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的毡帐与四时捺钵

1．毡帐——千人大帐

居住是人们借以栖身生活的基本要件，衣食住行的四大要素之一。它受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物质文明进程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社会、家庭、个人所能提供的各项物质条件的影响。藉放牧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无论是契丹、女真还是蒙古人，他们居住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居住随季节变化而转移。人们逐水草为生，居无常处，以移徙为家，以毡帐为庐室。它与农耕为业的居民无论富贵贫贱皆居有定处不同，故史书上常称他们之国家为“行国”。《新唐书》卷219《北狄传》记载：契丹族“射猎居处无常”，与契丹族比邻的奚族“逐水草畜牧，居毡庐，环车为营”。契丹的别种室韦，亦是“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居”，“所居或以皮蒙室，或屈木以籧篨覆，徙则载而行”。居契丹之北的靺鞨黑水部（女真族的先人）也是“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生活在大漠南北的蒙古族则是“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北方游牧民族这种以庐帐为居室、移徙不定的生活方式也就决定了它与汉族传统居室的异点。

毡帐即帐幕，大体上用毛毡、皮革、柳条、木材、绳索编制组合而成，即今日所称的蒙古包。它因物产所出、因地制宜而取材，制作简单便捷，易于装卸移动，适宜于北方游牧民的不定居生活。毡帐的式样，通常是上方圆顶，中央隆起向四周下垂，仿佛如天空形状，故称“穹庐”或“庐帐”，又因其原料主要为毡毛，故亦称“毡帐”。《元文类·工典说》：“庐帐之作，比于宫室，于野于处。”又说：“无常居，故为穹庐，以便移徙。”说明了毡帐的设施与作用。

帐幕有大有小，牧民们一家大小聚处于帐中，帐幕多用羊皮毡制成，视人口、家庭财富、社会地位不同而在装饰上有奢华俭朴之别，其间差别悬殊。一般来说，普通牧民系散居，以家庭为单位。当他们移徙时，并不是一家一户单独进行，而是一群群地随着部落而集体移动。^[1]移动时，全家大小把帐幕、杂物等一切用具都装载在大车上，赶动牲口起行。妇女老少，或坐或行。坐则随车，行则骑马随行。当他们到达新的牧地停驻下来时，便从大车上搬卸下所载的帐幕及杂物。凡有劳动力的人口都一起动手，很快地便把帐幕架构搭建起来。于是一个个白色帐幕在绿色草原上分散点缀，与蓝天白云相映。人们便重新开始了这种移徙不定的生产活动，周而复始。^[2]

草原贵族们的毡帐通常宽敞、明亮，华丽而又讲究，牙帐大者可以容纳数百人乃至近千人之多。此类大帐幕蒙古语称为“斡鲁朵”或“斡尔朵”，汉语转译时据其语意称为“宫帐”。辽代、元代帝王后妃都拥有各自的宫帐。如辽太祖、太宗及述律皇后都有各自巨大的宫帐。宫帐内设有“著帐”诸局，分掌帝王后妃们日常生活如笔、砚、牌印、茵褥、灯烛、车舆、御盏等各项杂事，其奔走服侍者多从年轻贵族子弟中择取选用，称为“著帐郎君”。皇帝死后，其宫帐不撤，依旧存在，由后妃们继承以陪奉陵寝。新皇帝即位则另外设立新宫帐。

元代的宫帐之制，据《草木子》记载：“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作“斡耳朵”。

蒙古时代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入主中原的元世祖忽必烈都各自拥有四大斡鲁朵。在斡鲁朵中，有各色执勤人员称为“怯薛”或“怯薛歹”，他们轮流宿值，执掌着日常各种事务，犹如辽代的著帐郎君。若比拟汉制，则犹如汉代的郎官和唐代的内侍省以及宫禁宿卫军人。入则随从，出则可为地方将官。是皇帝的亲信人员。

元朝大斡鲁朵及其移徙情况，宋人彭大雅《黑鞑事略》中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记录。兹撮录其大略如下：

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鞑王日徙帐以从猎较。凡伪官属从行日起，营牛马橐驼以挽其车，上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谓之“饮食车”（移徙时）如蚁阵，萦纡延袤十五里……得水则止，谓之“定营”。主帐南向独居前列，妾妇次之，伪扈卫及伪官属又次之……猎帐所在，皆曰“窝里陀”（按：即斡鲁朵的另一音译），其帐以金饰柱，又称“金帐”。凡嫔妃与聚落群起。独曰“大窝里陀”者……移跸之所，亦无定止，或一月，或一年迁。

其制即是草地大毡帐，上下用毡为衣，中间用柳编为窗眼，透明，用千余索拽住，阈与柱皆以金裹，故名金帐，可容数百人。鞑主所坐胡床，如禅寺讲座，亦饰以金。后妃等次第而坐，如构栏然。

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止如南方罘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用柳木织成硬圈，径用毡挽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www.xing528.com)

又《长春真人西游记》也说到大汗驻地帐幕情况：“车帐千百，日以醍醐湩酪为供……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随着大牙帐移动其他随从的官员也移驻，“连幕为营”拱卫四周。

西方史家所著《史集》中也有记载这种“连幕为营”的事说：“许多帐舆在草原中按照环形布列成圆圈时就称它为‘古列延’。‘古列延’意为圈子，大约一千个帐舆组成一个‘古列延’……首领住在圆圈的中间。”

这些中西人士都到过草地，耳闻目睹“斡鲁朵”的形制及移徙迁居情况。通过这些描叙大体可以了解到蒙古人的生活起居及活动大略，也可由此推想到其余王公贵族们的毡帐设施的规模了。

2．捺钵——四时游猎的行帐

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之后，受汉族文明的影响，其生活方式也日渐改变，由游牧而定居化。他们建立起城郭都邑，兴造起宫殿及亭台楼宇，但他们仍旧保留着游牧族移徙无常，以射猎为生的旧习俗。他们一年四季常外出畋猎，其居处仍是帐幕式的行宫，称为捺钵。^[3]

辽代，契丹皇帝行幸出猎有“四时捺钵”之制。《辽史》卷32《营卫志》说：“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卷68《游幸表》说：“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这实是由游牧向定居时过渡的标志。^[4]

辽统治者早期捺钵无定时，无定处，大抵到辽圣宗时按春夏秋冬四季节令进行畋游，并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形成一种制度。如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泊捕鹅，在混同江或鸳鸯泊钓鱼；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避暑，放鹰弋猎；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广平淀猎虎。但这亦是大体而言，也有嗜猎如命的国君常年四时出游，地点经常变易不定。这就成为例外了。

辽帝设捺钵外出巡游畋猎时，契丹贵族臣僚及主要汉官都要伴驾随行，设围弋猎，其车马庐帐，绵延不绝，规模盛大。酷暑严寒时，即在设置捺钵的地方举行会议，决定国家军政大事。因此捺钵制度也是契丹贵族游猎生活与政治军事相结合的传统习俗的变异。这与他们在接受汉化的同时，不废骑马射猎、保持勇敢矫健的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元亦有捺钵制度。金帝外出游猎亦建行营。例如金熙宗在混同江和临潢府好水川建行宫。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在都城西南大房山建行宫，号磐宁宫，又在河北良乡和中都近郊射猎，继续保持着女真族射猎习武的传统。蒙古统治者亦有此种四时捺钵的活动。元太宗时期，其四时捺钵春天驻地在哈喇和林近郊；夏天捺钵驻地在月儿灭怯土地方；秋天到大约离哈喇和林约有一天路程的古泄兀儿至兀逊忽勒一带；冬天到漠南的汪古地带驻狩。大体上过夏消暑就到高寒气爽之地，冬天避寒则趋向阳和暖和薪木易得之处。^[5] 但这亦不固定。蒙古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张德辉北行赴和林地区，九月九日至“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修时祀也。”到了岁末除日，又迁帐至别地以为贺正之所。每日大宴所部于帐前。这就已不是太宗时四时捺钵的情况了。及至世祖忽必烈时，定居化的程度加深，但他依旧是冬天在大都（北京）过冬，夏季在上都（开平）避暑。每年来往于大都、上都之间。文武百官、后宫妃嫔随驾，一路而行，旌旗招展逶迤数十里。《元文类》说，蒙古人“无常居，故为穹庐以便移徙。后虽定邦邑，建宫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为帐殿房车以便行李”。说明一种文化习俗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移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