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城镇堡寨与村落兴起-辽金元社会与民俗文化

1．都市的兴起

辽金元时期都市城镇在中国北部地区得到普遍发展。辽代建立五京制度，其中西京（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原为唐宋以来传统都市，其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老哈河北岸大名城）皆是这一时期新发展的大都市。

金代建朝后，也仿辽制，建立五京。以发祥地会宁为上京，改幽州府（辽代南京）为中京，改大定府为北京，另以开封府为南京，东京辽阳府仍沿旧称。这里在辽五京基础上做出一些改动和有所发展。^[14]

据考古发现，在黑龙江区域，辽、金时代就有古城遗址一百数十座之多。在内蒙古地区仅昭乌达盟就有城址50余处，辽宁省城址有60余座。可见其数量颇多。五京中除上京、东京，其余都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其他则是一些州县、军镇城堡、交通线上的站铺，看守陵墓的堡寨以及猛安谋克戍守屯耕的聚落。一般说来，商业城市通常是在军队驻屯的聚居区及交通线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金代城市正处于由军镇城堡渐次向商业市镇发展的过程之中。

元代起于漠北，在太宗窝阔台时期便兴建起规模庞大的和林城，^[15]其建筑风格颇有西方伊斯兰色彩。其中大汗所居的宫殿万安宫就建有避暑凉台，有游赏的金莲池和温泉。宫殿之外，有蒙古王公贵族的宫室。

2．城镇堡寨与村落的兴起

如果说宫殿型的建筑仅是满足统治者的需要，那么城镇堡寨村社式的居民点的建立对于契丹、女真、蒙古各族人民来说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在辽金元时代漠南北及东北广漠地区先后建立起一批批新兴的军镇城寨，它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契丹、女真、蒙古人把征战所俘大量人口集中移居于开发区进行农业种植和手工业制作。这些新移民区有些直辖国家所统，但更多是分属于各级王公贵族，称为“投下”，或“头下”，所属户口称投下户，所属军州，称投下军州，其名称据户口多寡而定。^[16] 人数多，户口广的设军州；人数少、户口少的设县，以下则分别设镇堡、村寨。由此，大规模的土木建筑营建，一系列新的民房屋舍出现，星罗棋布地分散于各地，成为这一时期新景象。

为统治全国各地的需要，契丹、女真、蒙古也把属下的军民不断地南徙到中原以及江南、岭南等地，屯垦戍守。他们在到达新占领区后，第一件事便是安排生活，分配给土地耕作，建立新的房舍、新的城镇堡寨也就应运而生。以元代为例：在漠南地区，由蒙古贵族所建立的城镇就为数不少；漠北鱼儿泊附近，原是蒙古弘吉剌部领地，蒙古时期已出现人烟聚落。1270年前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贵族们的离宫、邸第，更在泊西建造了一座新兴的应昌城。在今漠南蒙古翁牛特旗先后出现了定居的全宁城。邻近长城的汪古部游牧地，早在金代便已在这里设置天山县、集宁县，元代又在原有基础上作大规模的改建，并升格为路。在黑水河（今艾不盖河）北岸还修造了一座以王府为中心的新城，后来称为“静安县”。在大青山麓则相继出现不少有蒙汉杂居的城镇村落，其房屋建筑除用瓦砖外，亦夹杂着随土所宜的土房、木屋，或用皮革茅草覆盖的简陋居室。这些都是由不定居到定居时陆续出现的景象。

再以辽代中京大定府为例，这里建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周围幅员三十里，内城北为皇城，皇室所居，自内城南门阳德门至外城正中之南门朱夏门有一条笔直的宽约64米的大道。大道南北经路各三条，东西纬路各五条，路宽15米。两侧街道坊门对称，整齐划一。城中有宫殿、市肆、馆驿、佛庙等建筑，行人熙攘。可见已非昔日模样。

村寨乡社是金元时期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这里可看到农村民居条件及其生产、生活的一般状况。元朝法令规定在县邑所属的乡村立社，其办法是居民有50家以上成立一个村社，以高年晓农事的一人担任社长。居民达100家则增设社长一人管理；不及50家则与近村居民合并成立一社。若地远人稀之处相并有困难，也可以酌情自愿成立一社。社长任务是督率教导社民安分守己、勤于耕稼，若有不务本业早出夜归、出入不时，或者服用非常、饮食过分，或者滥用钱财、毫无节制，原本是贫穷过日子骤然之间暴富起来，或者任意安置陌生人住宿，或者交结非类、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等等，统由社长督率教诫，若一旦发现社里有游手好闲、不遵从父母兄长教令以及凶徒恶党之人，社长先行告诫。若态度恶劣又不改正，社长便把名字记录下来在县邑所派出的提点官到村社视察时，便当着全体社员面前质询。若属事实则于村社门前白粉壁上用大字书写犯者姓名及其所犯情由通告全村。若本人此后能知耻改过，则由社长保明，申报官府抹去粉壁所写的通告。对毫不改悔的村民则罚充本社夫役，直至悔悟自新，方许除籍，至于一般民事纠纷亦由社长调解处理。社民若因事外出或经商，皆须由本社出具证明条子，才能向县府申请。社内不许居留外地人和陌生人，一旦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必须立即上报。这些规定显然对村社居民的行动有着严格的约束和限制。^[17] 元代村社制的实行，对安定社会基层组织起着积极的作用。

【注释】

[1]游牧民如果单独活动，人少力弱，容易受到其他部落民族的袭击。同时，水草地的占有和牧场分配，也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有所保障。因此，他们的移徙，不是单个的、自由的，而是部落式的群体活动。因此其集体性、组织力及战斗力都比农业区的农民强。

[2]1973年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2号墓出土的石棺画，绘有形象生动的契丹人毡帐形制，有助于直观感性认知。又，《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记述蒙古毡帐形制与居住风俗较详，可参看。

[3]捺钵：捺音纳，nà，捺钵意即为行营、行帐，犹如汉族皇帝出外巡狩时驻跸之处称“行宫”，其建构的不同是游牧族仍保持着移徙式的帐幕状态。(www.xing528.com)

[4]学术界对于辽代“四时捺钵”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其中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中指出捺钵在辽代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姚从吾先生的长篇论文《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无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将该制度与辽代社会风俗、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解读，值得一读。

[5]见《史集》卷2，及张德辉《岭北纪行》。

[6]阿保机在未即位前，曾以兵40万攻打河东、河北州县，获生口95000人，移徙到潢河之南，建龙化州安置，又把此前德祖撒剌所俘奚人7000户徙往饶乐州之清河，创建为奚迭剌部，分置13个县。把俘获生口、分土置州县，从事耕作，可见在以临潢府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已从游牧而定居化。

[7]据《辽史》卷2《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冬十月，建明王楼，此楼俗称即是西楼。述律后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

[8]《辽史》卷116《国语解》释西楼云：“辽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岁时游猎，常在四楼之间。”又《辽史·本纪》载：阿保机于建国六年，以所获僧人崇文等50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八年冬十月，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则太祖初期辽在临潢建筑有楼、有殿、有寺、有城郭民居，其土著化和定居化已成规模了。

[9]阿触胡为地名，译名亦作“安出虎”，其近侧河流即称作“安出虎水”，其地河流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阿什河。

[10]《马可·波罗游记》有专门篇章记述和林城，可供参阅。

[11]参见卢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对和林城修建的相关论述，可参见薛磊著，《元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4页。

[12]有关兴元阁建置请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大元敕建兴元阁碑文记》。和林城的建置及其沿革见清李文田《和林考》、《灵鹣阁丛书》中的《和林金石录》。

[13]有关元代都城北京城的建置，详可参阅近人所著《元大都》。

[14]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南京为东京辽阳府，升幽州为南京幽州府，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又改府名为析津府，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又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或五府。金自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定都中都大兴府后，又有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为五京。可见金代五京制度系参照了辽制，而五京的名称与地点的改称则因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余蔚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设有专章探讨五京制度的设置沿革及其意义。

[15]和林城故址在蒙古国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元史·太宗纪》载：“筑扫邻城，作迦坚寒殿。”据《史集》卷2记载：迦坚寒殿系由伊斯兰工匠所建筑，具有西方回教国家的建筑风貌。《辍耕录》内八府宰相条云：“扫邻者，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据此，所谓扫邻城乃王公百官的府衙及其住宅的集中地。元周伯琦《近光集》云：“察罕者，白海也。茶寒同义。”李文田《和林诗注》云：“和林有万安宫、有凉楼、有金莲池、温泉。”见《和林考》。又辽代的考古发现可参考冯永谦著《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载《辽金史论集》）。

[16]关于投下军州制度的概况，可参见《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106页。

[17]见《元史》卷93《食货志》及《通制条格》卷16。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设有专节讨论元朝的基层行政编制与村社制度的关系，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