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马从城邦走向帝制
罗马的第一个军事独裁统治者是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他凭军功而获得元老院指定为无限期的独裁官,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修改法律,任意处死公民,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他采用“公敌宣告”办法杀害骑士和持不同政见的元老,开创罗马历史上用武力进行政治斗争的先例。军事独裁导致了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公元前73年夏—公元前71年春)。这次起义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另一方面对奴隶制起了改造作用,使一部分奴隶转化为隶农。马克思称赞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5]起义被镇压后,罗马走向帝制的步伐加快。
前、后“三头同盟”的结成是通向帝制的最后两站。公元前60年,庞培、恺撒、克拉苏结成“三头同盟”,左右罗马政局,史称“前三头政治”,三头政治是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过渡形式。公元前59年恺撒出任执政官。在公元前53—前48年的内外斗争中,克拉苏、庞培败亡,“前三头政治”结束,恺撒先后被宣布为终身保民官、终身独裁官、“祖国之父”等,实行独裁统治。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被政敌刺死于元老院议事厅。接着其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执政官安东尼、骑兵长官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但很快屋大维独掌政权,并征服埃及。经过多年的内乱战争以后,手握重兵的屋大维在罗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改革,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共和政体。公元前30年,罗马即进入帝国时期。
罗马帝国的扩张
罗马从城邦走向帝制的主要原因是:①长期海外征服,使罗马奴隶制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罗马贵族和骑士的势力增长;奴隶制空前发展,廉价的奴隶被广泛运用于生产和家庭劳役,奴隶种植园十分普遍;土地集中和大农庄形成。②版图扩大使古典意义的民主共和政体难以适应。③共和派和独裁派的斗争是直接原因。
2.罗马帝国的兴盛
(1)罗马帝国政体的发展
罗马帝国政体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元首制和君主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始于屋大维(公元前27—公元14年),后一阶段始于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元首制的实质是君主制,但在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国的一些重要制度。
公元前30年,屋大维成为罗马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他吸取了恺撒的教训,没有公开恢复军事独裁制度,而是尽量把自己的政权用合法的外衣掩盖起来。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宣布恢复共和国。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元老院和军队授予他的奥古斯都和统帅的头衔,并掌握着军事、行政、司法和宗教大权。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个头衔有“神圣”之意,统帅(Imperator)原意是“凯旋将军”。“皇帝”(Empereur)一词,即由此转化而来。共和时代的国家机构仍保留着。屋大维自命为元首(Princeps),即“国家第一公民”。因此,人们把他和他的继承者所统治的时期称为元首制或早期帝国,以区分共和时期(公元前6世纪—前27年)与后期帝国(284—476年)。元首制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在这两个世纪里,罗马经历了美好的时代。
奥古斯都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行政和社会改革旨在稳定社会基础。奥古斯都重组元老院,限额600人。并严格从财产和道德两方面确定议员资格。从理论上讲,元老院仍享有法定的权力,但其实际控制权已不复存在。原有的行政长官职位仍然每年由选举产生,但须由奥古斯都特别推荐。此外,奥古斯都还定期亲自任命元老院议员担任他授予权范围之内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和行政总督。骑士通常被任命为次要的军事指挥官和地方财政官。在一些较小的行省,骑士财政官具有绝对的管辖权,并直接向奥古斯都负责。由此,骑士阶层的社会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元老院的政敌成为政府官员和土地所有者。共和国后期尖锐的政治矛盾得以缓解。
公民大会则以不健全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为进一步稳定统治基础,加强帝国实力,奥古斯都还积极推行财政改革。首先增设了一些新的税种,以充实国库。其中在意大利征收销售税及罗马公民应纳的遗产税,奴隶解放税的收入上交特别军用金库,以支付罗马老兵的退役费。其次变革旧的包税制,杜绝营私舞弊行为。帝国财政官负责税收,并逐渐替代骑士包税人。奥古斯都还下令各行省进行人口普查,以便更公正地履行纳税义务。军队是奥古斯都独裁统治的支柱。奥古斯都军队改革的目标是精兵简政,以质量取胜。
亚克兴战役后,有近半数的士兵退役,退役士兵都得到了土地或退役金。经过整顿,罗马保留了25万人的军队,其中一半是军团,一半是辅助部队。两者都是志愿兵。军团的士兵主要是从意大利招募来的罗马公民,辅助部队的士兵则来自较好战的行省,通常保持原有的武器和作战编队,受罗马军官指挥。对贫困的罗马公民来说,参军既有可能挤入上层社会,在退役时又可指望得到大笔退休金;辅助部队的士兵服役期满后,可望获得罗马公民权,因而都愿意从军。改革后的罗马军队由28个最精锐军团的常备军和相应的辅助部队9000人的近卫军和一支海军陆战队组成。奥古斯都率领着这支军队先后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山区的一些部落,平定了西班牙西北部地区,占领了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帝国的疆界空前广阔。
(2)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奥古斯都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改革,确保了罗马此后的二百多年和平。期间,罗马出现了涅尔瓦(96—98年)、图拉真(98—117年)、哈德良(117—138年)、安东尼·庇护(138—161年)和马可·奥勒乌斯(161—180年)“五贤帝”。在他们的统治下,帝国空前繁荣,疆界也达到最大范围,文化处于极盛期。
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疆界辽阔,福斯湾到克莱德湾一线是北部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则是东部的天然边界,南部边界直达撒哈拉沙漠,帝国全盛时期的面积将近350万平方千米,约10000千米边境线,估计人口达7000万~1亿。就欧洲而言,帝国实际上包括了两个独特的地理区域:地中海地带和大陆地带。地中海地带是古典文明的发源地,包括意大利和希腊、法国南部、西班牙(中央高原除外)和亚得里亚海的东海岸。但是,地中海东部的社会模式、经济生活和政治管理方式与西部显然有所差别。在西部地区,罗马文明和拉丁语占主导地位,而在东部地区,希腊语和希腊文化仍占优势。因此,帝国时期罗马文化实际上一分为二:西部的罗马文明和东部的希腊化文明。就政治而论,罗马化支配着东部,因为帝国的文职人员和军队主要从意大利和罗马化的行省中招募;但就经济而言,东部远比西部活跃,那里商业和制造业发达。这也使得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两大地区分裂发展无可挽回。
大陆地带主要是指恺撒征服的高卢卢瓦尔河以北地区和奥古斯都时期征服的多瑙河地区。这些地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但从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大陆地带人口不足,城市稀少,只能说是部分地融入了地中海社会和文明。因此,这一地区也是罗马帝国最早失守的地区。
显然,庞大帝国之下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单元。随着罗马文明在西部各行省的传播,许多地方自治市按罗马城的模式组建。公元2世纪,整个罗马帝国可以看成是一个城市的集合体。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乡村,其行政长官一般由选举产生,官员不拿官俸,并由市元老院协助工作。自治市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收税。此外,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行使审判权,并负责保养道路以及接送帝国官员和传递信件。
早期帝国在经济方面较之过去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生产工具有明显的进步,且分工日益细密。意大利的园艺业尤其是一些行省的农业发展迅速,埃及的小麦、纸草和玻璃制品,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造品,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产等,使罗马的经济一片繁荣。
与此相对应,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意大利和各行省,各行省之间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在西部,高卢和意大利等地的商人沿莱茵河、多瑙河、维斯杜拉河到北欧进行贸易;东部,希腊、叙利亚等地的商人经过阿拉伯、伊朗和中亚商路与东方进行贸易。帝国从外部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亚洲地区的各种奢侈品,包括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进步。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专门经营存款、贷款以及汇兑的业务部门。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帝国境内兴起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如不列颠的伦丁尼(伦敦)、高卢的卢格敦(里昂)、多瑙河的文多波那(维也纳)等。其中,帝国最大的城市当然要数罗马。当时的罗马,人口约100万人,其规模与现代城市相当。大多数罗马的城市设有公共澡堂、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公共市场和商店。正是罗马的这些城市构成了帝国及帝国文化的基本细胞。(www.xing528.com)
3.奴隶制危机与帝国崩溃
(1)“3世纪的危机”
公元2世纪末—3世纪末,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陷入全面危机,史称“3世纪的危机”。
危机的根源是奴隶制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一方面,“五贤帝”的最后一位皇帝去世后,即位的儿子康茂德道德败坏,残暴妄为,导致罗马内战的再次发生,成为奴隶制危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使得农业萎缩、工商业萧条、财政枯竭。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由于奴隶来源的减少,劳动力大量减少,加之奴隶劳动的强制性,导致农业生产的阻滞和破坏。为此,奴隶主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庄园生产方式,把庄园分成小块租给奴隶或自由民,向他们收取实物或劳役地租和少量租金。奴隶制开始向隶农制转变。隶农是农奴的前身,据拉丁文coloni音译“高伦”,属罗马奴隶制末期的小块土地佃耕者,其中包括被解放的奴隶。隶农有微薄的家室经济,份地可世袭,但在土地关系上仍依附于庄园主。而尚存的小农经济在重赋、官府压榨下也难以维持生计。农业的衰弱制约了农产品向城市的供应,各行省自身手工业的发展,也减少了帝国各地手工业产品流通的必要性,进而导致了工商业的萧条。几乎与此同时,罗马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和手工业技术更加发达,贸易规模也大大超过西部。但是,帝国宫廷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依然浩大,节日庆典繁多,挥霍浪费严重,国库空虚。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帝国政府开始发行劣质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经济的全面衰落,加剧了政治的混乱。罗马上层统治纷争激烈,帝位更迭频繁。从235年起,50年间先后有20多人登位,有时一年内要更换4个皇帝。中央政权瘫痪,地方势力则称雄割据,帝国政局一片混乱。在社会灾难面前遭受重创的自然是人民大众,他们的处境极其恶劣。3世纪中叶鼠疫再度流行,造成罗马人口大减,使危机中的帝国雪上加霜。
此时的罗马帝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在遭受经济、政治危机和人口资源锐减等多重压力的同时,外部的日耳曼人和波斯人开始越过罗马的边界,进入帝国的疆域。国内北非和西西里则发生了奴隶和隶农的大起义,高卢也爆发了巴高达(意为“战士”)运动。盛极一时的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2)后帝国时代及帝国的全面崩溃
罗马帝国的衰落可谓一部血腥的内战史。公元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约243—313年)取得了帝国政权,罗马走入后期帝国时代。戴克里先废止了元首制,正式采用君主制,为挽救帝国危亡,戴克里先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行政方面,他把帝国分成4个部分,由他和3个助手分别统治,即所谓的“四帝共治制”,旨在克服帝国的分裂倾向。在财政方面,开始实行新的税种,农村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对城市居民则单征人头税。
改革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好景不长。305年戴克里先退位后,新一轮的王位争夺战开始了。306年君士坦丁(约280—337年)做了西部的皇帝,并于323年掌握了全国政权,不久他废除了“四帝共治制”,重新对帝国进行统一管理。由于当时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移向东方,330年,君士坦丁将东方的拜占庭定为帝国新都,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暂缓了帝国的崩溃,但未能解救帝国的危机。395年,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从此,统一的罗马帝国最终成了人们的一种记忆。
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帝国的宗教政策。为巩固帝国基础,君士坦丁做出了向基督教妥协的姿态:313年,他在米兰发布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从此基督教成了帝国的官方宗教。帝国后期,社会的动荡和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宗教以寻求寄托。因为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为被生活所抛弃、无家可归的平民百姓许下友谊和幸福的诺言。皇帝狄奥多西在位期间(379—395年),基督教被尊为国教。但结果却未能如愿,虽然延缓但并不能避免帝国的灭亡趋势。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来自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等地的法兰西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大规模的入侵。
与此同时,帝国内部的奴隶和隶农起义更加如火如荼,巴高达运动重新高涨,进一步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致使罗马帝国对西部的统治趋于瘫痪。在北非则爆发了“亚哥尼斯特”(意为“战士”)运动。大规模的起义所导致的社会混乱,使帝国不堪一击。
410—450年,“蛮族”人曾两度洗劫罗马。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在日耳曼雇佣军军官奥多维克的逼迫下退位,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长期以来,关于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史家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定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给罗马帝国以最后一击的是日耳曼人的入侵,西欧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这一根本性变革过程中,决定的力量应是入侵罗马的日耳曼各族。第二种认为,帝国灭亡的决定因素是帝国内部奴隶和隶农的起义,日耳曼族的入侵,对帝国的灭亡起着推动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决定力量是罗马生产力的发展,但日耳曼入侵这一因素也不可忽视,两种因素相互影响与综合,导致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罗马帝国的衰落以及最后在西欧和北非的崩溃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罗马社会发展到后期,内部已经出现了许多封建因素,奴隶制度日见衰弱,从而对外部“蛮族”的入侵缺乏抵抗力。政治动荡,内战不断,使罗马社会经济衰落。就政治统治而言,罗马帝国尽管有着较为全面的法律制度,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最主要的是缺乏明确的继承法。当政皇帝去世,尤其是突然去世,往往因缺乏合法的继承人而导致内争。另一个缺憾是没有让足够的人民参与政府工作,帝国中大多数居民是根本不参与政治的臣民,他们对国家的兴衰无动于衷,更不用说效忠罗马了。
帝国后期最大的经济危机是奴隶制衰弱和劳动力短缺。一方面,直到图拉真(罗马皇帝,98—117年)时期,罗马的奴隶制一直依靠对外征服战争提供新的奴隶来源来维系。但对外征服终有偃旗息鼓的一天,于是奴隶来源枯竭,而奴隶主又不愿在生产技术上投入精力和财力,罗马农业衰退,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基础瘫痪。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的短缺和自耕农的破产也使罗马兵源不足,从而导致在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处于劣势。
最后,帝国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分裂的倾向。帝国独特的地理疆域,使帝国貌似强大,实则存在着分裂解体的隐患。地中海地带明显有两个中心.即以希腊文化和希腊语言占主导地位的东部和以罗马文明和拉丁语占主导地位的西部。尽管东部的经济文化比西部更加活跃,但在政治上却受制于西部。恺撒征服的高卢卢瓦河以北地区和奥古斯都征服的多瑙河地区,经济欠发达,人口不足,城市稀少,处于帝国的边疆,不仅与中心地区缺乏联系,且文明的基础也不深厚,使得这里最早被“蛮族”突破。
罗马帝国尽管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和平与黄金时代,但3世纪时还是走向了衰落,可见文明有起有落的规律。4世纪中叶,内部的隶农、奴隶和平民起义不断,外部的日耳曼民族从大肆骚扰边境直至入侵,使帝国受到极大冲击。最后被日耳曼人所颠覆,继而拉开了西欧封建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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