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社会的服饰流传与交互影响

各民族由于生产条件、生活习俗、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服饰也各有特色。这是它们差异的一面。但服饰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会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展开而相互传播、相互仿效。这是它趋同的一面。就服饰的演进来看，不外有多重因素。一是为了生产与生活的方便，二是为了辨别尊卑贵贱的礼法需要。但这种端肃庄严的礼制服饰若与现实社会的生产、生活脱节，礼制也就成为虚文。如朝服、祭服之类，它只是在某个特殊场合，摆摆仪式的样子而已。三是受爱美的心理需要。服饰美观华丽，可以使人精神焕发、赏心悦目。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由俭朴到华美，犹如水之奔流。服饰在演进过程中有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加以干预或禁止，这种措施，在一时一地或能暂时取得实施上的效果，但时间一久，便不能持续发挥其作用。服饰发展的历史仍依照其内在的规律演进。

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诸族由于长期居留汉地，广泛地与汉人杂居、接触交往，彼此交融年积月久，就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此，汉人衣饰及其习俗必然会熏染他们中的多数人，使他们逐渐地抛弃原有的、简朴的、传统的习俗，而改服汉人时尚的服饰。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汉人，或为了随俗、简便、新奇，或出于政治、社交需要，取媚于异族权贵的喜好而改服“胡服”，改用“胡妆”。此种状况，自北朝、隋唐以来不断发生过。在辽、金、元时代南、北各地先后都发生过异地习俗的交流。如辽人的服装在北宋末年便辗转流行于汴京百姓之间。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的一道诏文中便说道：“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行禁止。”次年，徽宗再次下诏：“一应士庶于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又《宋史·舆服志》与载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规定说：“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钧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钧墩是妇女穿着的一种窄身袜裤，穿着起来便于行动，也能显示形体美；戴毡笠可遮阳光，避风雨尘沙；束腰带便于骑射和劳动操作。^[24]因其有实际效用和需要，故被士庶人们所仿效。徽宗一再下令禁止，但又有多少效果呢？但从徽宗屡下禁令来看，恰恰是反映出北宋统治者对胡化情况的担忧和恐惧。在短短的七八年时间里，屡禁不止也说明衣饰无论胡汉，一旦成为时风习尚之后，很难用行政命令之类的手段实行禁止和纠正。

金代统治时期也出现了与上述相似的情况。由于大量女真人内迁到中原地区，因“以习胡俗”，汉人衣装亦有部分女真化。《揽辔录》作者甚至感慨地说：北方汉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甚为胡矣！自淮以北皆然”。可见其概。同时，女真人的服饰传布也影响到淮水以南乃至南宋的都城临安，服金人服饰靡然成风。《宋会要辑稿·兵》记载南宋初期军队中多有从北方南下的“归朝”、“归明”、“归正”人。他们大批地流亡到江淮以南地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其流风所及且浸染到临安士庶百姓之中，以致“士庶服饰乱常”。南宋朝廷对此亦曾屡下禁令。如（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朝廷“申禁异服异乐”，但效果甚微。到了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有一位名叫袁说友的官僚大声疾呼地上疏说：“臣窃见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25]

金人服饰流传到南方，以致惊动朝野人士力求取缔，禁止其流行，既说明自北宋以来，对混乱服饰的禁止无效，也说明这种服饰被人们竞相摹仿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

去朴求文是人心所向，由“皮毛以衣”，“辫发左衽”发展到“袭汉人衣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契丹、女真、蒙古诸族都曾先后经历过上述情况，所不同的是时间上的快慢或接受的程度而已。辽代首先是在契丹族中担任南面官的官员中开始，服汉人之服饰，继之，民间亦逐渐流行起来。金代中原的女真人亦颇习汉人文明，摹仿着南人装饰。《金史》卷43《舆服志下》载世宗的诏文说：“初，女真人不得改为汉人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26]金世宗为了保持女真人淳朴作风，甚至以严刑严禁仿习南人装束，可是直到金章宗时仍未见止息。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章宗复又下禁令：“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27]事实上女真人改姓，服汉人服饰到世宗、章宗之世，犹如江河决堤，靡然成风了。

【注释】

[1]关于辽代冠服的相关考古资料概述，可参见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6页。

[2]《大义略叙》说：“固姑，圆高二尺余，竹篾为骨，销金红罗饰于外。”《草木子》亦说：“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唐金步摇之遗制也。”

[3]元代西南少数民族如傣族贵人服装亦戴帽，帽顶上以金饰，四周缀以小金铃，行走时会发出叮当响声。

[4]关于金人衣着服饰的相关考古成果概述，可参见宋德金、史金波：《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299页。

[5]《大金国志》卷39《男女冠服》，又卷33《仪卫》。

[6]《通制条格》卷27，《草木子》卷3《杂制》云：“衣服贵者用浑金线为‘纳失失’，或腰线绣通神襕，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7]有关只孙服的记载各书所载颇多。元陶宗仪《辍耕录》卷30云：“只孙宴服者，贵臣见飨於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是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间膺，首服亦如之”。《元史·礼乐志》元正受朝贺条作“质孙”服。元亡，明太祖改为卫士仪仗之服。清褚人穫《坚瓠广集》卷4记只孙服云：“元亲王及功臣侍宴者，别赐冠衣，制饰如一，谓之只孙。……明高皇定鼎，令值驾校尉服之，仪从所服团花只孙是也。”又《霏雪录》载徐秋云《宫词》云：“红锦只孙团晚风”这是误释只孙为宫闱中织成的帷幛之类。据此则明人对只孙服的源流已不甚了解了。

[8]当时西方的传教士加宾尼对蒙古人男女袍服有详细记述。参见［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120页。

[9]为带具，古已有之。隋唐君臣及民间均为腰具，《新唐书·柳浑传》：“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䤩尾即带下鱼尾。《新唐书·车服志》：“景龙中，腰带垂头于下，名䤩尾，取顺下之义。”鞓，亦作䩠，即皮带。金人服制系酌采唐宋之制而成。

[10]《通制条格》卷27《杂令》“控鹤等服带”条。

[11]靴，一作鞾，见《释名·释衣服》。《隋书》卷7《礼仪志》：“惟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于可，施于戎服。”靴，即用皮革制成的长筒鞋。北人便于骑射所服。(www.xing528.com)

[12]元代后宫中多有自高丽进贡入宫的女子。高丽靴鞋的式样亦由此输入。

[13]《新唐书》卷219《北狄传》记载早期女真人“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

[14]见《大义略叙》。

[15]见《寰宇通志》卷69引《元一统志》。

[16]见《陔余丛考》卷31《簪花》。帽边插花，无论男女在唐代便有此俗。参见拙著《唐朝文化史》。

[17]《辽史》卷115《西夏传》称：西夏人“秃发、耳重环”。则重环是金、夏人同俗。

[18]朱彧《萍洲可谈》卷2载其先公北使辽国时，见辽人“车马来迓，毡车中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这又是另一种奇形怪状的佛妆了。有关妇女涂黄事迹可参见《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佛妆》。又清褚人穫《坚瓠补集》卷3《匀面尚黄》。

[19]贾敬颜先生指出，所谓“佛妆”即与燕北女子以“括蒌涂面”的习俗实为一事，见所著《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又，赵刚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中国服装史》指出，所谓“黄色颜料”即蒌蒿（括蒌），其花淡黄色，可制为膏涂脸。

[20]见《辽史·與服志》。

[21]见《金史·舆服志》。

[22]见《金史·舆服志》。

[23]《金史》卷43《舆服志》下衣服通制。

[24]见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

[25]《宋史》卷34《孝宗纪》，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120。

[26]《金史》卷8《世宗纪》大定二十七年十二月条。

[27]《金史》卷12《章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