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的兴起
欧洲历史上,城市、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所起的历史作用,不仅受到欧洲史专家的关注,也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城市的兴起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前提,它对欧洲政治和社会民主化也具有深刻影响。
西欧社会从奴隶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初期,很少有作为商品经济的城市存在,原因是罗马帝国的衰落,使古典的城市受到了沉重打击。日耳曼入侵以及长期的战乱,使欧洲动荡不安。当时战争所到之处,便是一片废墟,城市也随之陨落。更重要的是,西欧中世纪初期从日耳曼的马尔克(农村公社)到封建的庄园制,生产方式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内部尽管存在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但在中世纪初期,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彼此之间并没有很大的需要进行工商业的交换,作为工商业的城市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公元10世纪前后,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阿拉伯人向欧洲的扩张得到遏制,东西方的势力暂时得到了平衡。不断骚扰欧洲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退了回去,东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也被击退。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复苏。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有所高涨。随着工具的改进,技术的提高,人民也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三圃制(又译三区轮作制)逐渐得到推广,铁犁、铁斧被广泛使用,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产量显著增加,这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农业的发展要求手工业提供工具,农产品的增加,使更多的人可能脱离农业,专门从事手工业。日积月累,手工业技术改进,专门化程度提高,使手工业者在满足领主的要求的同时,也有余力接受外来的加工、订货。庄园内部的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和必然。作为商品交换的基地——城市也就应运而生。
手工业的发展,使工匠们要求摆脱领主庄园的束缚而独立经营的愿望日益强烈。一些农奴,尤其是具有专业技能又向往自由的手工业农奴,以逃亡、赎买、交纳定量手工业成品的方式,冲破领主的控制,到有利于进行产品交换的地方,如港口、河边渡口、交通要道或城堡寺院附近定居,从事商品生产,于是手工业者聚集的地方逐渐地成为了新兴的城市。
中世纪有许多城市是由手工业者从农庄分离出来后集居而成的,但也不排除一些城市是由军事堡垒发展而来的。公元9世纪时,为抗御诺曼人的攻击,西欧不少地方兴建了城堡,内有封建主的住宅、教堂、仓库等,如遇敌人袭击,附近居民也都来躲避。这类城堡因生活用品交换的需要,加上城堡内比较安全,于是便逐渐出现了一些市场,并发育为城市。西北欧、莱茵河以东的一些城市就属此类型。当然,与东方城市一样,西欧也有城市是由宗教中心或政治中心发展而来的。
总之,西欧城市兴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途径和原因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而使众多手工业者脱离庄园集居而成。城市是封建庄园的对立物。公元11—13世纪是西欧城市的发展与发达时期,许多城市在这一时期兴起并繁荣。
刚兴起的城市不大,设施简陋。一些著名的城市如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也只有几千人。由于“西欧没有一块土地没有领主”,城市仍然摆脱不了封建领主的奴役。有时一个城市分属几个领主所有。他们任意向城市居民勒索赋税,摊派徭役,甚至公开抢劫。城市越发展,与领主的矛盾越尖锐,城市要发展,必须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城市的商业和贸易活动,首先需要自由的保障,城市自治成了城市斗争的首要目标。
2.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方式
一般人认为,西欧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公元11—13世纪,城市在反封建领主的斗争中发展。在封建主领地上兴起的城市,可以满足封建主消费的需要。因而,领主一般采取招引别的庄园内的农奴来城市定居,并对城市采取庇护的政策。但是由于城市处于领主的司法、政治权力之下,形同封建领地,居民则要交纳象征农奴义务的各种杂税,一开始就引起居民的不满。
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城市的自由发展。城市居民为求生存,必须创建适合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环境,于是城市居民便组织起来,开展反领主、争自治权的斗争。公元1057年,米兰市民起义,反对城市领主——大主教。公元1094年,建立了城市自治政府,选举执政官,建立了米兰公社。公元1112年,法国琅城市民起义,反对领主的掠夺,他们高喊“公社”的口号,要求建立城市公社,经过长期顽强的斗争,终于取得自治。
城市自治一般要由国王或封建主持特权证书予以肯定。特许的内容大致有人身自由、土地自由、司法和财政独立等。城市自治一方面表现在同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城市制度和城市生活中。城市制度以法国诺曼底的卢昂为例,由一个城市上层分子(多为富商)组成的百人会议作为市政管理机关,具有司法、行政权以及任命市政官员的权力。市政执行机关由百人会议选举24人组成,其中12人为市政官,12人为顾问。百人会议还有权推荐3人为市长候选人,最后由国王裁定1人为市长。市长权力广泛,包括主持法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等。在许多自治城市还设立了由市民组成的法庭和陪审团,他们按照城市法律审理各种诉讼案件,由市民组成的陪审团保证了执法的民主性和公正性。现代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就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毫无疑问,城市生活的主体是市民,即各城市中具有市民权的全体居民。与古希腊城邦一样,城市公民必须宣誓,遵守城市法律,维护城市利益。
自治后的各城市尽管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有城市居民都是自由人。任何一个农奴,无论身份如何,只要在城市中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自由人。西欧中世纪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自由吸引着农奴逃往城市,城市由此不断得到发展。“自由”与“自治”是西欧中世纪城市的重要特质。
公元13—14世纪,城市在行会与城市贵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中发展。城市获得自治后,一般说来统治权自然落到上层少数富人之手,其中包括大富商、高利贷主、房产主和地主等,他们构成城市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人们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往往要对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进行规范。由此,一些行会或兄弟会应运而生,大会的市民必须遵守行会章程,此时的行会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规范,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城市贵族一般占据城市的重要位置。市议会议员、政府首脑、司法审判团等多数职位皆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是城市的真正拥有者和统治者。城市当局向手工业者征收苛捐杂税,而富人的大量财富不仅几乎全不纳税,而且他们还通过承包生活必需品的间接税,哄抬这些商品的价格,从中渔利。城市贵族和行会之间的斗争由此激烈,有时甚至达到了武装起义的地步。
一般说来,在商业占优势的地区,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亚那和汉撒同盟的汉堡等地,城市贵族势力雄厚,行会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城市工业比较发达、行会占优势的地区如佛罗伦萨、奥格斯堡、科伦等,行会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当然,市政大权不会掌握在下层小行会手里,而是落入富有的上层大行会的股掌中,由他们与城市贵族联合统治。
公元14—15世纪,行会内部的斗争推动城市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内部的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一些手工业者为适应市场的需要,竭力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以增加产量,行会内部的分化不可避免。大作坊主和较富裕的手工业者开始剥夺小作坊和小匠师,由他们供给原料和半成品,经小作坊加工后,再收购包销其产品。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行会仍然维护着老一套规章制度,到14世纪、15世纪之交,行会开始成为生产和技术进步的障碍。
行会手工业分化还表现在行会之间的不平衡和作坊内部关系的不平等。小行会在大行会的排挤下,日益衰落。行会内的帮工和学徒的处境也日益恶化,劳动时间长,工资低,晋级条件苛刻,除非是匠师的亲属,不得未经考核加入行会,更不能不参加行会就自行开业。(www.xing528.com)
帮工和学徒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了“兄弟会”“伙伴社”等,与匠师展开斗争。公元1350年,伦敦剪毛业行会发生大规模的帮工起义。公元137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梳毛工人和行会外的小手工业者起义,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雇佣工人反对工场主的起义。西欧城市在斗争中发展,特别是在与行会的斗争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市民(Burgess,直译为布尔乔亚)是指居住在城镇的一切居民,包括商人、工匠、自由民学徒、律师以及逃亡的农奴。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庄园的农奴显然是有差别的。一道城墙把城市与乡村分隔开来,中世纪的城门状如罗马时代的凯旋门。城门两侧有高大突出的塔楼护卫,门前的护城河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内街道纵横交错,但大多是泥路,晴天沙尘飞扬,雨天一片泥泞。城市中心一般都有广场和教堂,城市广场既是节日集会欢庆的场所,也是集市之地和人们休闲的好去处。教堂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建筑中最宏伟壮观、精美绝伦的往往是教堂。
教堂通常是一座城市的标志与象征。巴黎的象征是巴黎圣母院,坎特伯雷的象征是坎特伯雷大教堂。城市生活也比乡村更丰富多彩,年轻人参加赛跑、摔跤、投石等游戏;居民们参加各种节日活动,例如1月6日主显灵节、2月14日圣瓦伦丁节(即情人节)、3月的复活节、4月1日愚人节、5月的五朔节、6月22日仲夏节……直到12月25日圣诞节,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所有的节日都伴有相应的庆祝活动。
城市居民的衣着打扮也透露出生活方式的某种信息。城市贵族衣着考究,色彩光鲜,而普通市民大多穿紧身短上衣和紧身短裤,偶尔也戴有檐小帽。妇女则穿紧身上衣和齐腰的长裙,不仅质地低劣,做工也较粗糙。
中世纪城市的另一面是拥挤狭窄,卫生与公共设施极差,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极易传播疾病。公元1348年欧洲黑死病流行时,打击最大的就是城市。
3.城市的地位与作用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西欧社会的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伴随着城市兴起和发展,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城市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的自然经济。随着各种产品的增加,诱惑也随之增多,领主的贪欲增大,领主们加紧向农民搜刮,要他们交纳货币地租,强迫农奴用钱财来赎取人身自由。农村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大规模的农奴起义不断爆发,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
第二,城市的发展改变了西欧社会的阶级构成,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新的市民阶层出现了,他们脱离农庄,最终走向了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市民阶级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使他们能更大范围地参加工商业活动。相对弱小的市民阶层往往选择支持王权,因为混乱中王权代表了秩序。这样,便出现了市民与王权的联盟——英国的国会和法国的三级会议。市民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仅成为监督统治者和政府行为的一支主要的社会力量,也为日后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城市的繁荣也为国家统一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期,地区之间缺乏相互联系。如今,商品经济发展,各地经济联系加强了,出现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工商业城市。这样,就为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创造了经济前提,也为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第四,市民文化、城市大学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动摇和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神学,为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法学、哲学的发展和宗教改革,为自然科学的诞生准备了初步条件。
第五,在近现代西方政治与社会民主化的道路上,市民及市民社会的力量更是不容低估。它是一种对抗暴殄天物的强大力量,凭靠“社会契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是封建国家的对立面。西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雏形自此形成。自治城市的市民社会成了罗马私法生长的温床。在城市生活中,罗马法中的私法、私域、私权与公法、公域、公权对抗的观念再次得到张扬。这种公私分离、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对立的思想经启蒙思想家尤其是黑格尔的重新阐发后,使自由的市民社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也是现代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
学习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中古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2.伊斯兰文明兴起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3.如何正确评价宗教在欧洲中古时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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