这些孩子中也没有几个是有成就的。现在，他们和那些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人一样扛着锄头，用同样的方式挖地，在大自然中取得同样性质和品种的食物，过着同样的生活。这些人比从未上过学的人仅仅是多了“我读过几年书”这样的谈资罢了。其实，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把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从现实中体会到吃饭穿衣哄孩子比识那几个字重要。那些曾以斗争的方式从父母亲那里争得读书机会的人现在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让步了。他们不是从读书中得到了乐趣，而是看到希望幻灭，他们要求自己的孩子脚踏实地，不要飘在空中。在我小时候的那些同学中，现在还跟“文”打交道的除了我就再没有第二个了，甚至连小学教师也没有一个。其实，我比他们多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又怎么样呢？我费了多少挣扎才弄到现在这个地步，然而又怎么样呢？如果不是父母亲看得准，有决心有毅力，在那个万分困难的年代，我决不会坚持下来，不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又怎么会有今天的我呢！现在，我离开他们，离开这个我在社会中第一次加入过的队伍已有三十年了，我还在学习。三十年来，我一直交替着工作和读书。也正因为有这三十年的学习，我才尝到了一点读书的甘味，才有了些读书的乐趣。三十年中的头二十年我是硬着头皮读的。开始时完全没有目的，我不是很明白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人家读自己也读，或者是因为要我读我就读；后来我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读，为了换换工作，为了在竞争中站住脚而读和为了名誉而读；再后来则是为了总结自己的生活，为了从书中找到一种描述自己的过去的方法而读。在这些目的指导下读书完全是遭罪，我常常怀着吃狗屎似的心情去读，真是痛苦极了，有时甚至想这样读书倒不如去出卖劳动力自在，我的思想常常发生动摇。真正读懂点书，真正从书中得到点乐趣，读了那些上乘的书会激动，会兴奋，会觉得是一种享受甚至想写下点什么的时候我已进入不惑之年。现在只要有书读，我愿意放弃其他一切，有了书我就不会感到孤独和不幸。对此，我要感谢我的母校，也就是我供职的学校，感谢学校送我去深造。我的这个转变是在某一年的进修中完成的。那年，我在进修中重新认识了书本，认识了一位给我的思想以深刻启发的老师（尽管受这种启发是不自觉的，他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给了我这样的影响）。我心里明白，是这位老师使我认识到人应当怎样工作和生活，怎样才叫奋斗，怎样才叫艰苦，怎样才不枉此生。同时我也认识到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然而我因为不会合理安排生活，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糟；我也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缺少像他那样的毅力；并且我吸收他消极的东西太多，以至于发展到怀疑所有人，看不惯所有人，使自己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跟现实格格不入。可怜啊！认识书本，认识人生，认识自己是何等困难啊！

二十多年前负责照顾我的那位同学家在山区，他的生活很苦。那时他年纪比我大一倍多，说话不大清楚，我们认为他舌头大得超过正常比例。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不是个孩子，当时我就把他当作大人了。因为他家里困难，需要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而我们家相对来说是富裕的，我自己又需要生活上的照顾，我们就合起来了。使我们合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父辈的感情。他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早年有过来往，他们处得很熟。自从父亲把我托付给他之后，每到开学，他就到我的家里来挑行李、柴米油盐和炊具，带上我到学校去。晚上我俩睡一张床，用的自然全是我家的被褥。下课之后，他做饭，我则吃现成的，用的是我家的炊具和油米，当然有时他也带点粮食来。逢到周末，他要么回他家去，要么到我家来帮忙做些事。他若是回家也要先把我送回家，星期日晚上又来接我，这是说好了的。不过多数时间我不要他送，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家和我的家方向正好相反，我觉得对不起他，另一方面是因为别的孩子都不用人送，似乎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常要他送，所以只要有伴同行，我就不要他送。

我在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宠溺下读到小学三年级。我上到四年级时，父亲的铁业社并到县农具厂，父亲去了县城，家庭生活开始变得艰难。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弟弟刚出生不久，还在吃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到我初中毕业，我的家境都不太好。

我的初级小学教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级和二年级教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女的，她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相当年轻。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第一次教书。我识字从她教我开始，她教书也是从教我开始。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她几乎一直在那所学校里教低年级。有几次，学校为了便于老师熟悉学生情况，决定让每位教师从一年级跟班到小学毕业，至少是初小毕业。她说这是存心给她难堪。她教刚入学的小孩总是有一套办法，比如让儿童适应学校生活，尽管理论上她也说不清，但她又确确实实能掌握住儿童的心理，能针对儿童的特点进行教学，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是在不自觉地做，或者倒不如说是她多年来接触的儿童在不自觉中教会她的。她来教书完全是靠偶然的机会，当然当时我们县缺乏识字的人的程度是令人惊奇的，像她这样的老师还是从邻县调来的。教师水平太低、知识面过于狭窄的话是无法教好学生的。刚入学的孩子都带着一种好奇心，他们既有强烈的求知欲又富于幻想，对他们的引导，对他们智力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而效果取决于他们的启蒙老师。当地一部分小学教师从来不关心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没有上进心，说到学习，他们就会说他们水平低学不了。我的这位老师对学习也是这种态度，当然，这跟她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我的这位老师的丈夫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从此，她——我的这位启蒙老师就带着两个孩子和自己上了年纪的母亲生活，一家四口就靠她四十元的工资过活。丈夫被划为“右派”后，她痛恨丈夫但又疼爱丈夫。她痛恨他当“右派”，她爱他，她爱的是什么呢？也许什么都不是，不过因为他是她的丈夫罢了，她说不清。她为丈夫成为“右派”而感到羞耻，又觉得莫名其妙。她想见到他，想跟他一起生活，然而又觉得做“右派”的家属委屈。她生活在这种矛盾中，而且她自己的出身也不好，所以她是夹了尾巴做人的。她苦熬苦挣，用每月四十块的工资养大了孩子，自己却得了病。在她丈夫平反以前她没有及时去见他，也没有跟他离婚。后来，听说她去看过他一次。我很难想象，断绝联系几十年的夫妻重见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想到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想到她在那寺庙里孤零零地背着沉重的包袱，兢兢业业地为我家乡的孩子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对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敬意。我感谢她，尊重她，一直把她当作我的老师。但是，想到她的不学习，不求进取，就凭那点可怜的知识混了一辈子我又感到她太不该，也太可怜。想到她在生活道路上的重重磨难，我又对她寄予深深的同情。我所崇敬的另一位老师在旧社会是个教书先生，在我小学二年级时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当时他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懂古文，对学生非常严厉，我至今还记得他清癯的满是皱纹的脸上那一大蓬黑黑的胡子以及脖子上那一股股凸出来的青筋。他骂学生时总是伸出长长的食指不断地上下点着，有时几乎碰到学生的鼻子尖，一边点一边大声呵斥。他的这个形象一直清楚地保留在我的脑子里，每当我在书中看到描写旧社会私塾先生的文字时就会不由得想起他来。他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多久，他就被调到县文化馆去了，大概是因为年岁大了，照顾他吧。早些年，我在县城街道上还会偶尔见到他，他仍是那蓬黑胡子，脸比过去更瘦，但还精神，没有一般老年人弓腰驼背的样子。他身上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外衣，略长，盖过屁股。

到我升入五年级时，村里和我同时入学念书的人所剩无几，除了我，就是先前提到的叔侄俩。这也是个谜，许多穷人的孩子解放时是那么醉心于上学，可是过不了多久，一个个的都自动退学了，有的是因为家长的原因，有的是自己学习跟不上。那叔侄俩倒坚持下来了。也正是因为穷孩子中留下来的只有我，我才受到尊敬。当时，为头的那个“地主儿子”已长为小伙子了，他学习成绩好，在学校里坚持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已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已意识到必须努力学习。他的侄子留了级。这样，村里人的目光就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在这个没有人认真读过书的村子的人们眼里，我已经开始显得有些出众了。我们都是解放以后第一批上学的学生，但我由于一直在上学，又没有留级，就被村里的人另眼看待了。他们把对父亲的崇敬慢慢地往我身上转移。他们不再夸父亲刻苦，而是夸我上进。村妇们常常以我为话题跟我母亲闲扯。她们常常看着我的背影说：“嘿，看人家小福，像爬楼梯一样一台一台地爬上去了。”有时，那些年纪较大的老妇人还会拉住我的手说：“阿妹，你倒听话，我家×××就是不听话，读书读不进去，一样也不会。”就是那些夯人也会结结巴巴地对我母亲说：“你真有福气，养了一个听话又上进的儿子。”凡是听到这些赞扬，母亲总是笑着说：“还是个小娃娃，瞧不得，要看二天呢。”从她脸上挂着的笑可以看出，她心里是很受用的。由于我常得到别人的夸奖，父母亲也倍加宠爱我，视我为掌上明珠。

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正当我“一台一台地爬上去”的时候，家道却开始艰难了。难啊，难到难以想象，用父亲的话来说是“穷进心心杆杆了”。现在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了，当时只觉得村里有些异样，先是觉得好玩，后来是哭都哭不出眼泪。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吃饭不需要量，也不需要分，自己能吃多少尽管吃，人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见饭就吃。有人到县城去办事，七八公里地竟吃五六次饭。仓库里的粮也不分你的我的，食堂没米下锅了，哪里有粮只管去挑，不需要办任何手续，连称称你挑走了几斤都是多余的。食堂二十四小时有人做饭，也有人吃饭，哪怕吃饭的人跟做饭的人从未见过面也不需要办什么手续，麂子马鹿——见者有份。那时有的人们自己埋怨自己，觉得这么好的机会可肚子怎么这么小，吃不了多少就饱了，消化得又特别慢，老感觉不到肚子饿。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无须赘言的，几个月之后，我们那个本来就贫穷落后的边疆农村就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笑容在人们脸上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段过后，人们脸上蒙上一层阴影，连笑也不自然了。

几个月之后，粮食自然被糟蹋完了。原本以为到处都可以挑到粮食，吃完了大不了多派几个人到远点的地方去挑，谁知道别人也没有了。真傻！说来叫人连回忆一下都不好意思。当时似乎就没有人想到仓库自己不会长粮食，而田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毕竟是有限的。再说“美好”的生活人人都会过，哪里会专门留着粮食等你去挑呢？怎么办？分饭吃吧！僧多粥少，再不分饿死人了。于是做活的分一斤，不做活的分为三等——八两、六两、四两。这时，不到开饭，食堂周围就围满了伛腰的老人、光腚的小孩。他们不时看看自己手里拿着的空饭箩，又看看被拴住的伙房门和从里面冒出来的热气，有的甚至边望边吸吸那热气。田里做活的人也不时抬起头往家所在的方向瞅。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想赶快回家，伙房分了饭家里还得再分一次，不然家里的老小会因为分饭而发生矛盾，以致头破血流。他们最担心的是去食堂拿饭的老人或孩子不懂事，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就把饭给抓吃了，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有些人家谁有资格去分饭是经过公议并通过实践考验才确定的。饭从食堂分回来以后，一家人团团围住饭箩子，咽着口水等待父母再分一次。父母先把饭平均分在全家人的碗里，又从自己碗里扒一些在最小的孩子的碗里。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就经常这样做。也有的人家较能互相体贴和忍让就不分，而是采用“看着吃”的办法，我们家有时也这样做。因为妹妹吃饭慢，常要特别关照，母亲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豆乜嘴”。分饭吃时，母亲看着孩子可怜，有时竟会狠心把自己碗里的饭全部倒在她认为最应当关照的孩子的碗里。这时孩子就会停止吃饭，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母亲，想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发脾气了，懂事的孩子就一定要扒还母亲一些。我们家里就时常发生这样的事。很多次下工了，母亲故意不回家，她相信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很和气，也听姐姐的话，相信姐姐会把饭公平地分给我们吃。我们也确实很懂事，我们知道妈妈要劳动，应当多吃一点，妈妈不回来吃饭的时候，大家公议给母亲多留点。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吃得就更少了。饥饿是难忍的，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更难了。我们虽然不去动留给妈妈的那碗饭，但人人都惦着那里还放着的一碗饭。弟弟妹妹们时不时还往那里瞅瞅。姐姐和我，像感到不安全似的，有些不放心，不敢完全相信他们不会去吃那碗饭，不敢走远。姐姐和我，总有一个人在家看着他们。妈妈回来后，大家都争着去给妈妈端那碗饭，并说明我们特地给她多留。妈妈看见留给她一大碗饭，觉得我们很懂事，脸上露出笑容，还表扬我们几句，但马上又说：“你们留给我这么多，你们吃得很少怎么行呢？”她假装生气地环顾围在身边的孩子们。妈妈嘴还不曾动，弟妹们的小嘴巴已像是在动了，眼睛盯住妈妈的饭碗，一个个催妈妈快吃饭。妈妈含着眼泪，一口饭也吃不下去，端着碗发一阵呆后，叫姐姐去拿碗来。姐姐知道妈妈要做什么，不理睬她。于是妈妈自己去拿了碗来，把她的饭全部分在几只小碗里，指着弟妹们说：“你和你吃这碗，你和他吃那碗。”

人不吃东西总是不行的。没有饭吃，任什么东西总该有点填在胃里才睡得着觉。半夜，饥肠辘辘不能入睡的妈妈悄悄地爬起来，叫醒姐姐和我，吩咐我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她带姐姐上山去摘野果。

母亲和姐姐摸个背箩背上就出门了。外面一片漆黑，深邃的夜空中隐约能见到几颗眨眼的星星，门前小河的淌水声在夜间显得特别响，哗哗的水声中夹着一种常常在半夜啼叫的小鸟的单调凄婉的清晰的叫声，微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人在活动，可大自然却在无休止地运动着。

我的母亲

母亲凭着记忆在前边走，招呼姐姐跟在后面。姐姐睁大眼睛并竖起耳朵，跟着母亲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不时地将挎在肩上的背箩往后推推，免得它妨碍走路。

可怜的母亲和姐姐为什么要深更半夜就出发去采野果子呢？因为肚子饿睡不着觉，恨不得马上就吃到那几个野果当然是排第一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饿肚皮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在村子附近，能用来充饥的唯一的野果——鸡嗉子果很有限，大家的眼睛都盯住那几棵树。那几棵树每天成熟几个果子大家都说得出，不到时候它就不熟，而生的鸡嗉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吃的。妈妈和姐姐就是为了赶在别人前面去摘那几个属于今天的果子。

她们跌跌撞撞地走着，摸索着前进。在难走的地方，姐姐抓住母亲的后衣襟，母亲则用双手抓住那些毛茸茸的野草和灌木条。

不远了，再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摸到长着那几棵树的地方了，可是面前横着一条河。河面阔仅二十多米，但河沿不但陡峭而且很高，上面只有一座独木桥。哗哗地流着的河水离独木桥有五六米。人站在桥头，听得见流水声，想象得出水流的湍急，但什么也看不见。独木桥由于年代久远变了形，向一边斜下去。就是在白天，除了几个出名的能干的人外，没有人会轻易过桥，所有妇女都是由男人牵着过去的。河水小的时候她们一般都从很远的下游蹚过去。河水大时，妇女一般是不单独到河对岸去的。由于饥饿的驱使，由于想得到那几个鸡嗉子果，母亲出门时竟没有想到要过这座桥。现在，桥就在面前，过了桥，不用走几步就能摘到果子了。怎么办呢？母亲反倒拿不定主意了，她征求姐姐的意见。姐姐说：“过去吧！不怕的。阿妈，我们小心些就是了。”她摇着头拉住妈妈的手又说，“眼睛看不见反倒不会头晕。”妈妈说：“那好，我们两个手牵手，横着走，一点点过去。注意身子不要歪，前脚踏实了后脚再跟着挪。”于是，姐姐的右手紧紧地挽住母亲的左手，她们横着身子，将面部对着河头一方，凭脚下传来的感觉下脚，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对岸。当右脚终于触到对岸的泥土时，妈妈高兴得大叫起来。她把姐姐一把拉了过去，紧紧地搂在怀里说：“明仙，稀奇，我们自己白天都没有敢过来呢。”一阵高兴过后，她们又感到莫大的酸楚。妈妈难道不知道这是在冒险吗？然而为的就是几个野果啊。想到这，妈妈眼睛有些湿润了，嗓子也有些发哽。

当妈妈和姐姐终于摸到第一棵鸡嗉子果树时，天空已开始有了变化，东方透出一点点灰白色，夜幕淡下去了，虽然还看不大清楚，但已经能看到密集的树叶叠成的黑乎乎的树冠了。妈妈和姐姐先摸到树根，然后沿树根往上摸去。啊！摸到了，真多！一串串的，像珍珠，它是救命的人参果。她们一根根捋起须根，用手挨个捏上面的果子，生怕漏下一个熟的。“妈！我怎么摸了好几串了，连个软些的都没有？怕是已经有人来摘过了。”姐姐边摸边问母亲。“这么早，谁会来。如果有人来我们怎么没有遇着他们。慢慢摸，不着急。天天都有人来摘呢。一晚上不会有几个熟。”停了一下，母亲又补充说，“不一定要很软，稍稍软一点就可以吃了。”话刚说完，只听扑棱棱一声响，近旁草丛中不知飞起一个什么东西。姐姐一惊，立脚不稳，哧溜一下梭进了下面的树丛中。“怎么了，明仙，不要紧吧？”妈妈以前来过这里多次，也从这里梭下去过，她知道这里的坎不高，下面是一蓬蒿草，再往下不远处就是一块平整的苞谷地。她知道姐姐不会受什么伤，只是担心她会被吓着。“不怕得，妈，是我脚踩塌了。死东西，吓我一跳。”顿了一下又说，“妈，刚才飞起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听着像个牛多罗鸡。别怕，这一带不会有什么大野兽。”说着，就扒开草丛，向正往上爬的姐姐递过手去。“妈，我们到别棵树上去找找瞧，这棵树恐怕就只有这几个果了。”“好，你背上的背箩呢？让我把我衣兜里的这几个装进去。天怕是要亮了。你听到了，各种雀鸟都开始叫了。我们赶快摘，一气摘好，到天亮时再吃吧。天亮了也好捡几个好一些的带回去给你兄弟妹子吃。”姐姐摸摸背箩说：“好。我的背箩口都已经朝下了，好在刚才我一个也没有放进去，我只摸到两个熟的，都吃了。”“拿给我来背吧。”说着，妈妈从姐姐背上取下背箩，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摸索着把衣兜里的十几个野果放到背箩里，放下衣襟，牵上姐姐又向另一棵树摸去。

天亮的时候，她们已经摸完了附近的几棵鸡嗉子果树，小背箩也装了小半箩。梭了那一次土坎，姐姐的脸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留下几道细细的血痕，散下来的缕缕青丝盖在额上。那件妈妈年轻时穿过的浅色花格布衣裳虽然补了几块不协调的补丁，但穿在姐姐的身上还很合适。现在这件穿了两代人的衣服被挂成了几片，丝丝缕缕的。妈妈把她搂在胸前，帮她整理额头上的散发，一点点地摘去沾在她头上的草屑。妈妈想到母亲的责任，一阵酸楚爬上心头。姐姐定定地站着，任凭妈妈在她身上摩挲。在这清新的早晨，在这寂静的野地里，姐姐在尽情享受母亲的爱抚。是的，姐姐是很长时间没有好好地体验过妈妈的这种抚慰了。家里弟妹多，生活非常艰难，妈妈常年为生活奔忙，倒是把很多事情都推到姐姐身上。姐姐也觉得自己有责任，爹妈不在的时候，无论是姐姐自己还是我们几个弟妹，都把姐姐当作大人。我们尊重她，爹妈不在，我们都很愿意听她的话。这时妈妈抚摩姐姐头的手慢慢地停下来，停在了姐姐的头上。姐姐平时很难有单独跟妈妈说话的机会，更别说在妈妈面前撒娇，享受爱抚，晚上也轮不到跟妈妈睡一张床。妈妈这时单独跟姐姐在一起，似乎才觉得自己对姐姐的关心太少了。于是妈妈哽咽着说：“明仙，这些年生活困难，你爹又不在家，你的兄弟妹子又小，我对你使得多，骂得多。你是妈的大姑娘，你听妈的话，懂得妈的心。妈对你很少可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命苦。”姐姐当然知道妈妈是疼爱她的，虽然有穿的总是先给弟妹们穿，有吃的也是先给弟妹们吃，晚上弟妹们可以轮流跟妈妈睡，可以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体温温暖下做甜甜的梦。可是因为她是大孩子了，这样的福轮不到她享。相反，她每晚要负责带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睡，要关照他们。每到晚上，她总是一盆一盆地打好洗脚水，帮我们一个一个洗好脚，又一个一个地抱到床上安置好，因为我们都没有鞋穿。然后姐姐还要去破好一堆明子摆在床边的独凳上，以便弟妹们起夜时用。有时我和弟妹们淘气，她就给我们讲妈妈不知讲过多少遍的老掉牙的故事，什么饿殍吃人啦，金钩理胡子大哥啦，七仙女下凡啦。早上，她总是起得很早，有时是在妈妈之前起床。她起来后，默默地在灶膛里生上火，烧热洗脸水，又下地去烧个用来烤的火，去大沟里担两担水回来，然后帮助妈妈服侍弟妹们起床。她整天像个大人一样忙碌，但她从来不埋怨妈妈。她知道妈妈也无可奈何，妈妈很苦，她懂得体贴妈妈。只要是她自己能做的，她都尽量去做。对妈妈的话、妈妈的意思，她从来都没有违拗过。现在，她感到妈妈的手在她头上摩挲得越来越慢，最后停下来。她听见妈妈说话的声音哽哽咽咽的，于是抬起头看着妈妈。她发现妈妈的眼圈红了，知道妈妈心里又难过了，赶紧安慰起妈妈来。她说：“妈，我们难，是因为弟妹还小。过几年弟弟妹妹大起来，我们就会好的。你不要难过。”妈妈没有再回答她，嗓子里像塞了团什么东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姐姐从妈妈那里接过背箩背在自己背上。母女俩相伴着默默地回了家。

母亲在这些年中历尽了磨难，并染上了病。她有时责怪父亲，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在办起人民公社之后，铁业社被解散了，社里的一部分人回了家种田，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被并到县农业机械修配厂。父亲、平安和他们的狗生师傅被并到农业机械修配厂当铸工。县城离家八公里，他们住到厂里去了。母亲对父亲的责备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还小，家里正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父亲却不在家，又碰上这样的年份，母亲真是苦极了。当然，父亲也身不由己。母亲并没有阻拦父亲，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带着一伙孩子过日子竟然会难到那等地步。很多时候，母亲强忍着各种痛苦而不向父亲申述。母亲对父亲的责怪主要在于父亲没有充分理解她在这些年中为子女付出的艰辛。

说来父亲也很可怜。他在县城农业机械修配厂当铸工，还算个师傅呢，可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块。他每月主要买饭票，菜票只买很少的，通常是几块的。他在厂后面小河滩上开了片菜地，用鹅卵石围起来种菜。下班了，他在伙房买几两饭，打点不出钱的“玻璃汤”，用这汤煮自己种的菜下饭。因为这汤的上面漂着油，还放了盐，用它煮菜，父亲不但可以省下买菜的钱，还可以省下买油盐的钱。有时，父亲在自己种的菜地里抠一饼生姜，蘸着盐巴下饭。下班后，父亲经常一个人悄悄地在车间和办公室里转悠，捡些烟蒂回来抽。农业机械修配厂旁边是个屠宰场，父亲认识了里面的几个人。他常通过这几个人买点牛头、牛脚和牛下水。肉买不到，父亲也买不起。下班后，父亲把牛头蹄放在从炉子里掏出来的煤渣上烤黄，抬到沟边洗净，去食堂打上几斤饭，跑八公里路连夜送回来。通常，父亲回到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睡了。父亲把牛头蹄砍为小块，烧着火，用个大土锅放在火塘上熬煮。锅里的肉煮到能吃了，他才又连夜摸回厂里去。有很多次，我们早上醒来，见锅里的牛肉还冒着热气，才知道父亲回来过。平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父亲面前撒娇时产生的那种羡慕和嫉妒，在吃着香甜的牛肉时完全消散了。看我们吃得很香，母亲常露出平时很难见到的笑容。我想这时，她也许在为自己的丈夫能为饥饿的孩子找来吃食而感到自豪吧。

这些年，真是难啊，难透了。大家都难，但是我们家是难中最难的，正所谓“穷进心心杆杆了”。这些年，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被子是破了洞的，席子是破的，连脸盆和铁锅都是破洞和缺边的，桌子是少腿的，筷子是用河边的芦苇和高粱秆切出来的，碗是大河对面陶器厂烧变了形当垃圾扔出来的。有时，母亲要进城办事就必须向别人借裤子穿，而能借给她裤子穿的人也就只有那么一两个。蚊帐，我们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家里又破又黑，还不等天黑下来，屋内的蚊子便嘤嘤嗡嗡地叫得噪耳。实在无法忍受，妈妈只好到田边割些蒿枝回来放在火堆上关起门来熏。

由于家庭的窘迫，我在学校里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人们称赞和拥戴了，我整天畏畏缩缩的，任凭其他同学讥笑。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倒是抓得很紧，高年级的同学都被要求去上晚自习。但学校又没有任何照明设备，同学们轮流从家里带明子火把来照明。打过自习钟以后，我们就把两张课桌并起来，在合缝处放两块断砖头，烧起火把，全小组的人围着做作业或复习功课。有时，我们瞅准老师不在就说故事、讲笑话。老师则常常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子外偷偷地看我们。如果发现谁没有认真上自习，下自习后老师就把这个人叫到他的宿舍里狠狠地训一顿。因为没有好好上自习被训在我倒还只有过一次，可是我却常常因为轮到我拿明子而没有拿去，或者拿去的明子质量太差火不旺而受到同学的辱骂和奚落。有时为了弄到一点像样的明子，母亲得到处求人。我有时竟用不吃饭、不上学来要挟母亲去给我弄明子。有几次因为实在无法弄到明子，我竟不去上自习，这样做的结果是招致同学们更大的愤恨。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父亲母亲和我的童年。随着我的童年的结束，我的小学也在艰难困苦中读完了。不满十二岁，我就考进我们县一中读初中，就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