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反殖革新：世界文明史

1.印度民族工业的成长和人民反殖斗争

英国的资本输入为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从19世纪中叶起，印度开始发展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19世纪70—80年代，在西印度的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形成了第一批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主要由帕西族商人和古吉拉特商人组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印度东部的加尔各答、北部的坎普尔和德里，出现了第一批由马尔瓦利商人发展而成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和马杜赖，出现了一批由奈杜种姓商人组成的纺织业资产阶级。由于三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05—1908年，1919—1922年，1928—1935年）的推动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印度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资本和生产集中的程度较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印度已形成了第一批民族资本垄断集团。其中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达尔米亚财团的实力最强。

印度的商业资本从19世纪后期转入民族工业，但由于英国的工业品已经占领了印度的市场，英国的财政资本支配着印度的主要工业部门和金融系统，控制了印度的交通、运输、外贸、税收。因此，印度资产阶级在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时，同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矛盾十分尖锐，与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矛盾日益突出。他们要求参政，要求独立地掌握财政、国防和外交，而英国殖民当局不仅寸权不让，而且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经济上、政治上的矛盾决定了印度资产阶级具有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性质。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在当时毕竟是生长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还有依赖的一面。它在资金、技术、生产和流通等许多方面不得不依赖英印殖民政府；在工农运动高涨时，有时还需要英印殖民政府派兵镇压。因此，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对英帝国主义有动摇和妥协的一面。

英国的殖民主义征服和统治早就引发了印度人民的反殖斗争，由于英国殖民征服是通过逐个摧毁区域政权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印度的反殖斗争基本上是区域规模的和种姓性质的斗争。据记载，在1857年民族大起义之前，至少发生过50次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次，如1778—1781年拉贾·柴特·辛格的起义；1783年朗普尔起义、迪纳杰普尔起义；1789年比什努普尔起义；1796—1805年帕扎亚土王起义；1799年奥德纳瓦布维齐尔·阿里起义；1799年米德纳普尔（县）丘尼尔部族起义；1801—1805年波里加尔起义；1809年贾特起义；1830—1831年迈索尔农民起义；1855—1856年桑塔尔部族起义。1857年，由爱国封建主领导的最大一次民族斗争——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前后历时两年（1857年5月—1859年4月），波及北印度、中印度和南印度的广大地区，参加者除士兵外，还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这是英国入侵印度后民族矛盾的总爆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印度的反殖斗争具有自己的特点。民族斗争乡村早于城市；种姓反抗早于全民族反抗；武装斗争早于和平斗争；区域规模早于全国规模；自发斗争早于有政治目标的斗争。因此，全部印度民族运动史表现为民族融合的历史。那就是通过反帝反殖的民族斗争，区域力量融合成民族国家的力量，各种姓的力量融合为各阶级的力量，城乡力量融合到了一起。这些为印度最终摆脱殖民统治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2.印度教改革

19世纪20年代，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诞生后，为了使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印度教改革运动。他们首先对传统的印度文化进行改造，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社会改革运动，把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引入印度社会，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在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的基础上提出了变革印度社会的政治要求。所以19世纪的宗教改革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在印度这一东方国度里始终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渗透到人们的精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历史上每一关键时期的变化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印度教是公元8—9世纪时产生的。当时，以商羯罗为代表的改革家们对婆罗门教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吸收了佛教的某些精神，例如佛教的不抵抗、禁欲以及因果报应等教义等，把释迦牟尼当做主神之一湿婆的化身列入其信仰的诸神之内，逐渐形成现代印度教的雏形。

到公元16世纪初，伊斯兰教势力的入侵，莫卧儿帝国的统治，都对印度教徒实行宗教歧视和迫害政策。如对印度教徒征收人头税，对印度教的商人信徒征收重税等等，激起了印度教徒的愤慨。

由于印度教徒大多数是从事贸易、商业和各种专业的中产阶级，因此，当英国推翻莫卧儿帝国征服印度后，大多数伊斯兰教徒对西方思想文化采取敌视态度，而印度教徒则能够接受英语教育、西方思想。这样，印度教徒几乎独占了政府部门中的低级职位，如文官、职员、律师、医生和教员等，成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掌握了西方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平等博爱思想后，把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建设近代文明社会作为理想目标。当他们以这种理想来考察印度教时，深深地感到旧的印度教神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希望对它进行改革，使之现代化，并把这当成拯救印度教的道路和使国家进步的重要条件。

英国对印度宗教的政策也刺激了最早觉醒的民族知识分子起来改革印度教，以达到捍卫印度教作为民族特色的目的。英国在完成对印度的征服以前，官方并不提倡基督教的传播，对印度教的态度是又利用又置之不理。一方面他们乐于看到这种陈腐的宗教体系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印度涣散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又利用印度教打击伊斯兰教。因此，到19世纪初，传统的宗教神学依旧是人们的主要思想形式，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也没有改变，在宗教领域里西方的影响十分微小。

但是，伴随着经济上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和英国工业资本家利用传教士开辟市场的需要，1813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基督教工作法，官方开始积极鼓励在印度传播基督教，并派遣大批传教士去印度传教，企图用精神征服来巩固武力征服的成果。英国传教士指责印度教是“落后的迷信”，宣传“唯有基督教所宣扬的才是真理”。^[6]他们首先在知识分子、士兵中进行传教，以后又在一般居民中传教，并渗透到慈善和文化事业。在印度各地建立教堂与教会，用各种办法招徕群众，结果使许多印度教的教徒改宗，放弃了印度教的信仰。1850年，特里维尼地区改宗的就达4万人，^[7]严重地威胁到印度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对于印度教的这种危机感最为敏锐的是民族知识分子。1828年，被誉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姆·摩罕·罗易在加尔各答创立梵社，首先举起了宗教改革的旗帜。梵社的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发展并影响全国，1867年，祈祷社在马哈拉施特成立，1875年，斯瓦米·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创立圣社……宗教改革组织纷纷出现。

宗教改革者都主张不分派系，崇拜一神，反对印度教的多神崇拜。罗姆·摩罕·罗易著有《一神的启示》，他根据印度教经典《吠陀》和《奥义书》指出，神只有一个，它是非人格化的，是“永恒的、不可理解和始终不变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但没有任何名字或者称号，它可用来表示或适用于任何个别实体或多数实体或者是适用于任何人或者人类社会”“神是属于所有生物的，没有种姓、名位或财产、变迁、失望、痛苦和死亡的区别”。^[8]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罗易主张“……除了‘最高实体’，什么也不崇拜，除了他，不应该崇拜任何东西”。^[9]圣社的创立者达耶难陀也指出，这个神是“实在的、智慧的、安乐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变的、开始的……宇宙的创造者”。^[10]他们所主张的这种神无疑地是一种理性的实体，一种理性的对象。他们把原来印度教中当做人格性实体或人格化的神，变成了一种理性的对象或理性的实体，自然而然地把近代资产阶级的理性思想引进印度教，作为改革封建宗教的一把锐利武器。

舞王湿婆

一神论的思想是宗教改革理论的中心，其他一切改革主张都是从这里引出或与此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印度教教派繁多，各敬各的神，各有各的解释，使印度教实际陷于分解状态。教派繁多的印度教是分裂的各小土邦的精神支柱，它造成了各小土邦之间的争斗和对印度民族意识的淡漠与忽略，结果使英国人在印度国土上稳住了脚跟。因而，在改革运动中，一神论思想的提出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它鲜明地反映了实现印度教集中统一的要求，是正在诞生的资产阶级新兴力量要求实现民族统一的曲折反映。

自印度教创立以来，婆罗门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凡是崇拜神的各种仪式都由婆罗门主持。自梵社改革运动开始后，婆罗门的居间作用和垄断解释神意的特权遭到反对。宗教改革派提出每个人都能直接认识神，这种认识主要靠内心信仰和正确的行为。例如罗姆·摩罕·罗易说吠檀多清楚地表明：“真正认识神完全可以不必遵循法典给印度教各阶级规定的规则仪式而达到。同样在吠陀中有很多例子说明，有些并不重视执行宗教仪式的人通过克制自己的感情、感觉、通过默思世界的主宰一神，也获得了关于神的真知。”^[11]达耶难陀则宣布：所有的人都有研究吠陀的权利，改革者反对婆罗门的特权，也就是反对少数人的封建特权，是把通向神的大门向所有人打开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也就引进了印度教，为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一个思想上的障碍。

印度教烦琐的仪式和清规戒律也遭到了改革者的反对。印度教继承了婆罗门教复杂的祭祀礼仪，只有祭司才能掌握。人以祭品取悦于神，祭礼的供献有动物、植物和人。直到19世纪，还有以人作祭品奉献给湿婆神的配偶摩诃提毗女神的。祭祀的风气不仅盛行于社会，更深入于家庭。在家庭从投胎到结婚有十二净法，如出胎礼、归家礼等等。结婚以后又有祭祀七种，如满月祀、祖先祀等等，这些礼仪在愚民的同时严重地妨碍了民众的觉醒。对此改革者也有了一定的认识。罗姆·摩罕·罗易在1828年1月18日的信中写道：“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使他们根本不能从事任何艰巨的事业。”^[12]反对印度教烦琐仪式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正在诞生的资产阶级渴望有一个廉俭而实际的宗教为自己服务，这与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前要求廉俭教会的宗教改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另一方面反映了启蒙思想家为唤醒民众的觉醒，从宗教上所作的努力斗争。(www.xing528.com)

对于怎样进行宗教改革，祈祷社的领导者马哈德夫戈文达·拉帕德曾作过一番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改革家的工作只要毅然与过去决裂，做他个人的理性认为正当和合适的事就行。这样看问题，就把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倾向抹煞了。”作为“真正的改革家并不是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写字，他的工作往往是要把写了一半的句子完成。”^[13]这是一种严肃的尊重历史、尊重实际的态度，只有适应印度国情的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改革，并获得实际的效益。因为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一个如何对待民族传统的问题，它涉及亿万群众，弃旧更新固然需要，但如果完全抛开原来的内容和民族形式而采纳外国宗教的内容、形式，这种改革是群众不能接受的，而改革运动成败的关键取决于群众的态度。因此凯沙布·钱德拉·森等人到后期的做法是违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民众的感情，而达耶难陀等人所坚持的原则是符合当时印度国情的。

到19世纪后半期，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印度教越来越被有些民族主义者看成是民族传统的体现，他们希望以印度教来团结各方面的人士，提高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以适应当时的需要；而自罗易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一直遭到宗教封建正统势力的阻碍和反对。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罗摩克利希那传道会应运而生，他们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办法，在奉纯粹的吠檀多教义作为它的理想的同时，又承认印度以后的发展和近代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价值和作用，甚至赞同偶像崇拜。传道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仰一切宗教的真理，罗摩克利希那一句代表性的话就是：“一切不同的宗教观念，都不过是走向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14]也就是说，在这里神是一也是多，是有形也是无形，是普遍的也是具体的，而各种教派的教义都是真理，都是追求真理的道路。

这样，罗摩克利希那就以印度教原来的神学体系为基础，综合、调和了各改革派学说，最大限度地把各种改革派别的学说归纳在一起，构成一个印度教学说的新体系，客观上为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宗教改革作了小结。他的这种继续改革的道路表面看来是复旧的，实际上是把印度教众神归结为一神；偶像崇拜、宗教仪式被看做是认识神的初级形式，内心崇拜、精神完善被看做是高级形式，也就意味着在复旧的外表下，改革运动的成果实际上被肯定下来。传道会的改革者在群众中传播思想时，并不强调从群众中根除原有的社会宗教环境。各宗教信徒都不要改变信仰，而是要履行各宗教规定的义务，从不同的道路通向一神，显然这是在基督教的进攻面前保卫印度教的一种手段。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宗教改革的意义相对下降，宗教改革已没有什么出路。印度教的改革运动冲击了“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15]这些改革家把个性解放和民主原则扩大到了宗教领域并在运动中发展了民族思想，为以后的民族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因此，印度教的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其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神学世界观代替旧的神学体系，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

3.印度的资产阶级改良和民族解放斗争

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是印度民族斗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是以爱国的封建主（包括爱国的封建王公）为领导的旧式起义或斗争，在此之后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新式起义或斗争。

在进行印度教改革运动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开始了以局部改良为目标的政治运动。19世纪20—50年代，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标志是成立了4个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即孟加拉的英属印度协会（1851年）、孟买管区的德干协会（1851年）和孟买协会（1852年），以及马德拉斯的本地人协会（1852年）。他们要求在印度逐步实行代议制；要求降低土地税和盐税，减少政府的行政、军事开支，发展民族工商业，兴办公共工程和交通事业，大力发展技术教育。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改革的要求已逐步理论化，形成了一套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理论。瑙罗吉和拉纳德提出了关于印度贫困和复兴道路的学说；在三大管区建立了一批新的、基础较过去广泛的区域性民族主义组织，如1870年成立的浦那人民协会，1876年成立的印度协会，1885年成立的孟买管区协会。在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建立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要求。

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成立了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运动已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地区性发展为全国性。但一直到20世纪初，国大党的政治主张仅限于实行代议制；其经济主张也只要求保护工商业和固定田赋。

1905年，印度民族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1905—1947年，民族解放斗争成了主旋律，印度先后出现了4次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其特点是以和平斗争为主，间以暴力斗争。

第一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05—1908年）。这次斗争的直接原因是反对英国分割孟加拉。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最初和极端派领导人一起发动和领导运动。以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在运动兴起后，就提出“斯瓦拉吉”“斯瓦德希”、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4点纲领，力争把运动引向革命道路。在极端派的影响和压力下，1906年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通过了以这4点为内容的斗争纲领。1906年，运动扩展到全印。1907年，运动继续发展。英国殖民当局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一面打击极端派，一面拉拢温和派。温和派在1907年国大党苏拉特年会上制造分裂，把极端派排除出国大党。国大党的分裂有利于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1908年，运动被镇压下去。

第二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潮（1919—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推动印度民族运动进入更高阶段。国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支持英国，希望换取战后的印度自治。但战争结束后，殖民政府不仅继续执行战时军管法令，而且还增订了新的镇压法案，即罗拉特法。1919年2月间，甘地发动和平抵抗运动，并号召于4月6日举行总罢市，反对新的镇压法案。4月13日，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民情激昂。从此，甘地转变对英国的态度，由基本合作转向基本不合作，并于1920年改组国大党，使之成为有群众基础的资产阶级现代政党。国大党以新的斗争目标“使用和平和合法手段争取自治”代替过去使用宪法手段争取在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从1921年年底到1922年2月12日，甘地亲自领导群众运动，组织国民义勇团抵制英布。政府继续镇压，1922年年初，在押政治犯高达3万余人。当年，人民群众自行发动抗税斗争，甘地表示反对，指示群众按时纳税，并于2月1日给总督发出最后通牒，限期释放政治犯，过期不放，将再次发动和平抵抗运动。但因北方邦农民捣毁警察局，甘地于2月12日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民族斗争蛰伏5年。

第三次民族斗争高潮（1928—1930年）。20世纪20年代末，印度工人阶级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城市人民群众也有了较高的斗争信心。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宪法问题的争论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1927年年底，尼赫鲁从欧洲回国。同年，国大党作出决议：以完全独立为斗争目标；抵制英国的西蒙调查团；国大党加入国际反帝联盟；尼赫鲁和鲍斯先后任国大党总书记。1928年，孟买工人在抵制西蒙调查团的罢工运动中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力量。1930年这一年，吉大港人民群众袭击当地的兵工厂；白沙瓦群众占领城市10天，士兵抗拒军官的开枪命令；绍拉浦尔纺织工人占领城市一周，并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

国大党被英国政府纠缠于宪法谈判。甘地再次亲自领导大约持续3个月（1930年2月—5月5日）的和平抵抗运动。在这个时期里，甘地组织了反盐法运动。他坚决反对一切自发的群众斗争。甘地所领导的反盐法和平抵抗运动于4月6日开始，5月5日因甘地被捕而中止。

在这次民族斗争高潮中，英帝国主义使用比过去更阴险、更残酷的手段来破坏印度的民族团结。政府首先发表印度总督的《欧文宣言》（1929年10月31日），从而引起民族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接着于1930年3月10日逮捕工人领袖31人，关押在密拉特监狱达4年之久。还利用3次伦敦圆桌会议，向全世界暴露印度民族运动内部的分歧，迫使印度接受英国的仲裁。在宪法谈判期间，则积极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30年6月—1931年3月，被判刑的和平抵抗者达9万人；到1933年3月底，在押政治犯达12万人。这次斗争高潮起于1928年初，止于1930年5月，持续约26个月。

第四次民族斗争高潮（1945—1946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斗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结合，成为世界人民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1945年，印度出现印度教徒与伊斯兰群众一致行动的征兆。1946年2月18日，孟买皇家印度海军海员的罢工发展成印度皇家海军起义。英国对这种新形势有所觉察，深恐民族大起义在印度重演，感到暴力镇压和政治权术都不能维护其殖民统治。因此，事变的第2天，英政府即派遣内阁特使团到印度谈判。1947年2月20日，英国宣布决定在1948年6月前移交政权，接着提出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该方案规定，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两个自治领分别于1947年8月14日和15日成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此告终。

1600—1947年，英国在印度进行了三百多年殖民掠夺和统治。这是以英国从近代开始居世界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变成了世界强国，使它获得了在全世界扩张的强大经济实力。工业资本家推动了英国政府对印度实施直接的殖民统治，加深了印度殖民化程度，使印度争取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的道路变得尤为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