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社会的祭祀与鬼神崇拜：崇信、重祭、尚巫觋

无论契丹、女真、蒙古，均为崇信鬼神、重祭祀、尚巫觋的民族。他们认为万物为天地鬼神所主宰，它能降临祸灾，亦能福佑人间。巫觋能代人传言于天和鬼神，能亲自见到所祭祀的鬼神，并知道鬼神的喜怒哀乐及其要求，巫觋就是沟通天人神鬼之间的术士。

《元史》卷72《祭祀志》说：“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黑鞑事略》也说到蒙古人极尊重天：“其常谈必曰：‘托长生天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为之事则曰：‘天教凭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之于天。自鞑主至于民无不然。”

不仅蒙古人如此敬天。契丹、女真人亦然。他们祭祀天神、祖宗、山川河流的迷信活动十分盛行，其类目大体说来有祭天地、祭祖宗、祭日月山河神祇，祈晴祈雨，厌禳诅咒等方面。

1．拜天

拜天盛行于辽金元各代。辽代每逢国家有重大事件时，无不举行拜天之礼。诸如部族酋长、皇帝即大位，或者向四方邻国出兵打仗，均有隆重的拜天典仪。即大位称为“柴册仪”，所谓柴册即是筑神坛，杀祭牲，以册立部族酋长或皇帝时向天行祭礼。《辽史》卷10《圣宗纪》载“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同书卷6《穆宗纪》载：“以先平察割日，以白黑羊，玄酒祭天，岁以为常。”均是皇帝拜天之仪。又《辽史》卷34《兵志》亦较详记载出兵时所行的祭天礼。其文云：“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不过，辽代祭奠的物品，视礼数的重轻杀而有所不同，其重大者祭以青牛白马，次之祭以白黑羊、玄酒。此见于上举。

金循辽风俗，亦重视拜天之礼。皇帝即位或遇重大节日活动，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节，九月九日重阳节，每届此节日均行此礼，但视节日不同，拜天的地点亦各异处。如端午拜天于“鞠场”，中元拜天于“内殿”，重九拜天于都城外的高阜处。其仪式大体是把祭品置于形状似船样的木盘上，聚集宗族合家大小拜祭，若地位尊贵为至尊，制度就得隆重，须于殿内筑高台祭拜。如重午拜天仪式是在此日天刚蒙蒙亮时，先由有关机构把祭器、祭品陈设完毕，百官在鞠场上整齐立班等待。届时，皇帝自南门进入拜天台的褥位。继之，皇太子以下百官亦依次序进入各位的褥位。然后，由皇帝率领太子、百官以下行礼。礼毕，便“排食”、“抛盏”、“饮福酒”以尽欢。饮毕，又循前方法再拜一次。皇帝回辇，仪式结束。

在祭天这一日，为表示隆重的庆祝，全国上下，不吊丧问疾，官府不判署刑杀文字，不决罚罪囚犯，不参与一切秽恶之事，用以表示对天的诚敬。^[28]

元代亦行拜天之礼。初期衣冠朴质，祭器亦简单，由帝后亲祭、宗戚助祭而已，后来仪制渐趋繁缛。宪宗时拜天于日月山、察罕脑儿等地，世祖时，曾祀天于桓州西北，其俗与辽、金稍有不同，拜天时，以“洒马湩”为重礼。^[29]《元史·祭祀志上》记载其仪制说：

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采缎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

其拜天仪式大抵类此。其与金人有异者，是在拜天时，皇族均须参加而其他众人则不参与。

拜天仪制在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命礼官检讨唐、宋、金拜天旧仪，加以厘定。自此，巫觋的作用大有降低。^[30]

辽金元统治者拜天仪式隆重，但民间百姓则颇简单，通常只是供设祭品，会聚家族之人行跪拜之礼而已。

2．祭祖

祭祖是对祖宗神灵表示崇敬，希望祖先们能降福护祐于自己及家族子孙，它在民间普遍流行着，但在统治者中祭祖仪式就要隆重有礼了。

辽代祭祖有祭木叶山神的特殊礼俗。早在辽太祖时在木叶山建庙，尊为山神，太祖死后，即葬身于此。从此之后，辽历代皇帝或亲祭，或东向木叶山遥祭，其祭祀仪式是：设天地神祇位于木叶山，东向，其中设立代表君主家神的“君树”一棵，在“君树”前植立代表群臣的“群树”，又于左右植立二棵树，称为“神门树”。祭时，先把赭白马、玄牛、赤白羊三牲宰割作祭品挂在君树上，由太巫用酒酹牲，然后，帝后行礼致奠于君树及群树之前，再由皇帝亲率宗亲们绕神门树环行三转，其余宗族人员绕行七转。皇帝再拜上香，升坛东向，群臣及诸命妇依班次排列。巫服白衣，致辞。帝后行祭奠酒肉礼，再由太巫奠酹。至此，所有参与祭奠的人们共饮福酒，受胙肉。祭仪至此完成。

金元初期祭祖亦各有其本族的习俗，但事甚简朴，仅割牲、祭奠、洒马湩、巫祝以国语祈祷致辞而已。后渐染华风，仿唐宋以来宗庙之制，设太庙、影堂，四时致祭，礼节趋于繁琐，但旧有习俗仍多有保留。《元史》卷72《祭祀志》说：“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唯祭祀稍稽古……而旧礼初未尝废。”如元帝祭祖先时，先由蒙古巫祝致辞，呼累朝皇帝御名而祭。祭则割肉，用烧炙过的祭肉、炙肉，奠则用葡萄酒、马湩。特祭太庙时，除了用马牛羊外，还有用时鲜的鹿、野猪、天鹅等，这些都是蒙古国俗之遗存。^[31]又元朝廷习俗，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亦有庭燎祭祖的习惯。届时在烧饭院中用马一头，羊三头，马湩酒醴以及红织锦、金币、裹绢各三匹，命蒙古官员与巫觋掘地为坑，仍以燎肉、酒醴、马湩杂烧，巫觋用蒙古国语呼叫累朝皇帝御名而祭，这些都是蒙古贵族的祭祖习俗。不过蒙古普通牧民、祭祖仪式仍很简单，仅行“烧饭”“抛盏”，对祖先表示诚敬而已。

3．民间迷信

除拜天祭祖外，辽金元时期还有种种迷信祭祀活动。如祭日月山神、江河海神、祈晴祈雨、祭福神君基太乙，又有占梦、禳灾、诅咒、射鬼箭等等习俗。这些无非都是利用巫术，祈求天地鬼神以解脱灾祸祈求福佑。兹简择主要事例，列举于后。

祭山神

辽代以祭黑山神为重大祭祀，常与拜天祭祖结合起来举行。其仪制是：在冬至日用白马、白羊、白雁祭告。《辽史·礼志》云“太祖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其祭山仪注甚详细。

金代则以长白山为兴王之地，尊为山神，且赐给封号，岁时春秋两季仲月择日奉祀致祭。

祭江海之神

金初，太祖阿骨打征辽时，曾策马渡江，获得重大胜利。据称是得到江神的护佑，于是建祠宇、赐封号，致祭如祭长白山之仪。^[32]

元代亦祭海神。《元史》卷50《五行志》中便有“盐官州海堤崩坏，遣使祷祀”的记载。祀祭前，且造塔用喇嘛教的佛法仪式以作厌胜，期免灾难。

祈晴祈雨

辽代每逢发生旱灾，则择吉日进行射柳祈雨活动，其仪式史称为“瑟瑟仪”，俗称“射柳祈雨”。其法是：先期择地设置用一百根柱子搭建“天棚”，至期，皇帝到影堂先帝御容前致奠，然后举行射柳活动。射柳由皇帝先射，其次由亲王、宰相们射，以是否射中柳支为胜负。若射中柳支，由未射中者质以冠服，不胜者则进饮料于胜者，然后仍各归还其冠服。次日，于天棚东南方向植柳。由巫祝以酒醴黍稷荐所植之柳进行祝祷，皇帝皇后面向东方致祭。贵族子弟继续进行射柳活动。凡参与此日射柳祷祝的皇族、国舅族、群臣，均各有赏赐物品。若祭后三日有雨，则赏赐主持礼仪官名“敌烈麻都”者马四匹、衣四袭，若未降雨则以水浇之。^[33]

辽人此种射柳活动，不限祈雨，如遇节日，或举行再生礼时均届时举行。^[34]看来是辽人不忘弓矢、骑马射箭的习武传统吧！

金元亦举行祈雨祭祀活动。金世宗大定四年，不雨，命礼部尚书祈雨北岳，仍不雨，乃下令“徙市、禁屠杀，断扇，造土龙以祈雨。”若逢久雨不晴，则又有祈晴的祭祷活动。《金史》卷《五行志》便载有“霖雨，命有司祈晴”、“祈雨于岳渎”的记载。

祭君基太乙神

君基太乙是福神之名。辽帝常举行祭祀。《辽史》卷116《国语解》说：“其神所临之国君，能建极孚于上下，则治化升平，民享岁福。”祭此神的目的是为国家百姓求平安，具有脱灾求福的意味。

祭与诅咒

为祭名，意为驱除邪恶之祭。这是对仇敌进行诅咒的一种祭祀方法。《辽史·礼志》记载军仪时说道：“皇帝服介胄，祭诸先帝宫庙，乃阅兵，将行，牡牝麃各一为祭。”《国语解》说：“凡出征以牡牝麃各一祭之曰。祭……诅敌也。”

辽代还有一种称为“射鬼箭”的禳活动，与祭同时进行，用以驱除邪恶，诅咒敌人。其法是：“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以祓不祥。”若得胜班师而归，亦射鬼箭于所俘之敌。具体例子如《辽史》卷1《太祖纪》记载：“其行军途经祖宗发祥地弥里时，即面向木叶山射鬼箭厌禳，乃执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厌之。”^[35]

与辽人射鬼箭相类似的诅敌方法，西夏人谓之“射草人”，或称“杀鬼招魂”。射草人不把生人活活射死，而是用秆草缚成敌人形状，聚众而射。若出兵生俘敌人，祭而聚射则称为“杀鬼招魂”，两者稍有区别，又西夏人俗喜报仇，重誓言。若双方和解，则用鸡、猪、狗血和酒，置于髑髅中，彼此同饮，并发誓说：“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此种诅誓亦是迷信鬼神报应的一种。

金代女真人亦有对仇敌进行诅咒的习俗。据《金史》卷65《谢里忽传》的记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向杀人者诅咒。其法是：把匕刀缚扎于杖端聚会众人至其仇家之处，作歌诅咒。其词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词意很难解释。但当其诅咒时，声音哀切凄婉，犹如丧葬人家所唱的丧歌。然后，以刀画地，劫取仇家物产家财而还。据称，行此法后其家一经诅咒就会倒霉，“家道辄败坏”。但是否灵验值得怀疑！

4．杂迷信

辽金元时期还有许多通过巫祝，祭祀鬼神以求脱灾免祸的迷信活动，主要有射草狗、烧羊毛线、咒羊、祭麃鹿神、占卜以及疾病时行禳等活动。

射草狗　这是元代在每年十二月下旬进行的活动。先期由巫者选择日期时辰，于京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以彩币、细毡、针线、弓箭、环刀、束秆草为人形，剪杂色彩缎，象征肠胃，又从达官世家中选择贵要人物以箭射草人、草狗，直到草人、草狗糜烂时为止，再以羊酒祭奠。祭毕，帝后及太子妃嫔等皇室人员以及前举之执箭射草人、草狗的贵要人物，均各自脱去身上所穿的旧衣服，由蒙古巫觋读祝赞。读毕后，以衣服交给巫觋，名之曰“脱灾”。蒙古国俗则称为射草狗。

烧羊毛线　这也是元代脱灾求福的一种活动，在每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举行。先期由巫者选择吉日时辰，用白黑羊毛编捻成线，帝后太子及皇室人员等自头顶至手足都全用羊毛线缠系，坐于寝殿上，然后由蒙古巫觋念咒语，又在银制的槽中贮火，撒上米糠，再浇以酥油，使火旺出烟。巫者用烟熏帝后太子等人身体，并把所系羊毛线烧断，放在银槽内，皇帝再把长数寸的红帛用手撕裂成碎片，用口水唾三次，投于火中，又脱下身上所穿戴的衣帽等物件交给巫觋。此法亦称为“脱旧灾、迎新福”，其意义大略与射草狗近似。

咒羊　这是西夏人的一种禳方式。其法是在晚间牵出牲羊向天焚香祷祝，或者在郊野焚烧谷火，次日清晨视所宰杀的牲羊肠胃以决吉凶祸福。若肠胃通则为吉、胜之兆，若羊心有血，则是凶、败之兆。此种用牲羊以占卜吉凶胜败的法术称为咒羊。

祭麃鹿神　麃鹿即是大鹿。此为辽人习俗。契丹人喜射麃鹿，每到出猎之时必祭其神，以祈祷出猎时能多获得时鲜野兽。^[36]

占卜　占卜通常是由巫觋进行以卜问吉凶。契丹、女真、蒙古、西夏人均有此俗。蒙古人的占卜，俗称“烧琵琶”，其法是烧灼羊的枚子骨使呈裂出纹路，由巫者验看其纹理逆顺而辨其吉凶。蒙古人事无大小巨细必行占卜，占卜且有至三次、四次，不厌其多。《黑鞑事略》载：“元人信奉占卜，……天弃人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

西夏人亦十分迷信占卜，事不分大小必先卜问鬼神。如出兵前即用艾灼羊脾骨以卜吉凶，称为“炙勃焦”，或者用剖开的竹片作工具，称为“擗算”。求问鬼神时抛掷于地，视其所形成的单数或偶数，这与中原传统的以蓍草卜数之术有相似之处。西夏人还有“矢击弦法”以卜用兵的胜负。其法是由巫者用矢叩击弓弦，听其发出的声音以卜胜负和敌方用兵到达日期。

此外元代居住在湖广云贵地区的西南少数民族亦有由巫祝卜问鬼神吉凶之事，如傣族人事无大小都要用鸡骨卜吉凶，若有病则由巫师于路旁祭鬼以求禳解。

在金代亦有以占梦卜吉凶的习俗。如金世祖与敌人乌春部发生战斗，即曾以梦寐中所见之事告诉巫者，由巫者占卜其胜负。他对臣僚们说：“予夙昔有异梦，不可亲战。”又伐高丽之役，太祖夜间得梦，急忙起来对部众说：“今日捷音必至。”^[37]皆是梦占以卜吉凶之战例。

迎白伞盖、游皇城　这是元代重大佛事活动。其用意是“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亦是脱灾免祸的一种方式。始于忽必烈至元七年帝师八思巴的建议，此后在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其法是在大明殿御座上设置白伞盖一顶，用素缎泥金书写梵字于其上，称“镇伏邪魔护安国刹”。每到此日，大殿启建白伞盖，用诸色仪仗、社直、僧道等迎引出殿，环游皇城内外。其日并大做佛事以祈禳，其详情于下章岁时节令内再行叙述。

禳祈祷　这是多用于祈祷消除疾病，此种习俗在辽金元时期普遍盛行。如太宗耶律德光患寒热病症，“命胡人赍酒脯，祷于得疾之地”^[38]。女真人的习俗是“其疾则无医药，尚巫祝”。因此，“每逢家人有病，眷属则邀巫者杀猪祈禳，或用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这是惧怕疾病传染的一种方法。西夏人亦认为人有疾病是由于有鬼魂附身，故亦不用医药，而由巫师作法送鬼，或把病人移徙到特地为病人设置的庐帐或居室中避开亲人，称为“闪病”。

元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如苗、傜、傣族亦“信巫屏医”，由专事鬼神的巫师作法念咒，或于路旁祭鬼以禳解灾祸与疾病。

此种讳疾忌医、求神问卜的方法，在中原亦多流行。元代江南地区如江苏无锡一带，民间仍认为疾病是由厉鬼作祟，遇到家中人患病皆纷纷躲避，与之断绝往来。即使是亲如父子亦不相救。每逢疾疫流行，便从神庙中迎请出疫疠之鬼神，用旗旄、鼓歌、仪仗在城郊四周游行以示驱鬼。若某人生病，则念念有词说：“某神祸之，某鬼祟之，祷则生，不则死。”^[39]此种习俗对于医药的推广与应用实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

辽金元时期，在衣食住行方面世俗还有种种禁忌，兹择要述举如下。(www.xing528.com)

饮食禁忌　金人若遇有日蚀、月蚀皆禁饮酒作乐，禁屠宰杀生。每月逢初一、初八、十四、十六、二十三、二十九这六个日期称为六斋日，禁杀生、食蔬断荤。又每月的第一个七日，称为上七，每月的月中即十五日亦不许杀生。^[40]这就是说每月至少有八天是禁屠、蔬食，其他如国忌日、日蚀、月蚀之日，还不计算在内。

蒙古人在招待客人饮食吃肉时，若客人以左手相接，认为这种举动是相逆，犯忌。如在饮酌乳酪奶浆时，把所饮器具打翻认为是不吉利，谓之“断后”。饮食时打嗝则认为“心有所亏”，也是不吉利的反映，要“责其心”。

居住禁忌　金代规定全国范围内除寺观、五岳、四渎神庙、孔庙允许以红色涂料漆门之外，其余民间宅舍一律禁止红门。^[41]

蒙古人的习俗则禁止在草地上遗留火种，在路上捡他人财物，无故进入别人家庐帐。因为牧场是牧民视为生命和财富的源泉，若牧场失火焚烧，延及他处将会遭受到极大损失、难以弥补。而在道路上捡人财物及无故进入别人庐帐，则视为存心不良、伤害他人，有偷盗之疑，故其刑罚极严厉。若犯有遗火行为则要“诛其家”；犯有捡人财物及进入庐帐，亦要“诛其身”。

出行禁忌　蒙古人出行常观察日月盈亏以作为行止的决定，凡在新月初见前，下弦之后的月黑之夜皆忌出行。这是指农历每月初三之前，二十二或二十三日之后的十天内是忌讳出门远行的。《黑鞑事略》记载说：“其择日行，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则拜。”又说“若出行，骑而相向者，其由左经过则谓之相顺”。又出行时，忌闻雷声。他们认为天是人世间的主宰，雷声乃是上天的警告，俗称为“天叫”，此日不可行兵出师。若在经行途中闻到雷声，则以手掩耳，屈身伏地作躲避之状。若遭雷火霹雳则尽抛其家资牲畜而逃，必须经过一年之后才能返回原地。又西夏人出师行军有用单日、避晦日的禁忌。^[42]

总之，以上种种忌讳，就其本质来说乃是各族社会生产形态所决定，它是物质基础在文化习俗上的表现。在生产形态相似的契丹、女真、蒙古人中，他们由于游牧经济大略相同，因而其种种迷信、禁忌等文化形态亦相互影响而被渗透接受。当然由于各自传统的相异、各族亦有其自身的特点存在着。

【注释】

[1]五京中寺庙有：兴中府灵岩寺、阳台山清水寺、易州涑水县金山演教寺、蓟县独乐寺。西京大同府下华严寺，均梁枋彩画，飞甍连栋，寺塔高耸有八角十三层的规模。金代上京著名佛寺有庆元寺、储庆寺、兴王寺、宝胜寺、光林寺等。近年来城内还出土不少金代小铜佛、铜佛龛、千手观音等许多佛教文物。又在绥滨地区金人墓葬中出土有玉雕飞天随葬。这些都反映佛教由内地深入边远的黑龙江地区。金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城内，佛寺更兴隆，城内“刹庙林立，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参见阿城都僧录《宝严大师塔铭志》。

[2]参见《大金国志》浮屠。又日人野上俊静《辽金佛教》。

[3]刘浦江撰文指出金代统治者虽礼佛而不佞佛，对于佛教的政策主要是利用与限制并重。此说见其所著《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一文，载《佛学研究》1996年第5辑。

[4]详可参阅《陔余丛考》卷18。《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5]参见《通制条格》卷29《商税·地税》条。

[6]张养浩《归田类稿》卷2《时政书》。

[7]详可参见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

[8]参见《十驾斋养新录》卷9，《大义略叙》。又瞿佑《归田诗话·宋故宫》云：“元西僧皆戴红兜帽。”《宋人轶事汇编》下引。《大义略叙》则记元僧“衣黄衣”，疑误。今案元《通制条格》卷29有《汉僧红衣》条，云：“汉儿和尚每穿着‘土钵’（当是吐蕃异译）和尚红衣一迷（疑作‘味’）地行有，钦奉圣旨，那般着拿着。”据此，则明载西番僧人服红衣而汉僧则禁止着红衣。否则就是犯法，官府要捉拿问罪。

[9]关于元代在番僧的种种形象及其活动，详可参阅沈卫荣《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行事钞·头陀行仪》篇说：“头陀者，汉言抖擞，谓抖擞烦恼，离著滞著。”《大乘义章》卷15称：“头陀、胡语，此方正翻名为抖擞……如衣斗拣能去尘垢，修习此行，能舍贪著，故曰抖拣。”

[11]《雪楼集》卷21，又见《元典章》、《礼部·释道》。

[12]头陀教在金代流行于北方，入元之后，亦向江南地区流传散播。元朝政府且在江南诸路设头陀教门都提点之官进行管辖。有关头陀教称糠禅，可参看周良霄《元朝史》。

[13]详参吴晗《朱元璋传》。

[14]杨讷著《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探讨了元代白莲教的渊源、发展，以及与明教的关系，可供参读。

[15]王重阳，士人出身，早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举后，思想上嫉时愤世，抛弃功名，周游各地。自称于今陕西户县之甘河镇逢仙人吕洞宾的化身，受指点，得到修炼秘诀，乃弃家别妻，云游终南山。后传道至山东昆嵛山（今牟平县东南）一带，为当地人马钰、孙不二夫妇所信奉，为之建屋舍、立庵堂，遂创立教名为全真教。此后，凡信奉其道的人皆称全真道士。
　　全真道的宣传主张“以无为体、妄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此见于《丹阳真人语录》。

[16]道书中称为北七真。据王粹《七真赞》所述：北七真为王重阳及其弟子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丘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金阳子）、郝大通（一名璘，号广宁子）。后来，以王重阳为开教之祖，不列于七子之内，而另增马钰之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是为北七真。其派别有“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

[17]此时正值蒙古兵南下中原，兵戈不息。中土士民遭俘虏者甚多。蒙古人以奴虏待之，备遭苦难。丘处机利用其宗教地位，解脱士民，使他们挂名道籍，人数多达数万，又劝成吉思汗“止杀”。故全真教颇得到当时士大夫的赞颂，其教又借此得以广泛传播，成为道教的主流。丘处机事迹详可参看《元史·释老传》《长春真人西游记》。
　　又近人陈垣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亦可参考。

[18]详可参阅郑素春所著《金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以及《元朝统治下的金真道派，1260—1368》两书，（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

[19]正一教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奉召进京，元政府即命总领江南道教，待遇优渥。其徒张留孙亦随从入京。元帝先后授以“玄教宗师”“大宗师”“大真人”封号，又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至元二十八年，张与棣袭掌江南道教，后成宗即位、命设醮于圆殿及长春宫，并命天下行其醮典。其弟张与材嗣为第三十八代教主封天师，故正一教在元代历久不衰。至英宗时，张留孙弟子吴全节继授大宗师、弘文崇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

[20]《元史·释老传》云：“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人，不苟侈于己。”六传至孙德福，元世祖命统辖诸路真大道教。又三传至张志清，其教益盛，元廷授以“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玄应真人”等尊号，其教徒除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外，在江南地区亦有信仰者。

[21]以上见《秋涧先生大全集》卷40、47、61诸篇。

[22]参阅刘祁《归潜志》卷12。

[23]回教即伊斯兰教，金代已有称“异习览”，即伊斯兰的异译，见《金史·粘割韩奴传》。

[24]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元廷下令取消回教掌教所管理词讼的权利。把审判权收归大理寺及有司。见《元史·仁宗纪》。

[25]见孙贯文《重修礼拜寺碑跋》，载《文物》1961年8期。关于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情况，可参考杨志玖先生《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探》一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6]参阅道生编《蒙古出使记》、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及《马可·波罗游记》。

[27]参阅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又周良霄《元和元以后的基督教》，载《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28]见《金史》卷28《礼志》。

[29]洒马湩是一种仪式，犹如汉族的酹酒于地，金人的“抛盏”把酒杯中的酒泼出之俗具有相同意义，均是表示对天地祖宗的诚敬。

[30]《元史》卷72《祭祀志上》。马晓林撰《元代蒙古人的祭天仪式》一文（载《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此文对元代祭天仪式及其特点论文甚详，可参看。

[31]《元史》卷72《祭祀志》记祭祖宗神灵的情况说：“每岁太庙四祭……以蒙古巫祝……呼累朝帝后名讳而告之，由蒙古博儿赤割牲，太仆卿以朱漆盂奉马乳酌奠。巫祝以国语告神。”

[32]《金史》卷35。

[33]见《辽史》卷49《礼志》。

[34]据《辽史》帝纪记载如道宗清宁元年，射柳迄，诣风师坛再拜。七年六月丁卯，致祭射柳，赐宴赏赉有差。戊辰行再生礼，复命群臣分朋射柳（卷21《道宗纪》）。据此辽人射柳活动比较频繁，它不限于祈雨时举行，其他节日及行再生礼时皆有射柳活动。其带有娱乐性则详见下章。王承礼有《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一文，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可参考。

[35]唐统天《辽代“射鬼箭”浅探》一文，对此论文甚详，可参看。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评林》1982年第3—4合期。

[36]《辽史》卷116《国语解》。

[37]《金史》卷23《五行志》。

[38]《旧五代史》卷137。

[39]元谢应芳《辨惑编》卷1《疫疠》。

[40]见《黑鞑事略》。

[41]《大金国志》卷35《杂色仪制》。

[42]《宋史》卷486《夏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