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政治抉择

经济发展的艰难曲折与民族的政治苦难相依相伴。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就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思索着、奋斗着、抗争着。面对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他们要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艰难抉择。从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到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整整花了一个多世纪。

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使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分子既看到了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也意识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

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洋务运动。该运动保持了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联系（曾国藩、左宗棠等皆以师法林则徐、魏源自诩），在客观上成了中国工业化的真正开端。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不该发生，问题在于洋务派所推行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未能行得通。纵观世界近代史，在封建势力强大和外来侵略威胁下，非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由政府—官僚系统主持和推进工业化，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德国、俄国、日本等）。这一方面，差不多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6]很显然，洋务运动缺乏工业化和近代化的整体构思和明确意图，它所标榜的“自强”“中兴”立足点仍在于维护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正统性，对于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也没有采取积极鼓励措施，更没有触及农村变革问题。洋务派一般认为，西方所长仅在其“船坚炮利”，后来又认识到要“自强”，还需“求富”。至于“政教之本”则中国当然优于西方，这就是冯桂芬提出，到张之洞集其大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但是，洋务运动后期，一些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马建中、郑观应等开始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揭露和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为此后的维新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从洋务运动过渡到维新运动的重要契机与转折。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洋务运动标榜的“自强”“中兴”神话彻底破产，清朝“天朝大国”的政治权威彻底动摇，士大夫传统的文化优越感也受到极大冲击。被视为莞尔岛国的日本在短短三十年里学习西方，讲求富强，实施宪政，一举打败中国，树立了一个民族自强和近代化的榜样。因此，清政府全面检讨施政已不可免。同时，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败使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势力和淮系洋务官僚受到沉重打击，改良派倡导的改革政治、开放民营的主张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响应与支持，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集团开始与形成中的维新派联盟，一些地方实力派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也决定暂时接近帝党与维新派联盟。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新走向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的最后形成并走上政治舞台而完成。1898年，依靠皇帝进行自上而下改良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以维新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想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中国仿效日本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改良方式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根本行不通，但百日维新还是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启迪了后来者——孙中山，使他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分子转变为一个革命者。“戊戌六君子”以自己的热血唤醒一部分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维新变法不仅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而且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解决，想通过单纯的政治形式主义解决是难以行得通的。这就是导致戊戌变法的悲剧性结果的基本原因。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通过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僚结成的联盟，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来确立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17]戊戌变法后不久，敏锐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欧洲通报》立即发表了评论：“费力本国皇帝的保守派，只是加速了帝国内部瓦解的过程，因为我们看到代替自上而下的、救国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18]戊戌变法不仅未能消除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反而使其一切方面都更加尖锐化和紧迫化了，这就必然要导致对解决这些矛盾的重新探索，这正是1900年前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特点。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痛苦呻吟的农民阶级不断掀起抗税和反洋教运动，最后汇成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从而重新复活了农民革命运动的传统；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庚子战争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实行“新政”；资产阶级则以唐才常发起的自立军起义为契机，迅速地转向革命；孙中山革命派发动的惠州起义则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的确立。

像甲午战败激起戊戌变法一样，庚子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又重新举起了变法的旗帜。清政府允诺进行宪政改革，废止科举制，设置咨议局和咨政院，建立近代常备军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在政治近代化方面的发展。然而，与这种形式上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权力却朝着越来越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甚至连一些支持“光宣新政”的洋务派大员（张之洞、袁世凯等）也被排除在新政之外，保守的王室贵族企图在“新政”名义下重新收揽因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而急剧扩大的汉族官僚的权力。此外，“新政”也失去了戊戌变法所具有的爱国色彩与民族主义动力，越来越成为适应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工具。正是在政治权力重新配置和维护民族权益的问题上，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与严肃性遭到越来越大的怀疑，致使一度热衷于“新政”的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信任，最终汇入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

义和团运动“扫清灭洋”的口号实际上已经可以充当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了。正如时论所评述的那样，“使义和团一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义务，民权独立，扫专制主义之颓风，则此际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非义和团耶？”^[19]如果把义和团看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运动，把“有志者”看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那么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恰好构成了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互动的形势，标志着中国革命从农民革命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渡。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0]从第一次广州起义到惠州起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最终得以确立。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实现了革命派的政治联合，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同盟会以会党、新军为中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最终形成以武昌起义为高潮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政治领导和理论宣传，使传统的农民运动被纳入了资产阶级革命轨道，从而形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即通过人民群众的发动与武装起义，确立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社会改革。革命派明确地将这种革命路线称为“平民革命”“国民革命”，并引鉴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经验，自觉地以“中等社会”身份自居，以期教育、引导“下层社会”，实现革命和社会变革。同盟会制订的《革命方略》也明确地将革命规划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这种认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度的理论自觉，提高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水平。

由孙中山提出并集大成的旧三民主义充当了辛亥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这一纲领如列宁所指出的，“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共和制度的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21](www.xing528.com)

孙中山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式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已成为历史要求，革命派及时提出并完善了民主革命理论。通过1905—1907年的理论论战，孙中山等革命派进一步批判了改良派的维新主张及其资产阶级—地主官僚联盟的近代化路线。革命派用卢梭的激进民主主义、法国和美国革命思想、共和国等思想取代了改良派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和英、日立宪榜样。革命与改良、共和与君宪之争已不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何者最能适应中国近代史，最符合清末中国政治发展形势需要的问题。清末最后十年历史发展的特点是有利于革命派的主张的，这正是革命派的革命与共和主张在理论宣传和历史实践中得以取胜的基本原因。

在非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尽管辛亥革命没有直接提出反帝口号，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仍然抓住了近代民族革命的基本内核（“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统一、独立与完整），并以此来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进行。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他却在“三民主义”中抛弃了种族主义，兼顾了农民利益，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特有的民族思想传统。孙中山希望在解决民权问题的同时，能摆脱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弊端，使民生问题能够一揽子解决，这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大同”的胸怀。但由于革命的复杂性，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的土地纲领。在革命派那里，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土地问题和生活问题的强烈关注（刘师培、章太炎、黄兴等）；在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起义中，提出了一些带有平分土地色彩的口号（萍浏醴起义及龙华会章程）；在解释民生主义时，也将它与中国历史上带有土地平分与国有色彩的措施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土地问题的解决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前景相联系。民生主义主张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单一税等措施已经从近代经济进步角度包含了农村土地问题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22]

旧三民主义及其指导下的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在更好历史水平上综合了解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两种模式和两条路线，使中国近代化的基本问题及其前景全面而清楚地展现了出来。辛亥革命从历次农民革命中吸取了实行农村土地变革、发动下层群众、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捍卫民族统一与独立等积极因素；抛弃了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不利因素，选择了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重建近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威，全面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革命道路；从百日维新中吸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确立近代宪政、爱国救亡等积极因素，抛弃了保皇与改良、忽视农村变革与人民运动等不利因素，并以激进民主主义的方式掀起了革命高潮，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颁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施政纲领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但辛亥革命只赶跑了皇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争取民族民主的两大历史任务也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了了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辛亥革命是无花果，资产阶级的议会、内阁和约法最终被北洋军阀的政客逐一废弃。民族民主革命的使命不得不落到更加彻底的革命阶级身上。

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中国在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不仅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还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之路任重而道远，它还将继续挑战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