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全球穆斯林的影响及伊朗革命的推动

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伊斯兰国家曾选择过西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将西方模式用于本国的改革实践。主张“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也承认：“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25]

在模仿中，最突出的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被誉为“土耳其之父”的凯末尔为移植西方制度，对土耳其进行了风风火火的世俗化改革。公元1925年，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后，凯末尔政府立即制定新宪法，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确立了国家共和体制，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刻的改革运动，以将土耳其社会从封建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革内容主要由世俗化运动、司法改革、解放妇女、文字改革等构成。公元1931年5月，凯末尔又提出了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纲领的六条根本意义的原则，这六条原则后来被总结为六大主义，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写进了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第二条。这六大主义成了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这六大主义使土耳其的一系列改革走向深入。凯末尔改革是当时亚非欧民族国家独立与改革唯一成功的例子。

凯末尔改革后，土耳其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观念，承认了西方的文明，并且用事实证明由此而给土耳其带来的力量和活力。因此，这个国家也就成了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中一个最西方化的改革模范，尽管几十年里不断进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土耳其却依旧不能摆脱半农业化国家的命运。长期以来，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凯末尔改革的指导下巧妙利用东西方矛盾有效地捍卫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是作为一个98%国民均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世俗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土耳其。

“学习西方”并没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它所期望的繁荣和尊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西化”的伊斯兰国家出现了经济失调、贫富悬殊、腐败现象严重、国内矛盾激化以及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挑战和侵蚀等。于是，许多穆斯林把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和面临的问题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挫折和失败、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沦丧都是世俗化和西方思想、文化腐蚀的结果。一些穆斯林还认为，用西方模式来调整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推行“殖民文化”，是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穆斯林社会，从而导致伊斯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异化及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当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认为失败和挫折是因为远离了伊斯兰教，远离了真主时，“伊斯兰化”便自然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伊斯兰复兴运动由此而兴。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对全球各地的穆斯林有着重大影响，在民族、国家危急时刻，穆斯林常常到伊斯兰教中寻求出路。从公元18世纪下半叶起，面临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入侵，伊斯兰世界就普遍出现了宗教复兴运动，这种复兴运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主义表现出浓浓的怀古情结，他们企图在传统中寻求解决现实困境的途径，呼吁以“圣战”来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是一种“复古主义”，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一律采取排斥态度。而现代主义则不然，它在高举伊斯兰教旗帜的同时，强调要适应当前的社会特点和要求，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的吸收和利用的功利主义态度。^[26]土耳其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在当时给穆斯林指出了一条道路——在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建立现代化国家。尽管传统主义者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但是现代主义者接受了这一选择，并使之成为时代潮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浪潮中，现代主义者积极配合民族主义的反殖、反帝和反本地旧势力的斗争。

但是，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国家的穆斯林而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成为他们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公元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礼炮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且还有此后绵延不断的中东战争和冲突。公元1948年、1956年、1967年接连三次的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均以阿拉伯人的失败而告终，阿拉伯民族主义威信扫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缓解他们的痛苦、并能给他们希望的，只有伊斯兰教。因此，公元1967年阿以第三次战争后，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发展。36个伊斯兰国家参与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宣告成立，该组织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结一致，以“圣战”的方式来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伊斯兰会议组织连同已经存在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公元1926年）和“伊斯兰世界联盟”（公元1962年）一起，为伊斯兰教进入当代国际政治领域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27]

深处困境的穆斯林继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公元1979年，在古老的中东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诞生源于一场举世震惊的革命即公元1978—1979年间的伊朗革命。不管是新成立的共和国还是之前的革命，都被冠以“伊斯兰”的名义，他们共同的领袖霍梅尼更是一再高唱伊斯兰战歌，呼吁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起来反抗自己的统治者，建立神权性质的共和国；反对“邪恶”的犹太复国主义，反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殖民主义，实现伊斯兰的世界新秩序。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和神权性质的共和国的建立激发了全世界不满现状的穆斯林的斗志。革命成功后，中东、北美、东南亚等各地的穆斯林领袖汇集德黑兰，与伊朗兄弟欢呼雀跃，他们从伊朗的实践中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解救方式：只要唤醒困惑已久的穆斯林，恢复他们对自己宗教的信心，固守对宗教的信仰，伊斯兰教就会再次成为全世界的主导。伊朗革命者顺应了各地穆斯林的发展诉求，他们推出了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致使各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连锁反应让西方人目瞪口呆。对于美国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更是有直接的意义：它不仅失去了一个长期以来非常顺从的附属国，而且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还在1979年11月被伊朗的激进势力占领，有数十位美国外交官被扣，一直到1981年这些人才全部获得自由。在霍梅尼眼中，美国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撒旦”，是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者的公敌，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他直言美国总统是伊朗人在世界上最愤恨的人，认为时下穆斯林的当务之急就是反对美国，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去对付美国。可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及其新生共和国的激进外交政策加深了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伊斯兰的担忧与关注，让它们感受到“伊斯兰威胁”的脚步。

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同时也把近现代以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革命催生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当时的西方价值观念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统治造成了猛烈冲击，伊朗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也引发了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动荡，这都严重危及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切身利益，“伊斯兰威胁论”由此而生。

纵观近代以来伊斯兰文明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文明并不只有冲突与对抗，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同程度的发展，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科学文化及生活方式渐渐渗透和传入一些伊斯兰国家，使其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俗化和西方化使伊斯兰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寻求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出路，捍卫国家独立和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伊斯兰世界逐渐出现了复古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等不同色彩的社会思潮及运动。旨在复兴伊斯兰教，维护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使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相协调，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穆沙拉夫曾指出，克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冲突的出路在于：一是伊斯兰世界要摈弃极端主义和寻求社会经济解放；二是要全世界应公正地解决政治争端，帮助世界发展教育，杜绝贫困。^[28]

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虽然是两种异质的文明，但异质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必然。不同文明之间冲突与共存是文明交往的常见形态。文明共存是融合各种文明不同的特质、扬弃不合时宜文明，形成多样化的新的文明体系。文明冲突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互为前提，辩证统一。刻意强调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冲突不符合文明的规律性趋势。历史表明，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因此，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解决冲突的出路在于认识和掌握文明交往的规律和趋势，认清冲突背后的利益驱动因素，在承认、尊重和维护文明多样性规律的基础上，谋求平等互利的利益格局。

学习思考题：

1.比较俄罗斯与日本工业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各自特点及影响。

2.如何理解印度教在印度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3.如何认识和评价中西工业化的互动关系？

4.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能共存吗？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41页。

[2]舍佩列夫：《1904—1914年的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列宁格勒，1987年，第22页。

[3]Отeчeственнaя истoрия，1999，（2）.第7页.

[4]［苏联］萨哈罗夫：《俄国通史》，莫斯科，1997年，第494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93页。

[6]吴俊才：《印度史》，三民书局，1982年，第11页。(www.xing528.com)

[7]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8]“English works of Rammohun Roy”，RajRammohunn Roy Allahabad，1906年，第485页。

[9]“English works of Rammohun Roy”，RajRammohunn Roy Allahabad，1906年，第109页。

[10]黄心川：《达耶难陀·婆罗室伐底的宗教和社会思想述评》，《南亚研究》，1983年，第4期。

[11]蒋忠新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4页。

[12]巴里：《当代印度的人道主义者和拉姆·摩罕·罗易》，曹焰译，《南区译丛》，1983年第3期。

[13]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下），张澍霖、夏炎德等合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48页。

[14]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卡利金卡尔·达塔：《高级印度史》（下），张澍霖、夏炎德等合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52页。

[15]《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0页。

[16]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

[17]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134—135页。

[18]齐赫文斯基：《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三联书店，1962年，第241页。

[19]“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58—5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27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4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6—428页。

[23]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1—52页。

[24]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序，第5页。

[2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1—32页。

[26]金宜久：《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27]肖宪：《传统的回归：当代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9—24页。

[28]穆沙拉夫在北大演讲称巴中将发展更有活力关系，news.eastday.com，2003年11月4日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