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新现象，如果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考量，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刻。
1.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商品生产发展、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发生某些新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首先，在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生产者相分离的现象，出现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无产小民，农业雇工开始涌现，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松弛。江南一些地主除了使用佃户、僮仆之外，还使用大量雇工，并有长工和短工之分。“无产小民投雇富家力田者，谓之长工”，[1]长工一般“计岁受值”。[2]短工一般只在农忙时受雇，一般计日受值，也有计时受值。雇工的人数在江南一些地区已有相当数量，“一里或二十名，或二十五名”。[3]雇工与雇主之间基本是一种契约关系。明政府新定律规定，长工中“立有文券，议有所限者，以雇工人论”，即受雇期间是“主仆关系”；“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即短工人身与凡人一样自由。[4]大部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有所松弛，一般来说，今年佃耕，“明年可以弃而不种”。[5]
第二，班匠制度发生变革，商人进一步控制手工业。明代名隶官籍的民匠中，班匠约有23万，约占工匠总数百分之八十。但是，不论是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因不堪官府奴役，纷纷用怠工、避班、隐冒和逃亡等方式进行反抗。迫使明政府只好改变剥削方式，实行以银代役，于是就出现了“匠班银”或叫“班匠银”。他们对封建政府的人身隶属关系大为削弱，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发展。
第三，商业资本进一步发展，商人进一步控制手工业生产，手工业者对商人的依赖关系加强。江南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等地，有许多身带数万甚至几十万资本的富商巨贾，前来收购棉布。[6]他们的足迹深入到乡村市镇。在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商人还控制了加工丝棉纺织品的染坊和踹坊。有的商人干脆自己开设染织作坊。徽商阮弼曾在芜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染出的纺织品远销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万历时，苏州染坊工人有几千人。[7](www.xing528.com)
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明代中后期的江南丝棉纺织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其标志通常是“设局”“机户”的产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时授值”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政府为控制江南丝织业生产，在南京设立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在苏、杭等地设织染局。这些官办织染局，内设织机，役使大批工匠织造。嘉靖时，苏州城内织染局就有机173张，各色工匠600多名。同时，江南各地又有大批从事丝织业的民间机户。苏州城东长洲县“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8]。在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开张二十余张或三四张织机的大机户。“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动力买卖关系基本确立。在松江地区加工棉布的暑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万历以来，松江西郊暑袜店百余家，经售用洁白尤墩布缝制的尤墩暑袜，极其轻美，四方争购，“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9]这些合郡男女实际上都是袜店的雇佣工人。
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生产关系，其特点是嫩弱、稀疏，只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处于机器大工业产生之前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表现形式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
2.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清朝的统一和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了缓慢滋长，其发展主要表现在：①范围扩大。江宁在明代远不如苏州发达，但在清代却大大超过了苏州。②部门增多。在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在广东、陕西等地的铁矿开采和冶炼业中，在云南的铜矿生产中，都出现了私营的、规模更大的、分工更细的生产方式。③手工作坊、手工工场规模增大。手工作坊主和工场主拥有的织机数量有较大增加。原来清政府规定丝织业机户织机拥有量不得超过百张，后经江宁织造府的曹寅奏免，“自此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10]不过绝大数还是拥有数张至数十张织机的中小作坊。④包买商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比过去有明显发展。从康熙到道光年间，江宁、苏州等地出现了许多由大商人开设的“帐房”，他们拥有大量资本、原料和织机。如江宁的“大帐房李扁担、陈草包、李东阳、焦洪兴者，咸各四五百张”[11]织机。
清代资本主义萌芽虽有了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发展十分缓慢和不平衡。主要原因大致有：①封建剥削沉重，农民极端贫困，无力购买手工业品；②地主、商人剥削所得钱财，多购置田产，影响手工业扩大再生产；③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历来执行“重农抑商”和“重本抑末”的政策，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专制还有所加强，政府在国内设立许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对贸易实行垄断或限制，严重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和向手工业、制造业资本的转化；④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和市场受到严重影响；⑤封建行会严格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总之，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致使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处于极其微弱的地位，无法让中国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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