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的趋势与深刻反思

1.扩张与战争拷问人类社会关系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群体之间的血缘、种族关系日益被社会化、国际化。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扩张与侵略战争等非文明行为从局部转变为世界性的，其后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二是两次世界大战争的爆发。

（1）世界殖民体系的确立

近代世界的殖民活动开始于新航路开辟的16—17世纪。世界殖民体系的确立则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以后。产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使19世纪后期首先工业化的国家掀起了殖民扩张的新高潮，他们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空前激烈。1876—1914年，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6国，扩大了殖民地面积2500万平方千米，连同原有殖民地共达650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它们本土面积之和（1650万平方千米）的4倍。殖民地人口达到了5.234亿。

列强角逐的地区首先是非洲和太平洋岛屿，其次是西亚和东亚地区。在非洲，英国试图建立一个北起埃及开罗南至南非开普敦纵贯非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大帝国；法国则要建立一个从塞内加尔到索马里横穿非洲大陆的法属非洲殖民地；德国也想沿赤道两侧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赤道非洲殖民地；此外，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也各有所图。

到1910年，非洲面积的90.4%，亚洲的56.6%，美洲的27.2%，大洋洲的100%已沦为殖民地，整个世界被列强基本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势力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世界最终形成。

在外国工业资本势力的侵略下，有的文明因此而失落，人种被灭绝；更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则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农业附庸和工业品倾销市场，而且成了它们最有利的投资场所。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把资本输出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英国和法国是两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出使输入地区人民受到沉重剥削，很多地区付出了政治、经济命脉被控制的代价，迫使这些地区不自觉地走上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

殖民扩张加强了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可能是血腥的。促进了文明之间的渗透和互视，提高了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发展水平。但这种恃强凌弱的扩张，终究是不文明并有损于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因而，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自决和文明的自主发展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首要的选择。

（2）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由此决定的政治、文化的不平衡，使工业化国家之间矛盾重重。最终引发了两场世界性的战争，严重背离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价值取向。

20世纪初，由德、奥、匈、意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组成的同盟国集团，挑战英、法等老牌殖民地国家。于是英、法、俄组成协约国集团，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在1914年7月正式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历时四年，参战国33个，卷入战争的人口达15亿，死伤3000万，最后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获胜的英、法等国遭受了一定的战争创伤。1919—1921年，垄断资本主义大国终于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创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事隔不到20年，德、日、意又结成了三国轴心，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手段上台的法西斯主义，再次把人类推入战争的深渊。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又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悍然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大战正式爆发；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中、苏、美、英、法等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1943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局面。同年9月3日，意大利投降；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我军也展开全面反攻，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了有效合作，因而推动了战争的胜利进程，为战后民主解决战败国问题和建立国际和平与合作新秩序创造了必要条件。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进一步认识了和平的意义，确保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的整体和平与发展。扩张与战争是对人类文明的倒行逆施，人类需要能协和万邦的文明心态，才能谋得文明的互利与共荣。

2.对新文明的期盼

当人类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就感觉到了工业社会的异样发展。在丹尼尔·贝尔、约翰·奈斯比特等一批学者的剖析和呼吁下，在一批新兴知识型企业的强烈示范下，人们意识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新的科技浪潮的到来，则让人们有理由相信网络时代或信息社会的降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的瓦解，又让世界惊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于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未来的世界究竟向哪里去？这些新的变化意味着怎样的文明时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新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工业文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成就和精神财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文化的能力，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成为劳动力必备的基础性条件。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社会对社会关系的协调能力，阶级对抗缓和了，人民的生活有了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也就是在20世纪中期，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和关于脆弱的地球的照片，促成了另一场革命——环境革命和另一种社会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凸显出来，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激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尖端军事科技让人类在企盼科技进步的同时提心吊胆！难道人类真的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能控制自己的“人体芯片”和那些使用尖端科技的杀人武器？人类在历经殖民战争的痛苦、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无数次局部冲突的折磨后，难道还要选择文明的冲突？经济全球化所加剧的全球经济竞争能把世界带向可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吗？

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联合国发表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环境运动的深入和众多学者的呼吁，终于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有限性，关注到地球和自然界的承载力，开始重新思考人的本体论意义和价值。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发现，人类需要知识经济但更需要绿色经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但人类更需要和平、绿色的高科技；人类要追求经济增长，但更需要能保障世代相传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竞争，也加深了不同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更加需要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秩序。因此，未来的文明必须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文明，它必然由新的实践和新的社会品质来规定。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敲响了人类将因为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世之钟，促发了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科学家齐集罗马山猫科学院，开始了对现在与未来人类困境的研究。1970年4月22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刚满25岁的学生——丹尼斯·海斯（现号称世界“地球日之父”）发起并组织了由全美2000多万人、约1万所中学、2000所高等院校和全国各大团体参加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绿色运动和绿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在1969年实现嫦娥奔月千年梦想的同时，激活了新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踩上月球的脚，踩醒了基于自然和地球可以满足人类无限发展欲望的梦。宇航员从太空拍回的地球照片，让人们明白了地球在宇宙中的渺小，意识到地球也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如一艘宇宙飞船般有限的星球。人们在震惊中反思，反思中行动，震惊—反思—行动终于让智慧的人们决心开启另一扇通往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的推动下，世界绿色实践蓬勃发展。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的举行，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国际性环境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建，保护环境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增加，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关注人类发展，研究国家主权、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馑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18]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明确阐释了可持续发展概念，为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铺平了道路。

1992年，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人类史上最大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试图为整个人类和地球找到新的进化模式。经过多方努力，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正式确立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发达国家承诺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千亿美元用于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建设，以尽可能多地取得自然界的全球性平衡发展。

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如今，国际社会重大活动几乎言必谈环境，国际上制定的各种环境公约及与环境有关的国际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规则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其他领域。(www.xing528.com)

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制定自己绿色计划的同时把环境保护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以谋求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国家持续发展的整体长远利益。新加坡于1992年制订了本国绿色计划，2002年又提出了到2012年新绿色计划。1998年，欧盟确定了建立绿色欧洲的发展战略，1999年，日本提出了“环境立国”的新国策。美国则几乎在1996年制定面向21世纪可持续美国计划的同时，正式开启了环境外交的时代。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1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一项要求工业国家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京都议定书》，经过10年精疲力竭的谈判，终于在2005年2月16日生效。议定书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依从。而身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美国至今却没有认同议定书。

没有鸟语花香的《寂静的春天》的现代化是死气沉沉、不可持续的。发达国家在完成了第一代环境问题的治理后，已恢复了绿水青山，其森林覆盖率普遍在20%～60%，有的国家更是高达6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的水平。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谋求新的生态文明优势看做是提高21世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态文明更能全面概括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业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化，我们认为21世纪将是生态文明的世纪！、

【注释】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2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14页。

[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页。

[7]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8]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22页。

[10]何颖：《理性及其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3—144页。

[11]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页。

[12]《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欧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0—30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3页。

[15]《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2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2页。

[18]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