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理性主义曾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由技术统治的社会犹如一架机器，人也成了“单向度的人”[6]。个体成了机器上的零件，人类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文化危机日益严重，尖锐的阶级矛盾，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对原先的科学与理性、人性与美德产生了怀疑。社会的动荡与生活的变动不居，更使人悲观与迷惘，空虚与无所归依的感觉开始在西欧社会蔓延。“这种对理性普遍失去信念的社会背景必然导致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危机。”[7]非理性主义思想正是源于人对自身、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不信任，对原有科学理性、文化价值深表怀疑的产物。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在康德哲学中已初露端倪。当康德将“现象”与“自在之物”对立，承认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彼岸世界”的无限性，并强调意志的作用时，已给后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提供了某种思想启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从1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其哲学思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唯意志论、精神分析理论和存在主义。
1.唯意志论
唯意志论又称“唯意志主义”。它是一种片面地夸大意志的作用，把意志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和基础的哲学学说。
唯意志论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流行于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它是一种主张意志是宇宙的本体、意志高于理性的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德国的叔本华和尼采被西方思想界称为唯意志主义的两块界碑。
亚瑟·叔本华（1788—1860年）是西方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认为生命乃至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年）、《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1841年）等。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一种完全敌视客观世界的神秘的生活力，即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他把这种意志说成是世界的基础、本源，是“世界的内在内容和本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这个意志的表现、客观化，世界只是这个意志的一面镜子。”[8]世界的一切都具有以主体为条件、并为主体而存在的性质。离开观察者被观察物本身是不存在的。因此，世界是我的意志成了叔本华哲学的核心命题。世界的本质是意志，而意志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冲动。心理的、非生物的、非理性的“自我”都是一种盲目的求生存的欲望冲动，即“生存意志”。这种求生存的意志就是“自我”的本质。人的躯体是自我生存意志的表现并受其支配，身体的行为是客观化了的意志活动；同时，人的各种器官也是自我的生存意志的外化和创造物。动物的弱肉强食和本能、植物的适应环境、无机物的反应活动，都不过是生存意志的表露，都是意志以盲目的自然力作用的结果。
叔本华
意志是主人，理性是奴仆。叔本华的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的本体论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直观是一切真理的源泉，一切科学的基础。只有直接或间接地以直观为根据，才能达到对生存意志的认识。认识或把握生存意志只能依靠生存意志本身，即依靠意志的自我反省、内省、自我体验。这种非理性的“直觉”，是无须理性思维的直接领悟。叔本华认为，理性是驯服地为意志服务的工具，它的任务就是意志的根本要求——生存。人的非理性的心理活动主宰和胜于人的理性，它支配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他把理性和科学限定在认识现象世界的范围和作为意志工具的作用之中。
人生就是苦难，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反理性主义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生存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因为它对生存的一切欲求都是由于匮乏感，由于对自己现状的不满足。欲求的产生和实现过程充满着痛苦，满足之后又产生新的痛苦，因为欲求是无止境的，痛苦也就无边无际。意志越旺盛，智力越发达，痛苦也就愈深重。世界是地狱，欲望是罪恶的源泉，人们在苦难中，穷于维持和肯定自己的生存，就会产生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残暴和自私，牺牲或否定他人的生存，所以利己主义是必然的。叔本华寻找着解脱人生苦难的良方，这就是必须彻底否定生存意志。但认为极端的方式是不足取的，如自杀或患神经病。真正可取的方式是“意志转向”，即把自己的欲望、生存意志束之高阁，对一切事物保持一种内心的冷漠。“意志转向”的第一个途径是从事纯学术的哲学沉思，这种理智的活动可以暂时限制、缓和、镇静、洗涤意志和欲望，但不能消灭痛苦。第二个途径是从事纯艺术的创造，凭借直觉以体验意志，达到主体“自失”于观审之中。第三种途径是树立道德上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第四种途径是达到宗教境界，走禁欲之路才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永久解脱之路。禁欲主义的实际行动，必须以直观认识为先导，从自愿放弃一切欲望开始，通过甘于痛苦，达到死亡寂灭，即永久的“无我”境地。叔本华就是这样从悲观主义通过禁欲主义而走向了虚无主义。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继承、改造并发展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思想，把生存意志的消极悲观主义改造为权力意志的积极行动主义。“追求权力意志”和“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两个基本观点贯穿于他的全部哲学之中。他的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1872年）、《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4年）、《善恶的彼岸》（1886年）、《道德体系论》（1887年）、《权力意志论》（1889—1895年）等。
尼采一生离经叛道，但确实解答了人类社会向哲学家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这使他的哲学不可避免地对以后的哲学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近百年来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尼采在肯定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的基础上，将它进一步解释为“权力意志”，即一种支配、控制周围环境，应用统治和占有的权力进行创造的本能。生命意志就是谋求支配事物和他人的权力意志，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创造和表现。权力意志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是奔腾泛滥的力量的海洋，是纯粹的流变和永恒的回流、永远的轮回。在它的盲目冲撞中，世界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循环的力”，历史只不过是“不差毫厘的重演”，没有确定的未来目标。在这种永恒的轮回中，尼采追求的是一种以下降求得上升、以痛苦求得快乐、以毁灭求得新生的悲剧观。他在充分肯定现实的世界和人生的基础上，认为一个不变的世界并不是人们的幸运，因此就必须对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进行否定，“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强调人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不断的自我扩张和相互冲撞，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所以“人性恶”，人都是利己的。生命的基础就是粗野的利己主义：侵略和防御。一切道德上的是非、善恶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衡量的标准。而旧道德提倡的爱安稳、爱和平、与世无争、不求进取、乐天知命、自我牺牲，都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阻碍人向上升，它抑制了权力意志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化。
尼采
尼采在冷酷地推倒一切传统价值的同时，还把自己作为“杀死上帝的凶手”，反对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文化、道德、价值观念与生命是敌对的，它已经崩溃，应该被抛弃，“上帝死了”，而“超人”出现了。超人就是对传统观念和道德的超越。超人有一种信念，他的存在和意志具有绝对的意义。超人就是动态的生命和人生，是一种永恒不息的征服。超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是优秀的民族精华，是从古至今的上等人和英雄中提升出来的新类型的人，是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和最理想的化身，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新世界的统治者，是超越了现实的人类。尼采认为人们应该欢呼这种全无同情、怜悯之心，只把群众当做发挥他们权力意志的工具，心安理得地接受千万人牺牲的“超人”的出现。
唯意志论在德国影响最大，在法、英和北欧一些国家也有流行。由于这些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唯意志论在理论形式上也存在某些差异，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把情感意志的性质加以歪曲，将其作用无限夸大，根本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主张意志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体，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变化的决定力量。唯意志论公开站在反对唯物主义、反对进步的方面，是一种具有反理性主义的、直觉主义特征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为有重大思想影响的哲学流派，它是随着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而出现，并被资产阶级当做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的思想工具之一，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2.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和他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促进了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也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开辟了精神园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歇斯底里研究》（1895年）、《梦的解析》（1900年）、《性欲三论》（1905年）、《论无意识》（1915年）、《自我与本我》（1923年）、《焦虑问题》（1926年）、《自我和防御机制》（1936年）。
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着相互制约而不可分割的三个组成部分：精神病治疗方法及其理论、心理学和哲学。其中心理学中的无意识学说和性的学说是精神分析理论最具有独特性和最核心的部分，是精神分析理论同其他心理学理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要认清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学说的本质，首先应当认识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两个基本命题。
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为无意识研究开辟了通道。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心理现象，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1900年《梦的解析》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形成。通过对梦的秘密的解析，使弗洛伊德的研究深入到了潜藏在人类意识下面的广阔的无意识领域。的确，“梦是通往潜意识领域的捷径”，但了解潜意识的需要渠道并非只有梦。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口误等行为，以及精神病的病症等，都是无意识现象的有意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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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层次理论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早年，弗洛伊德将意识分为意识和前意识，后来进一步将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处于精神活动最表层的是意识，是指人们可以自己察觉的心理部分，是人在清醒状态下一种有目的的心理活动；前意识（无意识）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处于前意识的心理活动平时不能意识到，集中注意或加以提醒即可进入意识。潜意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可能觉察到，甚至不承认它的存在，只有用自由联想或对梦进行深入分析等，才能逐步把它们揭示出来，使之意识化。简单地说，人的心理活动好似一座浮在海中的冰山，露在水面易被人们察觉的是意识；伴随人们心理活动起浮、时隐时现的是前意识；终年隐藏在水下的是潜意识。揭示潜意识的存在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一大贡献，它不仅影响了心理学，也广泛影响了艺术、语言学、哲学、教育学以及电影等。
弗洛伊德晚年将无意识理论与人格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其人格结构理论。他将人格分为三部分，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一个健康的人格，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均衡协调的。本我在于追求自身的生存，寻求本能欲望的满足，是必要的原动力。超我在于监督约束自身的行为，不致违反社会道德准则，以保证正常的人际关系，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自我对外符合超我的要求，对内调整本我的欲望，以适应现实环境，并保持心理平衡，以保证行为的合理性。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疾病的根源在于早年生活的心灵创伤，及由此遗留下来的被压入潜意识的心理冲突；潜意识中未解决的心理冲突，即成为日后发病的根源。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要把压抑在潜意识中的那些童年创伤和痛苦体验挖掘出来，启发病人重新认识这些经验，并加以分析、解释，使病人获得一种感情体验的领悟。病人一旦洞悉到问题的根源，就有可能去正视这些冲突和焦虑，摆脱感情的羁绊，理智地对待它们。
此外，弗洛伊德还认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情感反应常与过去的经验有关。正常人的各种心理现象、神经症病人的各种症状，都有它的意义和原因，尽管本人意识不到。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言行视为失误，或感到莫名其妙，或解释为心不在焉。弗洛伊德注意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失误。这些貌似偶然的事件，都和人们的内心冲突有联系。偶然出现的失误，都含有潜在的动机、深层的含义。通过客观分析，从人们的口误、笔误、遗忘、行为闪失或开玩笑中，去透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剖析其隐藏在背后的潜意识的内容。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作为精神病学家和医生，无论是在精神病学的理论方面，还是在精神病的临床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将思想的触角引向了传统学术陌生而隐秘的意识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对非理性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不能否认他的理论是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一面旗帜。美国著名心理史专家波林教授说，在心理学史中至少有四个很伟大的人物，这四个人就是达尔文、赫尔姆霍茨、詹姆士和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具有伟大品质的人。……他已使潜意识心灵这个概念变成了常识。……正是这个弗洛伊德，他把动力概念引进了心理学，使心理学者们看到了它，又采用了它。……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伟大的人物乃是史学家笔下不容忽视的人物。”
3.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在战争中人的尊严被践踏，战后的经济萧条和各种社会问题又加深了人们心理上的阴影，形成了普遍的生存危机感。战后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人被平均化、整体化，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进步和人生观来说明和解释，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安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为此，存在主义产生并发展起来。
存在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叶的德国。40年代后，其中心转移到法国并开始兴盛。到50年代，存在主义风行全球进入鼎盛时期。进入70年代，存在主义不能为人们指出消除异化的现实、可行的道路而走向衰落。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存在神学、德国尼采的唯意志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其理论先驱。存在主义真正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雅斯贝尔斯，法国的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加缪，美国的巴雷持、蒂利希、怀尔德等。
海德格尔（1889—1976年）是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重要代表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终因拥护纳粹主义而留下了一生都无法洗刷的污点。其主要著作有《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和《存在与时间》等。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主义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存在”的意识问题。“存在”的问题比“存在者”的问题更根本，因为必须有“在”，才有“在者”。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是在没有弄清楚存在本身的含义或者说存在究竟是怎样“在”以前，就回答它们是什么，以存在者是什么的问题代替了什么是“在”的问题。传统哲学所说的存在究竟是否“在”，其实也是尚未确定的，因而这样的本体论是没有根基的。先要研究存在究竟怎样“在”，而且只有“在”才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基础和根源。要克服以往本体论的错误，关键就在于从对“存在者”的研究转向对“在”的研究。他的基本本体论正是一种追问“在”的问题的本体论。他进而指出，首先应当追问人的存在，他把这种领悟到自己“在”的人的存在叫做“存在”，而把个人对“在”的领悟本身或各种特定的对“在”的领悟方式，叫做“此在”。正是这种对“在”的领悟即“此在”，成了通向一切其他存在的门户。海德格尔还强调不能借助感觉、思维等认识形式，揭示或证明“此在”的“在”，而真正的存在是人的存在，我的存在。因为只有人才能领悟到自己的“在”。世界外来的存在必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所有“在者”即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
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把本质归结为非理性的“自我”。否认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坦言“必须以自我存在的结构来解释世界”，“如果没有存在，也就没有世界；这个存在就是我的存在”。[9]突出了非理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贬低了人的理性；认为直觉、灵感、顿悟、潜意识是最为重要的认识途径与方法。
“烦”和“死亡”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只有处于烦、畏、死等心理状态下才能体验到本真的“在”。他认为，人不但要与世界打交道，还要与他人打交道，于是就出现了“烦心”。人只存在于“烦”的世界叫沉沦，当人沉沦于“烦”的世界时，其存在只是一种“深闭状态”。只有在“鲜明展开的状态”，才能摆脱“烦”而创造自我。人只有在面临死亡时，才能最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存在。“哲学就是对死亡的研究。”
萨特（1905—1980年）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影响巨大的哲学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1943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等。
萨特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是“存在先于本质”。和所有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萨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是“存在”问题。但是，传统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以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为前提，因而是二元论的。他要消除这种二元论，建立一种一元的存在哲学。萨特认为“我思”是一切真理都不能离开的，因此是本体论的出发点。但是这“我思”和笛卡尔的“我思”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已有了主客体的明确区分，是自觉到主体存在的“反思的我思”，前者作为出发点的“我思”应该是主客体都没有明确区分，尚未意识到主体的“反思前的我思”。存在被划分为两个领域，外部世界是“自在的存在”，意识活动是“自为的存在”。存在是统一的，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在自为与自在的联系中，归根到底起能动综合作用的主导者还是自为本身。自为和自在的综合，是唯一的实在。这种一元现象就是萨特哲学的本体。
萨特
萨特真正关心的是人生问题。他的哲学的目的是要干预人生、介入社会生活。人生论在他的哲学中就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外部世界虽然是自在的、先在的，但它没有意义、没有规定性即没有本质，是“超现象的”。人却不同，人的存在的基本特征是自为，因此人之初是空无所有，是欠缺，本身什么都不是而又要成为什么。其存在就是不断否定外物又不断充实自身的过程，以此获得自己的规定性。人不是上帝造就而是自我创造的，人就是其一切行动的总和，人的行动也是自身选择的结果。人的本质不是凝固不变，而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盖棺才能定论，人的存在就永远先于本质。“人就是自由”是萨特的人生论的核心思想。他认为，自由不是人的一种属性，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按自己的意志、愿望选择，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也不在于要得到什么预定要求的结果，重要的是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决定，这才是绝对的自由。放弃自由意味着放弃选择、逃避自身，放弃人的自为存在，所以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总之，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共同点是均以非理性为基点，从人的存在出发，竭力克服和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性，从整体性的意义上加深对生命的理解，深入研究了人的本质与个体性。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哲学的探索中兼有合理与不合理的因素。一方面，非理性主义批驳了理性的局限，开拓了人的认识视阈，非理性主义的胜利不是理性的失败，相反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理性的张力。非理性主义打破了传统、封闭、偏颇的一元理性之思，竭力托起思维的天穹，引发人们开始思量一个新的多元理性概念。同时，它凸显了人的个体性，深入探讨了人的本质，呼唤重视人的内心状态、人的命运、人的价值等。这些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毫无疑问也存在着局限，例如，对理性主义批判的片面性。“非理性主义不懂得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来扬弃自然、社会和人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而是强调回归人的内心的非理性体验来解决危机，导致了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与社会的理性原则、伦理规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10]对人及人的自身解放的认识也存在错误。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人是非理性的存在。正如存在主义者萨特所言：“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个原理，也就是所谓主观性。”[11]非理性不懂得要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单纯强调非理性的回归，结果造成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人的自身的解放道路也变得更加曲折。
尽管理性与非理性在认识的演进史上发生着地位的变迁，但是它们在哲学的演进中始终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此消彼长，在相互反驳与借鉴中获得发展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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