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改革：世界文明史的革命之路

1.农奴制危机的加深

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二是工业革命的到来；三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四是克里米亚战争成为农奴制改革的导火线。

第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上半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沙皇政府实行的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农奴制下俄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1804年，俄国拥有16名以上工人的手工工场1200家；1825—1828年增至1800家；19世纪50年代后期更增加到2800家。工人也增加了，1804年为22.5万人，1825年为34万人，1860年达到86万人。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农奴制工人在1804年占工人总数的48%，1825年为54%，1860年达87%。不过，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在棉织业、麻织业、丝织业和制革业等部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占绝对优势。而在黑色冶金、呢绒、造纸等工业中仍以农奴劳动为主。即使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中做工的工人，也因为要向地主或国家交纳代役租，也不能完全摆脱依附农奴的地位，因而仍旧受到农奴制度的束缚。

与此相应，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得到了发展。主要是在南俄黑海沿岸及伏尔加河下游地区。1801年，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买卖土地的法令颁布后，商人、市民以及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有所发展，农奴阶级也开始发生分化。但是，由于封建农奴制的束缚，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极其缓慢。

第二，工业革命的兴起。受西欧国家第—次工业化浪潮的影响，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处在农奴制统治的俄国便开始了工业革命，这是俄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大特点。

俄国的工业革命也首先从纺织业开始，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行工业化。19世纪初，一些纺织业手工工业开始采用蒸汽机，到19世纪2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口机器，逐渐建立起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工厂。俄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直到19世纪50年代才开始有所发展。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命可以说开始于1815年。这一年在涅瓦河上出现了第一艘汽轮，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伏尔加河等河流开辟了定期的汽轮航线。19世纪30年代修筑了俄国第一条铁路（1俄里长，1俄里约合1.0668千米），1851年建成彼得堡——莫斯科的铁路。到1861年，全俄约建成1500俄里的铁路线。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俄国的国内外贸易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在19世纪上半叶，国内集市由3000个增加到4300个。19世纪的前60年，俄国的对外贸易增长2.5倍。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革命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阻碍。首先，农奴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其次，已被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工人，按其社会地位说，大部分是代役租农民，他们须向地主交纳货币地租。这就使工厂主不得不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封建主，从而降低了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再次，在农奴制下，广大农奴购买力极低，国内市场狭小，也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农奴制的束缚，使俄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俄国的阶级矛盾也不断激化，主要表现在农民和农奴起义的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826—1854年，俄国共发生了709次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24次以上。工人、士兵也掀起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暴动。遭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的波兰、立陶宛、哈萨克、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也纷纷掀起了猛烈的斗争。农民和农奴起义的人民运动震撼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集中地反映了农奴制危机的加深。农奴状态已经成为国家脚下的火药库了。

第三，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农奴制的斗争。封建农奴制度的危机和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农奴解放的理论。早在18世纪末，俄国著名作家拉吉舍夫就写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农奴制度。19世纪20年代，俄国贵族革命家发动了十二月党人起义，提出了解放农奴，无偿给予他们土地等要求。虽然最后遭受失败，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却开始了俄国解放农奴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即贵族革命家时期。

从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解放农奴运动逐渐进入第二个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是直接在十二月党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赫尔岑和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利用发表文学评论，创办刊物等形式，积极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里。青年时代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从此投身于推翻农奴制度的革命宣传活动。他是由贵族革命家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过渡性人物，是俄国著名的思想家、作家，革命宣传鼓动家。他出版了一种革命的杂志《北极星》，表示他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1857—1867年，赫尔岑在国外还出版了有名的《钟声》杂志，号召一切进步的人们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而斗争。赫尔岑的主要功绩在于唤醒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海军军医家庭里，他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早年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就以中篇小说《季米特里·加里宁》谴责农奴制度，被学校以“身体衰弱、低能”为由开除学籍。起初，他反对用革命的办法消灭农奴制度，企图用“启蒙教育”的改良办法达到废除农奴制度的目的。后来，他在革命运动的推动下逐渐抛弃了幻想。1847年，他在《给里戈里的信》中，不仅谴责里戈里背叛人民事业而投向沙皇制度的行为，而且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黑暗，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说：俄国能否得救，不在于说教与祈求，而在于废除农奴制度，在于唤醒人民对于人的尊严感，在于教育人民。列宁称这封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1]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出生在萨拉托夫城一个神甫家庭里。早年在一所宗教学校上学，后来进了彼得堡大学。他接触过费尔巴哈哲学，逐渐成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从1853年起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成为这个杂志的实际领导者。这个杂志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详尽地阐明了他的农民革命纲领。他号召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消灭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革命民主主义者都是一些单独的革命家和活动家。他们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农奴制度，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成为俄国的启蒙主义者。

第四，克里米亚战争成为触动改革的导火线。进入19世纪以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继承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衣钵，加紧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和扩张。19世纪上半期，经过几十年的血腥征服，终于从伊朗手中夺取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一部分和亚美尼亚等地区。

沙皇俄国是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之一。从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就开始侵入黑龙江流域进行掠夺和屠杀。1858年和1860年，沙俄先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共计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争夺近东和巴尔干地区，历来是沙皇俄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头等目标。1827年，沙皇俄国以援助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为名，勾结英、法对土耳其作战。1828—1829年对土战争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沙俄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www.xing528.com)

到了19世纪50年代，沙俄趁土耳其帝国衰落的时机，又伸手这一地区，企图夺取黑海海峡，控制巴尔干地区。因而与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是“巴勒斯坦圣地”问题（巴勒斯坦此时属土耳其）。1853年初，俄国派出一个使团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苏丹授权东正教教会掌握巴勒斯坦伯利恒教堂，遭到拒绝。此后俄土之间断绝了外交关系。1853年6月，8万俄军开进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土耳其下达了战争动员令。

1853年10月，土耳其在英、法的支持下宣布开战，俄土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开始的当年11月，俄军重创土耳其舰队，控制了黑海的制海权，直接威胁到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沙俄对土耳其肆无忌惮的侵略，从根本上损害了英、法列强的殖民利益。1854年3月，英、法正式对沙俄宣战，后来萨丁王国也加入英、法一边，奥地利趁机派出两个军团进入多瑙河，要求俄国退出多瑙河两公国，战争日益扩大和复杂化。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俄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也就决定了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彻底失败。1856年3月，交战双方签订了《巴黎和约》。规定俄国在黑海海峡不能保有舰队，还必须拆除黑海沿岸的一切要塞；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割让给摩尔达维亚和土耳其。

长达3年多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52万人伤亡，直接战争费用高达50多亿卢布，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尼古拉一世建立世界帝国的美梦破灭，服毒自杀。俄国发动战争本来想以此缓和国内矛盾，维护农奴制度，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使沙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克里米亚战争大大加重了俄国人民的兵役和赋税负担，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恶化，许多地区的农民揭竿而起，纷纷发动起义。据不完全统计，1858—1860年，俄国发生农民起义近300次，彻底动摇了农奴制度的经济基础，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群众性的农民斗争促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日渐活跃起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开始公开谈论废除农奴制度的必要性。1857—1858年，各省成立了贵族委员会来制订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草案。

2.1861年农奴制度改革

1861年俄历2月19日（公历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和特别诏书。主要内容如下。

①关于农奴的人身解放。《2月19日法令》反映了农奴主一手实行的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法令宣布了农民的人身自由。

《2月19日法令》从法律上宣布了农奴的人身解放，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公民权利。

②关于宅园地和份地及赎取办法。《2月19日法令》规定，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可以得到一块份地或宅旁园地。法令基本上把俄罗斯欧洲部分各省的土地划分为黑土、非黑土和草原3个地带，并且规定了每个地带份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改革以后，全俄平均每个农民得到了3.3俄亩份地（1俄亩约合1.09公顷，也译作“俄顷”。18—19世纪时约合1.456公顷）。份地中最肥沃的部分以及改革前归地主和农民公有的水塘、牧场和森林都被地主霸占去了。

农民要得到自由、宅园地和份地，就必须向地主交付赎金。当时，地主分给农民的全部份地大约价值6.5亿卢布，而农民必须交付的钱近9亿卢布。农民同地主订立赎地契约时，必须立刻付出赎金的20%至25%，其余的75%至80%由国家暂时垫付给地主，农民在49年内分期本利偿还给国家。截至1905年革命，农民实际交付的赎金超过了20亿卢布。

③关于改革后农民的管理组织。为了加强对改革后农民的控制，政府把农民组织在固有的农民村社中，实行连环保制度。由几个村社组成乡，村社和乡的公职人员由农民代表选出，负责监督农民完成各种义务，而且直接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此外还特设了一个由地方贵族产生的调停吏，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一切关系，村社和乡的公职人员也必须完全听从调停吏的管辖。这样，从前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改革后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地主贵族集体权力的控制之下。

经过农奴制改革，从农奴制度的束缚下一共解放了男性农民2120多万人。女性农民也同时获得解放，但她们得不到土地，因此也不用付赎金。一部分破产成为自由雇佣工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劳动力。所以说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它是俄国由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方式的转折点。

但是，由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由封建农奴主自上而下进行的，因而极不彻底，它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因此，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成为未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