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瑰丽的文学
史家称唐宋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百花齐放的中古文学中，唐诗最为光彩夺目。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23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唐时才华横溢的诗人辈出，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其中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和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把诗歌艺术推向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诗歌的发达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也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
宋词是文学领域另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宋代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生活的更加繁华，宫廷教坊、歌楼伎馆的出现，都为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近人唐圭璋编的《全宋词》著录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以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为代表的诗人词客，各领风骚，将宋词推向繁荣。
元朝以戏曲成就最高，元曲由元杂剧和散曲组成，在文学形式上是由传统诗歌散文到有情节的戏剧的一个转折。关汉卿是元朝最优秀的剧作家。
明清小说成就很高，代表作品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
2.汗牛充栋的史学
唐以前，史书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的国史。从此，官修正史成为一种制度，沿袭了下来。
唐代编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通典》（杜佑著）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
两宋时期史学的研究成就远远超过前代，史学著作大量出现，特别是大型通史和当代史的编修，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编撰。《通志》是另一部杰出的大型通史，南宋史学家郑樵所编，最大的贡献是其中的二十四略，概括了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
元朝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私家编撰的有《文献通考》《通鉴胡注》等，官修史籍中保留下来的有《宋史》《辽史》等。
清代史学也有相当的发展，官修的主要有二十四史的《明史》，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开辟了研究学术史的新领域。乾隆年间，编辑了《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3.缤纷的艺术
唐朝艺术空前繁荣，硕果累出。唐朝的雕刻艺术保留下来许多珍品，其中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492个窟洞中，唐窟达213个。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唐三彩陶俑，塑造得精致细腻，神灵活现。洛阳龙门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雕像，我国最大的石佛像四川乐山大佛，雄伟自然，高71米。唐朝的音乐和舞蹈在融合和吸收外来乐舞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优美和谐的中国民族乐舞。唐代的绘画（代表人物阎立本、吴道子）和书法（代表人物颜真卿、柳公权）也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宋朝的绘画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为著名，反映了宋代商业的繁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书法艺术圆润成熟，流派纷呈。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开创了书法艺术的新高峰。
元朝音律蓬勃发展，与元曲的繁荣不无关系。书画艺术也不落俗套，赵子昂是著名书画家。元的壁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敦煌保存有元代壁画。
清朝的石涛、朱耷、肖云等扬州画家，具有独创精神，其山水画另辟蹊径，成为我国绘画艺术史上的一个新流派。另外，清代园林建筑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北京的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拉萨布达拉宫是其中的杰作。(www.xing528.com)
宋明理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①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②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有朱熹、陆九渊。明代是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不同，它尊信的主要经典是《四书》，其价值体系都在《四书》。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大体包括：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宋代的朱熹（1130—1200年）。理学自北宋五子开始勃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朱熹终于完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实现了儒学创新。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总结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加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元论的继承和概括。朱熹发展了“二程”“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他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2]。”主张人性二元论，把人性分为“天命”“气质”，并把封建伦理纲常都纳入了天命之性中，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他提倡“格物致知”，强调“知先行后”。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所营建的一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虽在其生前未被统治者所用，但在他死后不久就得到理解和重视。
由于理学的兴盛，宋明理学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的主要载体是儒家经典，宋儒继承了汉唐经学，通过解经而深刻理解经典的底蕴，开始了新的释经境界。理学打着经学的大旗，与佛、道对抗。直接从儒家著作的原典中阐发义理，力求“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3]在其发展中，援佛、道入儒，大量吸收佛、道两家的思辨哲学和理论思维成果。到了明朝，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明朝的李贽被称为“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清初的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4]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此外，对待宗教，唐宋当权者们都采取了开放与融合的态度，不仅重视本土宗教的保护，也为外来宗教大开通路，形成了宗教繁荣的现象。唐王朝在其前期和中期是很自信的，加上疆域的辽阔，境内外民族交往的增多，除传统的外来佛教及内在道教外，又引进了许多外国宗教。当时，在唐朝产生影响的外来宗教有祅教（又名“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伊斯兰教，也出现了傅奕、狄仁杰、姚崇、韩愈等反佛代表。
5.科学技术
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到隋唐五代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了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和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指南针的装置已有很大改进，地磁偏角的发现已有记载。欧洲直到1492年，才由哥伦布发现。指南针用于航海，使宋朝航海技术大大提高。以沈括、郭守敬、毕异、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古代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列出了高次方程解法，较欧洲的“霍纳方法”早了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比欧洲早了近五百年。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明清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虽然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都分别显示了明清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从江苏刘家港出发，曾到达中南半岛、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不仅把我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了顶峰，也把中华文明播向了世界。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已经起步，清代传统科学技术仍在缓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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