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工业化进程：西欧工业革命下的独立发展

俄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西欧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起步，其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几乎同步发生。其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发生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大约是19世纪20—90年代。工业化初期以引进西欧的技术、机器设备和学习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主。改革后的20年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其工业化从纺织业扩散到食品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等，形成了不同的工业中心。莫斯科成为纺织工业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逐渐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融于一体。

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达9%。1893—1900年，共修建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建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被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3]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可这次工业高涨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

俄国工业化进程虽然明显受到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影响，但其工业化进程是自主进行的。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设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特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经过1861—1917年的工业化发展，俄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阶段也已经完成。1917—1991年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www.xing528.com)

俄国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有三方面。首先，农奴制始终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俄国。一方面，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地区；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第二，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三，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东正教。东正教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成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东正教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就表现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但由于它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使它成为阻碍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