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社会各种宗教信仰并行

1．佛教与喇嘛教

契丹、女真、蒙古人初期信仰巫教，及其势力向四周扩张，吸取外来宗教以充实精神文化，因之，佛教应运而渐被吸收，成为他们的主流宗教。

在辽、金建国时期，传统佛教在东北地区已盛行起来。上京东京诸地均有规模宏丽的大佛寺。辽太祖阿保机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在建立上京城邑的同时也兴建佛寺。太宗取燕云十六州后，佛寺则已遍布五京地区。^[1]一些著名寺庙各有贵族们支持和布施大量钱财，且能雕印大部帙的佛藏经典。有些寺庙还拥有朝廷赐给的税户，替他们服役、耕作田地，缴纳赋税。不过那时出家为僧尼多数还是汉人，契丹人则为数极少。

金代统治者多有信奉佛教者，金初宗室大臣斡离不（汉名宗杰）就是一个“喜谈佛道，军中号为菩萨”的人物。章宗太后崇佛十分虔诚，临死前还遗命要在和龙建造庙宇替她祖先荐福，以求庇护。及章宗继位后，即遵照遗命在京城营建宏伟庄严的大明寺和九级浮屠，^[2]付给度牒的僧众达三万人。百姓风闻，趋之若鹜，愿剃度出家为僧尼且达五万人之多。为了容纳如此众多的僧尼，章宗又在寺旁四侧再建八个寺院作为僧尼持业净修的场所。一些贵族官僚崇佛弥笃，也有让家属出家，“舍男女为僧尼”。由于统治者的佞佛和竭力提倡，辽金时期佛教得到蓬勃发展，香火日益隆盛。由于信佛，崇拜神灵护佑，契丹、女真的显贵们多有以佛取名的社会风俗，如小名有称“观音”、“菩萨”、“佛留”、“佛哥”、“佛奴”等，于此亦可见辽金人信仰、佞佛的普遍程度。^[3]

金代有名望的僧人地位很高，待遇也十分优渥，有朝廷赐号的僧人称“大师”、“大德”，披御赐的紫袈裟。在京高僧称为“国师”，服红袈裟，其出入威仪犹同帝师，统治者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在地方上各有僧官统辖僧众，在帅府地区，称“僧录”、“僧正”，在州郡地区称“都纲”，在县一级称“维那”，自上而下，逐级管辖。若僧徒犯法，杖以下罪由县维那审治，杖罪以上，申报都纲、僧录处理。僧官拥有对僧尼的司法权，地方政府一般不得干预，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信仰上的权威，是一种特殊阶层。

在元代由西藏地区传入的喇嘛教受到统治者的特殊尊崇，奉为“国教”。忽必烈时，尊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帝师，亲自接受他的法戒，并封他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师”，后又加尊号为“大宝法王”，统率西天（藏）十三万户人众，又特建崇政院作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以帝师为院使，管理全国僧徒。又下诏令天下郡国皆建立帝师殿，其仪制略同于先圣先师孔子的文庙。此后国师世世相承袭，每逢新帝将立，必亲身到帝师处灌顶受戒，执弟子之礼，方能正位大宝，登上皇帝宝座。

在帝王崇佛之风的浸染下，除贵族官僚外，宫廷后妃、公主等贵族妇女亦无不风靡事佛，向帝师顶礼膜拜，或迎请到宫廷府邸宣传佛法，大做佛事，甚或削发剃度作为佛弟子。^[4]

统治者的信佛、佞佛，使西番喇嘛僧享有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宣政院管理着全国僧徒，有关词讼由各级僧官判断。喇嘛僧时常出入官府衙门，有些僧官，恃仗权势，且有咆哮公堂、闯入官衙寻衅闹事、殴打长官。专横者甚至敢与诸王、公主争道，指使侍从僧众持棍打人。他们从皇权中取得对神权的庇护，由宣政院拿到圣旨；凡平民殴打西僧要截手、骂西僧要断舌。

他们为皇帝祈祷祝福，大做佛事。做佛事时，则要求赦免罪人称奏释罪囚为“荐福”。凡奴婢杀主、妻妾杀夫等触犯刑律的事发生，只要有僧官做后台、或作说词、或加包庇，都可以“夤缘幸免”。他们还领有朝廷颁给的金银牌符，所到之处可以乘驿传站赤周游各地。所乘驿马任意取索，多时竟达数十百匹，所过之处，强索民夫车马、酒食、连官府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否则就会横遭不测之祸。一些大寺院的僧人亦恃仗着权势，在经济上大捞好处。他们可以容隐人户、可以开设店铺、可以放高利贷、可以做买卖不纳税，还可违法夹带商贾做偷漏税的勾当，从中图谋私利。有些僧人还假借做功德、造佛寺的美名，私自做着抽阄赌博等非法的摄利活动。^[5]

喇嘛教属佛教大乘密宗，其宗教仪制名目繁多。做佛事俗称“做好事”，几乎年年月月都有。如至元二十四年做佛事，设三十三会，次年，大护国仁王寺做佛事，设五十四会。佛事的名目有“佛顶金轮会”、“三禅会”、“资戒大会”等等。至元中，内廷佛事名目每年达百余次，平均约三日便有一次。此后逐年还有增加。到了成宗大德七年，做佛事且增多到五百余次。仁宗延祐四年统计为做佛事所花费用的食用物品仅面439　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其他各物尚不计算在内。次年各寺庙又大肆铺张地做佛事，仅用羊一项即达万头之多。诸佛寺还多次缮写金字藏经，每一次缮写就要用去金3000余两。元贞元年，国忌日行香，单供僧众的斋饭一次就达7万人的供应量。统治者对各大寺庙的施舍也十分慷慨，每次赐田少则数百顷，多则千万顷。所赐财物有金、银、钞、杂彩缎等，动辄百千两、数十万贯匹。这些施舍养肥高级僧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惊人，即使是藩王、国戚也不能与之相比。忽必烈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获朝廷宠遇，除拥有大量赐田外，由他役使的佃户即多达50万户之多，却不向国家缴纳一粒的租赋。他甚至在临安挖掘南宋历朝皇帝的坟墓，从尸骨堆中大发横财，真是骇人听闻。^[6]

元代僧寺之多，僧人之滥、僧徒之骄奢，做佛事之靡费，役使民户之多可说是历朝历代所无有。所谓“今日诵藏经，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构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形象地勾画出喇嘛教盛行之风。^[7]

元代西番僧人的日常生活与中土传统佛教徒颇有不同。高僧常加“吉祥”尊号，他们着红衣，头戴形状似兜鍪的红帽子，或顶笠、着靴及透籍析居。^[8]他们还可以娶妻生子、饮酒食肉，不戒荤腥。西北的河西一带风俗，女子出嫁前夜且有请和尚破红的陈旧习惯。时俗认为妇女受帝师法戒或与喇嘛交合，不是淫佚罪恶，而是“赐福种”。《草木子》记载此俗说：“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妾，时时延帝师堂下，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妃主之寡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风所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室），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鞫，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又《大义略叙》载西僧奇异之俗云：

（西番僧人）供佛则宰杀牛马，刺血涂佛唇为“佛欢喜”，斋僧则僧妇僧子俱来，皆僧形僧服。人家招僧诵经，必盛设酒肉恣餍饫归为有功德。

又说：

（大都）镇国寺……有佛母殿，黄金铸，裸形中立，目瞩邪僻，侧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视金佛之形。旁别塑佛与妖女裸合、种种淫状，环列梁壁间，两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儿、或啖活大蛇，种种邪怪。右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儿，赤双足，踏一裸形妇女，颈擐小儿骷髅，名曰“罗睺罗佛”（相传此教妖僧时杀人祭而食，手持人指节骨数珠，此妖乃西蕃人……曰“帝师”）岁岁四月佛诞日、二月哪吒太子诞日，佛母殿四角置大饔，贮杀童男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剑俯视饔中血。僧裸形作法，祷佛取血涂佛唇为祭，与虏主以次分银饔血饮。……四月八日留僧宿于穹庐，虏主妇焚香跪礼。僧始与同寝，众僧与鞑主群雌（指妃嫔）亦然。至抚摩咒咂金佛男形（指阳具）无所不至，谓之“度佛种”。僧惑郎主曰：“若郎主、郎妇眷属，若我之身皆同出于佛所生。”鞑主惑为然，敬信过真佛。愿生佛为子，故建佛母殿。

《大义略叙》为宋末元初人郑思肖所撰，他身经亡国之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嫉恶元朝的统治，其叙录所记或许带有偏见及失实之处，但这里所叙佛母殿种种绘图以及“度佛种”仍大体可信。喇嘛教此种习俗，与传统佛教戒律正身修己有异，元人佞佛信佛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元统治的迅速腐败与衰亡，喇嘛教在中土的影响亦随其统治垮台而衰落。^[9]

2．民间宗教

与元统治者崇信喇嘛教不同，中土民间百姓则多信仰头陀教、白云宗、白莲宗等民间宗派。兹分述于后。

头陀教是金元间流行于民间中佛教的一个别派。头陀二字系从梵文直译过来，意思是舍去贪欲意念。一些佛书中也有把头陀意译成“杜多”“斗擞”“抖拣”“洮汰”等不同写法，此教一称“糠禅”是金代天会年间和尚刘纸衣所创立、糠禅意即为吃糠坐禅，是正统佛教徒对信仰此教的异教徒的耻辱称呼。^[10]不过，头陀之称，更为通俗流行。

头陀教的教义要求信奉此教的僧徒要清心寡欲、舍去贪心，信守头陀行中的十二条教规：大体说来，在衣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中保持艰苦朴素。衣要穿常人所不穿、缝纳而成的“扫粪衣”，不能多置，也不能多穿，只能用供替换的三件衣，不用其余长衣；食要向人乞讨求食，不吃僧寺和施主专供的斋饭。每日只吃午前一顿正餐，其他时间不吃正食，不能多吃，乞讨得来的食物盛满一钵便要停止，不可多受多要，称为“节量食”。否则就是贪心的表现。住要住在远离人家烟火的僻静空旷闲地。坐要坐在荒野坟墓之侧或树木下露天地方，席地瞑目而坐，不横卧。据该教所称，信徒们若能奉行这些教规，修习精勤，便能解脱现世间的苦难而成佛。据称，信奉此教者在北方燕京地区多为市井工商之徒，进入到元代，信徒则多为下层平民，士大夫阶层则绝少信奉。^[11]看来，这些头陀僧在入教前多数是贫苦无依、生活遭受磨难，即所谓受苦受难之人。入教后则成为沿街挨户、托钵求食、号为头陀的苦行僧。^[12] 在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类托钵头陀敲打木鱼沿街乞讨的一些形象和踪迹。

白云宗是主要流行于江淮以南广大地区的一个佛教派别，相传该宗创立于北宋末年，因其创始人居住在杭州白云庵修行而得名。白云宗尊《华严经》为最高佛乘，把修行成佛分为十个等级，称为“十地”，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提倡以忠孝慈爱为本，早夜持诵修行，亲自耕作田地自活，生活上蔬食，不吃荤酒、不娶妻房。僧徒自称“道民”、“庵主”。到了元代时期，白云宗僧徒增多，约有十万人。少数信徒中亦有蓄发娶妻，这可能是受西番喇嘛教的影响。不过元统治者认为白云宗不是正统佛教组织，曾下令禁止流行。由此白云宗势力渐衰，不少僧徒多转投到白莲宗门下去修业。

白莲宗是佛教净土宗的一个门派，该宗创教晚于白云宗，据称为南宋初期江南吴郡茅子元所开创。该宗劝人皈依三宝、接受五戒，只要诚心诚意口念阿弥陀佛，代众生礼佛忏悔，即使“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信禅定”，在死亡之后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该宗还强调信徒们素食，“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民间称其教义颇与禅宗、净土宗相似。其仪式也简单易行，只要口到心到，便可成佛，由此之故颇为城乡平民百姓尤其是贫苦大众所乐意接受。史称“愚夫愚妇”、“聚落田里”皆乐从其教。

信仰白莲宗教徒经常烧香聚众，讲说佛法，男女混杂一起、昼夜出入。元统治者最怕群众聚会，滋事生非，目为异端，曾屡次下令禁止其流行，地主老爷们则诬称他们为“吃菜事魔”。但是思想意识中的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消除的。教徒们为了生存，转而去崇拜弥勒佛。于是白莲宗与弥勒教相混合起来，声称弥勒佛是释迦牟尼子弟，即将化身降生人间，解脱世人苦难。此说众口流传，到处蔓延，实际上是贫苦大众借着宗教的信仰、语言对现实世界的腐败所发出的不满呼声。平民百姓彼此心息相通，互相交流，彼此争相趋附，信徒不断增加。到了元末，白莲教徒便成为反抗元朝统治的基本群众了。

元代民间还流传着一种称为“明教”的宗教组织，它渊源于唐宋以来的祆教，不事鬼神、不立寺庙，只供奉摩尼为天神。它受到正统佛教徒的排挤和打击，被统治者目为异端，把摩尼中的“摩”字换易成“魔”字，故民间亦混称作魔教。北宋末年，方腊在浙东地区举行起义，就颇有“吃菜事魔”的魔教徒参加，故受到政府的迫害，由此逐渐衰落下去。其信徒遂转而混合于白莲教中，并与盛行于广大群众之间的佛教、道教的成分相混，另创明教组织。明教徒既尊摩尼（一作牟尼）为光明之神，礼拜日月，又崇信白莲宗所提倡的佛教弥勒佛降生人世之说，还把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教主张角尊奉为教祖，在宗教教义上可说是个大杂烩。

明教徒服色尚白色，亦提倡蔬食、戒酒，主张裸葬，讲求团结互助共济，彼此称为“一家”，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在斗争着，光明的力量终将战胜黑暗的力量。这些主张给崇信此教的信徒们增加斗争的信念。元末在皇觉寺做小沙弥的朱元璋就是一个明教徒，他后来推翻元朝建立国号为“明”，便是与明教崇拜光明的“明”有着密切的关系。^[13]

白云宗、后称白莲教的白莲宗、明教的僧徒都主张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不饮酒、不茹荤、讲互助团结，又常成群结队、烧香拜佛，用符水替人治病。同时他们又受到正统佛教徒的排压和打击，被视为异端邪说，被诬为吃菜事魔，但哪里不平就有我。吃菜事魔在江淮以南民间有着广泛生息的土壤，统治者虽屡加禁止，但信仰者却日益增多，到处有他们的秘密组织在布道传言，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活动。当元末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人们思想上有动荡不安的焦虑时，他们便乘机互相联络彼此沟通，通过预言、谶语，喊出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宣传口号，并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等歌谣以鼓舞人心，增添斗志，从而把各地以烧香聚众的信徒们从四面八方集结起来，向官府地主豪绅及其代表者元王朝发起了震天撼地的反抗斗争。^[14]

3．道教的传布

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多有演变。在辽金元统治时期其崇信地位仅次于佛教，但人们对道教的信奉程度则不如元代崇尚喇嘛教那样举国如狂如痴。(www.xing528.com)

金元时期道教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流行于北方的全真教，另一派是流行于南方的天师道正一派。

全真教是金世宗时陕西咸阳人王中孚所创立。王中孚一名喆，又号“重阳子”，故人们亦常称为王重阳。^[15] 其教主要流行于今山东文登、宁海、莱州沿海一带，教旨以识心见性为本，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又主张道、佛、儒三教兼修，劝人读道书老子《道德经》，奉为经典，又读佛书《心经》、儒书《孝经》，即可修正成道。

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全真教得到发展，先后创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等会道门，宣传三教同归可以修正成道的宗旨。他们持业的特点是淡泊自适、不尚符箓、不事烧炼，履行道士出家的规则。他们中的上层道长也多接近官僚士大夫，彼此间常有诗文唱和。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金朝廷见此教发展迅速，惧怕有“五斗米之变”，以“惑众乱民”为由，与五行、毗卢等会道门一并禁止，但不久即解禁。

王重阳收有高徒七人。以丘处机最著名。^[16] 约当金元之际，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奉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召，前往漠北，并伴同成吉思汗西行至中亚，赐号神仙，拜“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17]故当元之世全真教在北方门徒众多。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王重阳及其弟子七人均被赐封为“真人”，待遇优渥。但此后在佛道的相互斗争中，终不敌喇嘛教的排挤打击。^[18]

与全真教并峙的道教派别有正一教，它是金元时期道教中符箓各派的总称。它渊源于东汉张陵所创建的五斗米道，因张陵曾被历代统治者尊封为天师，故亦称“天师道”。此教主要流行于大江南北，自唐、宋以来分散行道于南北各地区，因此，道教符箓各派诸如“上清”“灵宝”等派遂与天师道合流。

元世祖忽必烈平定江南后，为统治需要立即对此教派进行抚慰，封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总领江南道教。张宗演死，其子张与棣继封为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死，由其弟张与材继承为三十八代天师。正一教主，总领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此后凡道教符箓各派均归其统辖，遂改称为“正一教”。^[19]

正一教主要奉持道经《正一经》，崇拜鬼神，用画符念咒等方法降神驱鬼，替人除妖捉怪，祈福消灾。江湖上那些驱鬼役神、烧符念咒的道术之士多属于这一类人物。道徒们还可以结婚生子。历代张天师便是后房侍妾众多的大法师。

全真教和正一教两大派别在教义、仪式、宣传方法上各有不同特点，大抵全真道教讲炼气，不事外丹烧炼，不重仪式；正一教专讲符箓、驱鬼役神，仪式繁琐。在传习方面全真教讲求德行清修，择徒而授；正一教则以家传世袭为职，代代相传不替。

道教除全真、正一两大宗派外还有大道教、太一教，亦流行于金元之世。大道教为金代沧州人刘德仁号无忧子所创建，其教旨以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虚心实腹、守气养神为主，与全真教义略有相似之处。金世宗大定年间，刘德仁以其道行得朝廷认可，赐号“东岳真人”，后弟子相继五传至郦希诚时，乃定名为“真大道教”。^[20]

太一教的流传似比真大道教为早，早在金初太宗天眷年间，由河北卫郡道士萧抱真所创立。该教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以符箓、祈禳、驱神弄鬼为务，出入王侯后妃及权贵之门，为他们作法祈祷，自称“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故受到金统治者的礼敬。^[21]

总之在金元时期，道教虽不及佛教盛行，但仍继续得到发展。金代在燕京南北皆设立道观，朝廷亦设有专门管辖道徒的机构。在帅府所在地置“道录司”，从道士中挑选精专法箓的人充任，道录司正官称“道录”；副官称“道正”，任期三年，满期后调转，另择他人。熙宗时又设置道阶六等，有“内侍宸”“授经”等名目以安置道教中的上层人物。金贵族中信奉道教者常为施主，时常向道观供奉斋银，所施动辄有千缗之多。元代统治者虽尊奉喇嘛教为国教，但对道教亦因俗而治，加以扶持优奖，尊为天师、真人。全国各地道观祠宇、宫坛林立，其“琳宇之穹崇，璇宫之宏邃，出于国家之经费莫之靳”，道徒与佛徒得优待可免赋税。其挂名于道籍的人数，据称有30万以上，民间一般信徒，还未计算在内，可见道教流行之广泛。

4．萨满教的流传

除佛道各宗派外，在东北一带民间还信仰着萨满教。它流行于民间，一称珊蛮教，系音译的不同。它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因主持仪式的巫师称萨满而得名。萨满原意是指“因兴奋而狂舞的人”。主要生存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该教信仰鬼神，认为万物有灵，人死后灵魂不灭，宇宙万事万物、世间一切祸福皆由鬼神主宰着。神灵能赐福人们、魔鬼能降灾人间。萨满神是保护族人的神，是族内选派出的代言人，巫师就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化身，能替本族人护财消灾、治病求福、保平安。

萨满教还有种种宗教节日和繁杂的仪式。每逢宗教节日，或本族内发生重大事件时，巫师便举行祭祀、主持祈祷仪式为本民族成员向神灵求福佑、保平安，使六畜兴旺、财运亨通。若人们有疾病，巫师们则跳神舞，舞之蹈之，以符水、草药替病人治病。据称萨满巫师还按照其神通、法力大小，各有不同的名称和职位分工。他们世代相传指定授受，其法具有神衣、神帽、神鼓以及靴、刀、杖等仪物和各式各样的奇怪偶像，这些东西都被赋予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在辽金元统治下，契丹、女真、蒙古人多尊崇萨满宗教，其习俗和仪制一直被保留下来。尤其在边远辽阔的广大牧民中，信奉者更多。契丹族人的祭山神、射鬼箭、再生仪的活动，蒙古族的祭天拜祖、庭燎跳神等等，都是萨满巫术的保留，其有关仪制习俗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交代，这里略不备述。

总之，佛教创设种种神佛，勾画出天堂地狱，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以人世间不同劫难作为宣传，通过念佛持诵、布施财物作为手段、以勤修善行，来世能生净土乐地作为说教。道教则讲求炼丹养气，求长生、登仙界，以符箓咒水、役使鬼神、替人治病除祟，又设立种种仙界职位宣传诸位神仙主管天条，而设坛斋醮祈禳则可以使人转祸为福。种种奇谈怪诡之说无非是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非世俗的、梦幻般的道路上去。这对于富贵者来说，既可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欲望，又可以寄托希望于来生来世，成佛成仙的心理要求。对于贫贱的士民来说，生老病死以及人世间种种磨难，通过修今生、获善报，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佛道既能获得统治者的扶持和优遇，也能获得士民广众的敬仰和崇信。

辽金元时期，统治者文化程度相对滞后，宗教气息就显得浓厚。加上辽金元时期长期兵戈不息，社会动荡不宁，一些知识分子屡遭政治上压抑，仕途艰难，为获得心态平衡、转入于佛道中求生活，开山门、立仪制，招弟子宣教旨，这就是此期中宗教信仰活跃的社会基本因素。^[22]

5．回教与也里可温教

回教和也里可温教都是外来宗教。回教即今日所称的伊斯兰教，在元人的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这是波斯文的音译，意思指“明哲的人”。^[23]景教元时称也里可温教，蒙古语的原意指“有福禄的人”，又转称为长老，他包括凡信奉十字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派。

回教系七世纪初为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上所创立的一神教，崇信《古兰经》，奉为经典，尊“安拉”为唯一天神。穆罕默德自称是天神的使者，劝人对神礼拜、斋戒，相信人死后能复活和末日审判。人们的命运系由安拉前定，此外别无神灵，故排斥一切异端。回教约在唐代传入，后渐式微。在辽金时期流行于西北边陲，在元代中西交通打开，大量回族人辗转进入中原各地，或任官、或经商、或屯戍、或居留传道，且买田建舍，成家置业，娶妻生子，由此人口滋殖。

元代由于回族人口繁多崇信此教，敕命设立回教掌教所，以管理回民事务及相关词讼，^[24]并使其教徒为国家祈福，保佑国泰民安。据称在元代回教教堂遍布全国各地，尤以西北及大都人口繁多，信仰亦夥。

回教的流行，尤其在云南及陕甘地区，信奉者极多。阿难答崇信回教，使其属下约十五万蒙古军人亦改奉回教。其所居地则“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所”，其所建教堂极高峻，常有信奉者登楼举手向天呼号、发誓，以祈求天神福佑。又回教徒作礼拜时，有向西行拜天之礼的习俗。^[25]

与回教传入的同时，由西方人所信奉的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也流传入中原。早在蒙古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诸部中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均有部人信奉。据称成吉思汗的儿媳妇，即其幼子拖雷之妻就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徒，而定宗贵由也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蒙古大汗。及元朝建立，基督教也取得了元统治者的认可，允许在全国各大都市中兴建教堂，布教传道。元朝廷为之特地设置崇福司的机构，专门管理全国也里可温十字教祭祀之事。据《元史》卷89《百官志》记载，也里可温所属诸掌教司分布全国各地有72所，可见其规模及信奉人数之多。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元初在今北京、杭州、西安、甘肃、宁夏、江苏镇江、福建泉州等地，都有大量也里可温教徒及其所建立的教堂。如在杭州、镇江有七所教堂，泉州有三所教堂。其中泉州一所教堂据称是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妇女出资建造，该教堂建筑奇瑰，风格独特，具有西方浓重色彩。后来，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安德鲁也在泉州建筑了一座与之相比美的教堂。^[26]

也里可温教徒人数不少，据称其中有西方天主教方济各会与聂思脱里派的传教士来中国布道，宣传天主、耶稣种种灵验。他们携带来的十字为教徒们所信奉，十字者取象人身，揭于屋宇，绘于殿堂，佩于胸口，处处都有所见。故民间习俗亦称其为“十字教”，寺宇称“十字寺”，但在官府文书中则称为“也里可温”。元朝规定，西方人崇信也里可温者与中国的僧道一样，可获得政府减免赋税的优待，其中少数信仰者也有在元朝政府中担当各项官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本人及其父亲、叔父都是元朝任命的官员。至于任主教者，则有意大利人孟德高维奴出任大都大主教，他先后曾给大约六千人施行了洗礼。其中且有40个年龄从七岁到十一岁之间的小孩，他们还受到基督教礼节和拉丁文的教育。又在元代的禁卫军中有勇悍善战的“阿速”（亦称阿兰）军人约三万人信仰十字基督教。可见信奉基督的也里可温教在元代有着传播布道的土壤，并取得不少的成效。^[27]

可是在元亡之后，中西交通阻塞，也里可温教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传播渠道，也就逐步衰落，而气息奄奄了。

总之，辽金元时期是诸种宗教荟萃杂陈的时代。出于各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信徒们出入于玄妙庄严的佛寺道观、教堂，焚香顶礼、登高呼天、祈求神灵庇佑，给中原大地上的宗教活动添上了种种诡奇色彩。但归根结底，外来的宗教当它碰上了传统的儒学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佛教之后，彼此间亦会发生排斥和冲突。但在统治者照拂下，采取“因俗而治”，又由于统治者出身于非汉族，自有本身的信仰习尚，加之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较浅，同时，又有大量西方的宗教徒源源不断来中原，故使各种宗教杂陈，并得以乘机发挥其牵动心灵的迷人力量。

诸种宗教在辽金元时期，如何发挥其政治作用，因不在本书撰作范围，不再絮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